第一节 城镇间真实差距问题的提出

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是指一国GDP和人口在不同地区大、中、小城市（镇）和乡村的分布比例，它既是一国各类产业空间布局和人口流动的结果，同时，对各类产业空间布局的演变和人口流动的方向有着重要影响（Krugman,1991）。城镇化本质上是生产和人口在空间上重新分布的过程，城镇化过程中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是否合理，对一国城镇化的质量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Henderson,2003）。要实现提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就需要深入研究生产和人口空间合理分布问题。

从城镇化的国际经验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现快速城市化的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问题（Henderson,2002）。例如，土地面积仅1.33万平方千米的日本东京圈，2007年聚集了3562万人口，生产了日本31.8%的GDP。尽管东京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轨道交通系统，但是，每天有500万上班族从东京周边地区涌入东京市区，其中25%的人口每天通勤时间超过3小时，上下班高峰期东京地铁的拥挤程度，被人们形容为“通勤地狱”（Hirooka,2000;Yates,1990;Wolf,2012），东京的房价之高使其成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Mercer,2012）。占韩国国土面积0.6%的首尔，集中了韩国20.8%的人口、22.6%的GDP。同东京一样，首尔地区通勤交通十分拥挤，节节攀高的房价导致年轻人不能在适宜年龄结婚，交通房价问题还迫使韩国建设交通部长官秋秉直于2006年引咎辞职。目前，韩国正实施迁都计划以应对首尔的过度拥挤问题。此外，拉美国家也普遍存在生产与人口过度集中问题，过度集中使拉美大城市交通拥挤、房价过高、城市环境恶化、贫民区治安混乱（韩琦，1999）。日韩城镇化模式、拉美城镇化模式和德国大、中、小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模式具有显著的差别。日韩城镇化质量值得重新考量。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生产和人口过度集中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形成的深层机制和影响因素是什么？如何科学地判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规模是否过大？如何科学地判断并提高中国生产和人口空间分布的合理性？科学地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有助于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城镇化。

中国在城镇化实践上，尽管十分强调发展中小城镇，但北京、上海、广州等不少特大城市实际上正有意无意同时又是不由自主地走着日韩城市化的道路，其中也有很大的拉美城市化模式的成分。在这些大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越来越先进，但是，人口规模越来越大、交通越来越拥挤、房价越来越令普通居民难以承受，大学生“蚁族”越来越多，农民工市民化越来越困难，一些城市地区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然而，当一些大学生因为房价过高，想逃离“北上广”时，他们又无法在其家乡或中小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机会。

大、中、小城市和农村小城镇之间的真实差距是研究生产和人口空间合理分布的一个重要视角。北京、上海等东部特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远高于中西部大、中、小城市和东部中小城市的生活成本，一个月薪1万元的北京人的真实收入很可能低于一个月薪5000元的湖南岳阳人的真实收入。仅考虑城市名义收入的差距，不仅夸大了城镇真实差距（江小涓、李辉，2005），而且还容易导致颇有争议的政策建议。例如，忽视生活成本因素，以名义人均GDP或单位土地面积创造的名义GDP来衡量，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利用效率是最高的，一些学者据此认为，应该继续大力发展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以充分利用这些大城市的聚集经济。然而，如果考虑经生活成本调整的人均真实产出、居民人均真实收入或单位土地创造的真实产出，就很可能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

从城市经济学理论来看，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依赖于生产与人口聚集所产生的聚集经济和聚集不经济，聚集经济使大城市的厂商具有了更高的生产效率，聚集不经济主要表现为大城市过高的房价、上下班时间过长，这提高了居民生活成本。城市有效规模反映了更高生产效率和更高生活成本之间的一种平衡（Henderson,2003）。仅仅考虑城市的名义人均GDP和居民名义收入，实际上只是考虑了城市聚集经济而忽视了聚集不经济的一面。

与多数学者采用名义值比较地区发展差距不同，江小涓、李辉（2005）根据购买力平价原理，构建了中国36个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指数，发现经该生活成本指数调整的城市间真实收入差距小于名义收入差距。李实、罗楚亮（2011）采用布兰特和霍尔兹（Brandt and Holz,2006）方法，使用2002年以来各省份城乡居民CPI计算出2007年中国各省份农村和城市的相关生活费用指数。相比而言，美国关于城市生活成本指数的研究比较完善，根据库兰（Curran et al.,2006）的总结，美国城市生活成本指数可以分为两大类：以单一居住成本为基础的生活成本指数和以“一篮子”商品价格为基础的生活成本指数。如美国住房与城市建设部的FMR指数和美国商业调查协会的ACCRA生活成本指数，这些指数在互联网上可方便查到。此外，学者研究了中国小城镇的公共服务欠缺及地区差距问题（王悦荣，2010；吴晓林，2011；孔祥智等，2012；樊纲、武良成，2012），一些学者还研究了德国通过公共服务及生活条件等值化，促进大、中、小城镇和乡村协调发展的经验（叶剑平、莫晓辉，2009）。

综上所述，综合比较研究大、中、小城市经生活成本调整的真实收入、居民公共服务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对正确认识和促进中国生产和人口在大、中、小城市间的合理分布，对促进中国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