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基于“以人为本”发展理念对经济增长本质的分析

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经济增长可以促进城镇化，城镇化反过来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高质量健康的经济增长可以促进高质量的城镇化，而高质量的城镇化也可以促进长期健康的高质量经济增长。要提高中国的城镇化质量，我们就必须对经济增长的本质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 从供给结构的视角分析经济增长的本质

仅从物质财富的角度，库兹涅茨（1973）对经济增长的定义是：“经济增长是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该定义有三层含义：第一，经济增长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即国民生产总能力的提高。这里的物质产品包括产品的数量、质量和种类。第二，经济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和源泉的。第三，经济增长是以制度（政治与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和思想意识的不断调整为必要条件的。

米山（1967）认为，仅从物质财富的角度显然无法反映经济增长全部的本质内涵。在《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中，米山（1967）试图从快乐的角度来定义经济增长的本质，认为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唯一源泉和目标，人类还需要有闲暇、文化娱乐、美丽的自然风光、幽静整洁的环境，等等。

综合库兹涅茨（1973）和米山（1967）的观点，我们认为，他们都是从供给结构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本质，因为闲暇、文化娱乐、美丽的自然风光、幽静整洁的环境也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出，而且随着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闲暇、文化娱乐、美丽的自然风光、幽静整洁的人居环境对人们的重要性或曰经济价值也将不断提升。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均工作时间会显著下降，闲暇时间相应提高。例如，1950—2010年，荷兰人均工作时间由2300个小时下降到1400个小时，美国人均工作时间由1910个小时下降到1600个小时，比利时人均工作时间由2350个小时下降到1550个小时。而中国人均年工作时间达到2000—2200小时，九成行业每周工时超过40小时，过半数行业每周要加班4小时以上。[1]可见，中国的闲暇时间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除闲暇外，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还表现在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物质财富实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生态环境、人居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雾霾锁城、垃圾围城、河水变质、土质恶化、食品安全等问题严重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福祉。

综合上述分析，从供给结构的视角，我们可以给经济增长重新定义如下：一国的经济增长是给其居民提供数量和种类更多、质量更好的产品、闲暇、更加美丽的人居环境和自然风光能力的长期上升。这个定义有三个构成要素：①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产品；②质量更好的产品和美丽的人居环境；③闲暇和自然风光。

罗斯托（Rostow,1960,1971）把经济增长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阶段（汽车）、追求生活品质阶段六个阶段。在六个阶段中，第三阶段和第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

借鉴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我们可以将一国的经济增长分为三个阶段：数量型增长阶段、数量型向品质型增长转型阶段和品质型增长阶段。下面介绍数量型增长阶段和品质型增长阶段。

（一） 数量型增长阶段

数量型增长阶段是指单纯追求产品数量和种类增长的阶段，其基本特征是只追求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不关心产品的质量。在经济增长的初期，由于技术落后、生产率低下等原因，产品供给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即使是质次价高的产品也能销售出去，所以，在这个经济增长阶段，人们更为关注产品数量的增长，而忽视产品质量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就处于此类经济增长阶段，当时，日本的产品就是“低劣质量”的代名词。[2]

（二） 品质型增长阶段

品质型增长阶段（或称质量效率型增长阶段）是指追求高质量产品、人居环境和闲暇的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产品质量不断提升，自然和人居环境不断改善，人们的闲暇不断增多。和数量型增长不同，品质型经济增长的实际成果很难用GDP来全面衡量，因为闲暇和人居环境的经济价值很难用GDP来计算。雇用保姆来打扫卫生，给她支付的报酬就是在购买闲暇，购买一套海景、湖景房，高出一般房产的价格就是在购买环境。虽然环境、闲暇的经济价值难以准确衡量，但其给人带来的快乐是很大的。而且，人们越富有，对环境和闲暇需求就越大，其经济价值也越高。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优美的人居环境、闲暇等高品质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

二 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处阶段的判断

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数量型增长阶段，正处于由数量型增长阶段向品质型增长阶段的转型阶段。2015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450万辆，创全球历史新高，连续七年蝉联全球第一；2014年，中国共生产手机16亿部，占全球产量的85%。根据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的研究报告，2012年，各国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商品数量中，中国以1485种高居榜首，排名第二的德国和美国分别为707种及603种。但是，由于国际市场竞争加剧，国内需求低迷，中国不少行业产能过剩问题比较突出，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产能利用率只有78.7%,产能过剩的范围，已经从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传统产业扩展到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3]这些数据和现象表明，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数量型增长阶段。

一方面，国内产能过剩严重，很多消费品积压滞销；另一方面，消费者在国内买不到价格合适的高品质商品，不惜全球“海淘”。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2015年，中国老百姓出境旅游是1.2亿人次，在海外消费金额达到了1045亿美元，不仅是奢侈品，连电饭煲、马桶盖等一般消费品也热衷于从境外购买。其主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对国产商品质量满意度不高。产能过剩与大规模海外消费并存，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数量型向品质型增长的艰难转型之中。

近年来，中国城乡湖景房、海景房、山景房的价格与其他住房价格相比的明显溢价，说明中国居民对人居环境的需求已经日益旺盛，然而，如前所述，在闲暇、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中国对闲暇、生态环境、人居环境的供给上还存在较严重的不足。

三 对人居环境的分析

按照城市居民居住环境的空间层次，可以把人居环境分为室内环境、小区环境、片区环境和城市环境四个层面。

（一） 室内环境

人的大部分生活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良好的室内环境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和工作效率的提高。室内环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房屋结构设计是否合理、通风采光效果是否良好。合理的住房设计主要包括齐全的住房功能和良好的通风采光条件。从住房功能来看，客厅、卧室、厨房、洗手间、阳台、书房、储藏间等功能空间的数量和大小要合适，布局要合理（干湿分区、动静分区等）；从通风采光条件来看，住房户型应该南北通透，可以受到较长时间的阳光照射。

第二，室内的各种装修材料是否环保。当前，室内污染已经成为大家广泛关注的公共问题，室内污染对居住人的人体健康带来了严重伤害，而各种装修材料的甲醛、笨等化学物质超标是产生室内污染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2012年，央视记者对北京、上海和天津三大城市居室进行抽检，发现甲醛超标的比例分别为79%、82%和81%。

第三，房屋是否比较安静、是否具有较好的隔音效果。人们都追求安静的生活环境，然而，随着城市人口和车辆的增多，以及城市各种高架桥的建设，各种噪声污染日益严重。所以，住房的隔音效果就显得至关重要。良好的隔音设施能够显著降低噪声污染，保证室内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

第四，房屋是否具有足够大的面积。住房面积的大小制约着住房功能空间的数量和大小，也影响住房的舒适度，如果长期居住在狭小的空间，必然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和身体健康。

（二） 小区环境

小区环境是决定人居环境的重要一环，那么，什么样的小区环境才是好呢？

首先，要有足够多的绿地。大量的绿地不仅可以美化小区环境，而且可以改善小区空气质量，一些高株的植物还能起到降低各种噪声污染的作用。

其次，要有公共活动的空间、场所和设施。宽敞的公共活动空间、干净的活动场所和完善的娱乐、健身等设施是小区品质的重要标志。一方面，小区居民可以利用公共活动场所和各种体育休闲设施进行休闲娱、体育活动；另一方面，公共活动场所也为小区居民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有利于消除邻里之间的陌生感，打造和睦的邻里关系。

最后，整洁、有序的管理。优质的物业管理是小区环境的保障，如果缺乏有序的管理，仅靠小区居民自觉保持小区环境，小区势必会陷入脏、乱、差的境地。

（三） 片区环境

片区是比小区范围更大的区域，其由多个小区或者社区组成，例如，北京市西城区划分了七个片区来确定小升初的学校。片区环境主要是指各种居民生活配套设施是否完善，是否能够满足居民教育、医疗、购物和休闲等服务的需求。首先，片区内是否拥有完善的公共服务设施，例如，中小学校、医院、图书馆等。其次，片区内是否拥有完善商业服务设施，例如，超市、商场、菜市场等。最后，片区内是否拥有完善的休闲设施，例如，公园、体育馆、电影院等。

（四） 城市环境

城市环境主要包括城市的自然风光、空气质量以及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交通环境等人文环境。独特的自然风光是一个城市的主要标志，是一个城市重要的名片。独特的自然风光不仅包括自然形成的风光美景，例如，杭州西湖、中国香港维多利亚港等，也包括自然风光巧妙结合、交相辉映的自然人文景观，例如，巴黎埃菲尔铁塔、悉尼歌剧院、上海东方明珠等。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是城市环境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一方面，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能够提高城市的人文气息；另一方面，大学或者科研机构能够带来知识溢出作用，为城市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持。德国弗莱堡之所以成为全球著名的太阳能之城，主要是因为欧洲最大的太阳能开发利用研究机构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坐落于此，其为这座城市提供了丰富的与太阳能研究相关的人才和技术。交通环境是城市环境的第三个组成部分，主要是指城市具有较为先进的交通基础设施，具有较高的城市交通效率，居民上下班的通勤时间较短，不存在较为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在一个交通拥堵较严重的城市，各类汽车常常在拥挤的街道上缓慢前行，街道似乎成了停车场，既影响人们的心情，耽误人们的时间，又影响城市景观。

四 从更广义的视角对经济增长本质的分析

（一） 伊斯特林悖论、收入差距与居民幸福感

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研究发现，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程度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国民的平均幸福感和快乐程度并未随国家富裕水平提升而提升。这一现象称之为“伊斯特林悖论”。

伊斯特林悖论目前也开始适用于中国。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资料，1990—2000年，中国居民的平均幸福感从7.3下降到6.5（一般为1—10标度），自认为“非常幸福”的居民比例从28%下降至12%（Brockmann et al.,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的显示，2005年，72.7%的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比上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另有一项调查表明，中国人的幸福感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戴廉，2006）。[4]

对伊斯特林悖论的解释，学术界进行了不少探索，其中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理论的解释得到广泛的认同。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主观幸福感与其相对地位、相对收入和相对消费有关。这意味着收入差距扩大会导致居民幸福感和快乐程度的降低。何立新、潘春阳（2011）和汤凤林、雷鹏飞（2014）等实证研究均发现，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王鹏（2011）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0.4，当基尼系数小于0.4时，居民的幸福感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增强；但当基尼系数大于0.4时，扩大的收入差距将导致居民幸福感下降，随着收入差距的扩大，居住在城市非农业户籍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其幸福感更低。由于中国基尼系数已达0.47，所以，收入差距是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不随收入水平提高而提高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研究也发现，居民在住房消费具有重要的向上攀比性，居民住房面积与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相差越大，居民幸福感越低；如果居民的住房面积超过其亲友中住房条件较好者的住房面积，其幸福感将不受其住房面积和亲友住房面积的影响。总之，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收入差距扩大会降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范红忠、范阳，2015）。

共同富裕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长期目标，收入差距扩大也与“共同富裕”目标的背离。因此，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防止收入差距过大，不仅有助于在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快乐程度，有助于实现中国社会长期的发展目标，经济增长的本质应该包含在经济增长过程中防止出现过大的贫富差距。

（二） 婚姻、居民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增长的本质

婚姻对人的身心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享有美好婚姻并得到配偶的社会支持，能提升个体主观幸福感（Ross et al.,1990;Mastekaasa,1992;Stack and Eshleman,1998）；反之，未婚的成年人更容易从事犯罪活动，危及社会的和谐与稳定（Sampson et al.,2006）。20世纪70年代，坎贝尔（Campbell）等甚至将婚姻和家庭视为预测美国人总体幸福感的15个因素中最主要的两个因素。《小康》杂志社2012年的调查表明，收入、健康和婚姻是影响中国居民的三大因素。有关中国婚姻与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婚姻对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有正向作用，女性总体幸福感高于男性；已婚状态下，男女幸福感分布大致相同；而非婚状态（尤其是未婚）下，女性的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男性，也就是说，非婚状态下男性更容易感到沮丧和不幸福。婚姻对未婚女性的幸福感提升不显著，但对离异或丧偶状态的女性来说，有显著提高；婚姻尤其对未婚（包括同居）离异男性的幸福感水平有较大提高（陈璐、王威海，2013）。

近十年来，中国适龄青年的婚姻状况不容乐观。根据中国人口普查数据，20—29岁的青年结婚率从2000年的60.8%下降至2010年的51.4%，平均每年降幅为1个百分点。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和婚姻的国家，适龄青年不能顺利结婚，牵动着亿万家庭的神经和福祉，并引发了其他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被称为“剩男剩女”的30岁以上大龄单身青年增多、生育率下降、犯罪率上升、治安形势严峻。

经济增长与婚姻之间存在多种内在的相互影响渠道。首先，婚姻影响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快乐程度，而人民的幸福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追求经济增长绝不是为了降低人民的主观幸福感。从这个视角来看，经济增长不能以牺牲人民美满的婚姻为代价。相反，健康的经济增长应该能够促进人民的美满婚姻，进而从美满婚姻这一渠道增进人民的幸福感。其次，婚姻对生育率和子女教育有着重要影响，这进一步影响一国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进而影响一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

然而，从日本、韩国以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经济增长常常带来结婚率和生育率的下降，并影响这些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健康增长，还会产生一些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人口再生产难以持续、劳动力不足。

综上，在促进一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问题上，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对婚姻问题的重要影响，从提高人民幸福感这一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来看，短期的经济增长不但不能以牺牲人民美满的婚姻为代价，反而应该能够促进人民美满的婚姻。

非常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并没有重视经济增长对美满婚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经济学者对以GDP表征的物质财富的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远超过了婚姻问题。他们对经济增长对婚姻的不利影响往往视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然的。事实证明，这种忽视美满婚姻的经济增长理论与实践是有缺陷的，其结果可能导致结婚率、生育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的幸福感难以持续提升。这恰恰违背了经济增长的本质和目的。因此，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的本质必须包含美满的婚姻这一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