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结束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有了明显的降低，而出生率却一时降不下来，这就出现了全国人口的迅速增长。据1953年普查，全国人口达到601 938 035人，出生率为37‰，死亡率为17‰，自然增长率为20‰。按此增长率推算，全国人口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将达到7亿，第三个五年计划完成可超过8亿，增长速度十分可观。面对这种情形，1953年8月政务院批准了中央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和人工流产办法，指示卫生部帮助群众做好节育工作。1954年12月，中央领导同志亲自主持召开节育问题座谈会，国务院责成有关部门组织节育研究小组，对节育工作提出了若干意见。1956年9月，周恩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经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也号召“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计划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经济学家、人口学家、社会活动家，纷纷各抒己见，著书立说，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口节制主义理论。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人口节制主义的代表陈长衡、陈达、许仕廉等人便发表了几部很有影响的著作，如陈长衡的《中国人口论》、《三民主义与人口政策》，陈达的《人口问题》，许仕廉的《中国人口问题》、《人口论纲要》等。此外，吴景超、李景汉等人在人口理论方面也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出现了人口节制主义的崛起。应当指出，人口节制主义理论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很大，一些人也对马尔萨斯相当推崇，有许多观点是根本错误的。但有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如何节制人口的一些具体观点也是有价值的，不无可取之处。譬如，陈长衡主张“一枝花”至“两枝花”制：“一个儿子提心吊胆；两个儿子，锦上添花；三个儿子，到老变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无男无女赛仙家。”他从“养儿防老”的可靠角度出发，劝说人们要“一枝花”，最多“两枝花”就够了。又如，陈达先生提出的“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的主张，多少年来一直是人口理论界谈论的中心话题，影响很大。解放后，一些人看到新中国的巨大变化，接触到一些马列主义，对过去的错误观点作了纠正。如吴景超在《中国人口新论》中，公开承认过去“许多论点是错误的”，检讨了把人口多说成是中国贫穷根源的原则错误：“掩盖了反动统治阶级所制造的罪恶，迷惑了群众对于当时主要矛盾的认识，混淆了革命斗争的对象。”^[1]同时，他们也没有放弃原来的一些有益见解，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富有积极意义的节制理论。陈达先生在《节育、晚婚与新中国人口问题》^[2]中，详细地论证了节育的必要性和主要方法，他说：“节育无论对家庭生活，对国家建设以致整个民族的健康和兴旺，都有莫大的好处。”但他不赞成绝育和堕胎，而主张主要依靠晚婚。费孝通提出了人口研究要搞人口统计、人口变动、人口分析和人口政策四个方面的设想，并为付诸实现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不料，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战幕一拉开，这些人一个个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他们的人口理论也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扣上“一贯反对社会主义”、“地地道道的马尔萨斯主义”的大帽子加以彻底地否定，并随着掀起了一场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高潮。结果，这场批判在很大程度上陷入了形而上学，出现了不少片面性的论调：

其一，片面地认为只要解决了人口问题的社会原因，一切人口问题也就跟着迎刃而解了。旧中国严重的人口问题，主要是由于三大敌人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的，革命胜利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创造了条件。事实上，在建国后的短短几年里，我们便基本上消灭了失业，可以说卓有成效地解决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但是也应该看到，在城市，我们是在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采取“低工资、多就业”，即“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的办法解决就业问题的；在农村，则是采取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就是说，主要是靠改变所有制，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使人口问题暂时得到解决，要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我国人口问题，还必须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然而建国初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却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似乎革命成功了，人口问题也就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压根儿就不可能存在人口问题。

其二，在理解马克思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上，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实质，在于用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说教掩盖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转移阶级斗争的视线，为资本主义对内剥削压迫和对外侵略扩张效劳。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3]。可是我们在批判中对于它的反动实质批判得不够，却在人口数量上面做了不少文章，给人一种明显的印象是：好像马克思是主张增加人口的，是众民主义；马尔萨斯是主张减少人口的，是节制主义，并且以此作为区分两个“马家”的标准。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又是一个很能适合一般人的心理状态，很不容易消除的误解，并对我国人口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1978年第一次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有的同志还坚持说，我们控制人口增长是有计划地增长，决不是不发展人口，更不是减少人口；而新老马尔萨斯主义主张的，则是限制人口，减少人口。长期以来，我国人口学界不敢否定那个“增”字，更不敢提出停滞和减少人口的主张，这样势必就把我们的研究工作限制在人口不断增长的狭小圈子里。

其三，片面地照抄苏联的人口理论。当时我们是全面学习苏联，而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又可以在苏联那里找到现成的武器，苏联的一套人口理论便在我国广泛流传开来，占据了主导的地位。然而，实际上的情况是：苏联的国土为2230多万平方公里，50年代初期人口不足两亿，每平方公里平均不到10人，劳动力不足，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惨重，男性劳动力更加严重不足。他们的人口理论与其说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还不如说是由人口和劳动力缺乏引起的；他们鼓励人口增长，表彰“英雄母亲”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情况和苏联根本不同，经济落后自不待言，就国土而论，只相当于它的43%，就人口说来，却是它的3倍，如此怎能照搬他们的那一套“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呢！

在人口理论方面存在的这几个方面的形而上学，集中在革命胜利后人口还要不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问题上。艾奇逊把中国人口多说成是“不堪负担的压力”是根本错误的，那是由他的资产阶级立场决定的。但他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1倍”这一点，则是事实。纵观我国人口发展的历史，有两次比较大的飞跃：一次是在18-19世纪，另一次便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根据陈彩章综合各种历史资料，确认西汉时期公元2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5900多万。此后或因战争、饥荒、瘟疫，人口有所减少；或因国泰民安、生产发展，人口又有所增加。但在16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口超过这个数字的年份不很多，直到1651年全国人口还只有5300多万。当然，这些统计数字不完全可靠，因为各朝代的数字均为纳税户口，人们为了逃避口赋，常有以多报少的现象，但仍可从中看出一个大致的轮廓。清朝康熙以后取消了口赋，应该说，人口统计数字比较准确了。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全国人口突破1亿大关，80年后，到1765年全国人口翻了一番，达到2.098亿多人。再过100年又翻了一番，1868年全国人口已超过4亿，比1685年增加了3亿人，出现了第一次人口大增长。这样的增长速度要是出现在20世纪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从1830-1976年的146年间，全世界人口从10亿增加到40亿，净增30亿人；但在18、19世纪里中国人口获得如此迅速的增长，确实为世界人口发展史所罕见。追其原因，有康（熙）、雍（正）、乾（隆）国家秩序稳定说；有水稻移入，食物丰盛说；有医学进步，健康增进说，等等。尽管其说不一，但都承认中国人口在18、19世纪的巨大增长，不是由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引起的。因此，旧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不属于生产力压迫人口，而仍然属于人口压迫生产力的性质。明确了这一点，也就明确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能不能解决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口问题是一回事，是不是需要大量发展人口则是另一回事，不能因为前者就说人口再增加多少倍也不成问题。那样说，在理论上违背了人口和物质资料两种生产相适应的唯物主义原理，在实践上则埋下了人口越多越好论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