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一场大辩论

陈达、费孝通、吴景超等社会学派被打下去之后，人口节制理论并没有从此消声匿迹，因为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更加完整系统的新人口论，并由此引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旷日持久的大辩论。

马寅初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竟因一纸人口论落得如此下场，的确震动很大，对人口研究来说更是一次灾难性的摧残。其实，上百篇批判文章大同小异，说来说去是一个调子，即马寅初把人口看成了消费者，没有看到首先是一个生产者，是“见口不见手”。按照“人手论”的观点，就应该是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就越多，生产越多，积累越多，发展越快，于是乎人口越多越好。这一套“逻辑”表明，如果说第一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播下了人口越多越好论“种子”的话，那么50年代后期关于人口问题的大辩论，那颗“种子”便破土而出，从而给社会主义人口理论造成了一连串的混乱，有必要认真加以澄清。

“人口增长越快，劳动力就越多”吗？要作具体分析。第一，从长远看可能是这样，但是人口增长快首先是婴儿、儿童未成年人过多，而不是劳动力过多。据美国人口情报社最近出版的《1979年世界人口资料表》提供的材料，现在发达国家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25%，其中美国和法国为24%，英国为23%，联邦德国为21%，而我国是35%（1975年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7.4%），比起它们来高出10多个百分点。与此同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我国则大约比它们少了10个百分点。就是说，人口增长快首先增长的是未成年人消费者，这些人成长为劳动力是十五六年以后的事情。第二，要看增加的是什么样的劳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还是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劳动力。我国劳动力十分充裕，但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人只占总人口的0.5%左右，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也只占22%，还有相当数量的青壮年文盲半文盲，产生数量和质量之间的矛盾。数量虽多，但专家、教授、工程师、科学技术人员不足，并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还应注意到，人口增长过快，加大了培养费用和生活资料的需求，反过来又妨碍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加剧着人口数量和质量的矛盾。第三，从概念上说，如果各年龄组人口年龄别死亡率不变，劳动适龄人口随着出生率的增长而增长，但必须从劳动适龄人口中减去非自立人口才是劳动力数量，不应将劳动力混同于劳动适龄人口。

“劳动力越多，生产就越多”吗？不见得。如果那样的话，中国早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了。谁都知道，要想从事生产必须有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与之相结合，劳动力再多也是枉然。前面说到，我国人口发展史上有两次大幅度的急骤增长，特别是解放以后的大幅度增长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难，用外国人的话说是在经济没有起飞之前人口提前起飞了。在这种情况下，所谓“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的理论，是同历史唯物主义背道而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要求：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就是要提高生产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不但不需要大量增加劳动力，相反原有的一部分劳动力还有可能节约下来，主要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力不仅相对减少，而且大有绝对减少的趋势。历史发展到现在，早已结束了单凭劳动者的体力和手工技巧决定生产发展的时代，“劳动力越多生产越多”的理论，已经同手摇纺车一样显得古老了。

“劳动力越多，积累就越多，发展就越快”吗？不尽然。人作为劳动者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一般地说，一个人一生中创造的财富要大于他自己消费的部分，这样社会才能有积累。但人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消费者，年老退休以后又是一个纯消费者，人口越多也会因加大消费而减少积累，这也是一个事实。解放以来，安排现有劳动力就业一直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劳动力再来一个“越多越好”，岂不只有增加待业人员、增加消费和减少积累！积累多少不取决于劳动者的数量，而取决于国民收入和积累率的高低，归根结底取决于劳动生产率水平。

“积累越多是否发展就越快”？也要作一些具体分析。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但生产发展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就积累而言，不仅受积累量多少的制约，而且要受到积累的分配使用和投资效果的制约。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为24.2%，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5%，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8%，生产发展既迅速又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二五”期间积累率超过30%，积累额比“一五”增加74%，但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降4.3%，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仅增长3.8%，国民经济发展大起大落，被迫进行三年调整。“三五”和“四五”积累额和积累率也都超过“一五”很多，工农业生产发展速度却远没有“一五”时期那样快。事实说明，只要积累多就一定发展快的观点也有一定的片面性，把它同人口多中间用等号连接起来，从而得出人口越多、发展越快的结论，就更是一种形而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