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口理论研究的新阶段

“人口越多越好论”的确立和劳动力“不足”一说的产生，直接导致全国人口的盲目增长，1963年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3‰的高峰。针对这种状况，60年代初期，周恩来同志几次指出：宣传节育过去抓迟了，我们搞计划生育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根本不同，社会主义对人口没有计划是个短处。可是，由于两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影响至深，人口问题成了是非之地，敢于“惹事生非”的人不很多。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人口研究完全中断，研究机构撤销了，研究人员打散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1970年周恩来同志尖锐地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结婚的人多了，生孩子的多了，并指示要把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计划范围”。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的报告”上作了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务院也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人口研究才再被提了出来，恢复和建立了研究机构。但在“四人帮”极左路线干扰之下，理论研究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摆脱形而上学思想的束缚。

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给我国人口研究带来了新生。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和走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提出以来，形而上学的禁锢被打破了，思想解放了，目标明确了，人口研究在短时间内有相当大的突破，提出了许多过去没有提出过或者根本不敢提出的新问题，揭开了我国人口理论研究的新的一页。

（一）提出并论证了人口的不断增长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抱着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不放，把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1978年召开的全国人口理论讨论会，不少同志对此提出异议，他们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出发，主张打破人口不断增长的框框。今年以来，更多的同志发表文章，提出人口的不断增长绝不是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主要理由是：第一，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是建立在高度技术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发展主要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依靠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不存在劳动力迅速增长的必然性；第二，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民经济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人口也必须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妇女享有同男子一样的平等地位。要使广大妇女获得彻底解放，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也必须使她们摆脱沉重的家务负担，有计划地生育子女；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口再生产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高度科学文化知识的劳动者，是使全体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不是追求人口的数量。因此，人口的不断增长既不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也不是社会主义人口再生产的目的，应该坚决抛弃这个观点。

（二）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批判中的一些错误。今年，党中央决定为马寅初先生平反，为他的新人口论翻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并加了编者按，这对我国人口科学的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马老平反、恢复名誉不仅是一个人的问题，这一桩公案不彻底纠正，就无法打消从事人口研究同志心有余悸的问题，人口理论中的许多是非也无法澄清。马寅初先生从我国实际出发，从我国人口发展的实际状况出发，从社会再生产和国民经济要综合平衡的角度考察人口问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人口问题的科学方法的，是实事求是的。他提出的人口增长过快同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中心论点，以及控制人口增长的具体办法等，至今谈起来仍然觉得洗人耳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人口理论而言，除了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外，我认为对陈达、吴景超等人解放后的人口理论，也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前面提到，解放前人口节制主义者不同程度地推崇马尔萨斯人口论，是错误的。但在解放以后，他们中有的人对过去的错误观点作了自我批判；有的虽然没有作出自我批判，但也不再坚持原来的错误，对此，我们应当欢迎。学术问题应当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更应当允许人家改正错误，转变观点，对他们解放后的人口理论应当摘掉马尔萨斯主义的帽子，予以平反。

（三）提出了许多带有闯“禁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如恩格斯讲的两种生产的理论，可以理解为人类自身的生产同物质资料的生产一道，共同决定着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提示的相对人口过剩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发展规律；相对人口过剩是技术进步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也可能有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在人类发展史中不仅有同各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而且也有适用于各种社会形态的一般人口发展规律；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反动的，但其中也有若干科学成分，不能一概否定，等等。这说明，我国人口理论研究在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之后，真正开始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以崭新的姿态跨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回顾三十年来的人口研究，有正面的可贵经验，也有反面的沉痛教训，但总的说来是时断时续，几经波折，耽误了许多宝贵时间，致使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体系至今未能建立起来。人口理论是一门科学，研究这门科学一定要按照科学的客观规律办事。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就一定要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公式，对人口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作出实事求是的考察，并从这种考察中抽象出事物本来具有的、而不是人们臆造的规律来。可是建国以来关于人口理论的几次大辩论却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这条原则，有不少经验和教训。

首先，要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一定要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风。两次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都受到来自“左”的方面的干扰，有一些批判道理讲得不多，但帽子扣得不少，甚至采用实用主义的做法，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引证，把人口理论弄得七扭八歪，从根本上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和学风泛滥开来，对人口研究说来确实是一种灾难。这也就出现了一种反常的现象：三十年来在人口研究方面像样的论著不很多，而批判性的论著却比比皆是。马寅初先生说得好，他说：“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一个特殊的问题，要调查、分析和研究，要用大量的有关资料来立自己的，不能专凭教条来破别人的。”研究我国人口理论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同我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其次，对待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应当采取争鸣的方针，不能采取压服的手段。学术问题，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往往同政治有牵连，人口问题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意区分它们中间的界限。然而，以往的批判却严重混淆了这种界限，常常把学术问题搞成政治问题，其结果是大煞风景，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和影响。实践证明，在学术问题上，真理有时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对待不同的学术观点不能采取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更不能打棍子、扣帽子，用以势压人的办法把人家“制服”。须知，学术问题是不能以力“制服”的，只能以理说服，只能按照党的“双百”方针，通过讨论的办法加以解决，一时解决不了也没有关系，可以求同存异，让实践来检验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这样做，比那种主观武断地下结论要好得多。

再次，要有充分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行使监督和管理国家权利的根本保证，学术民主则是每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人员发表自己见解、繁荣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根本保证。可是，人口理论方面的两次大规模的批判，却有一个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参加批判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反批判的人却寥寥无几。是人口节制理论没有人赞成吗？不是。其实，赞成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大有人在，赞成陈达、吴景超等人解放后关于节制人口主张的也大有人在。可是由于缺乏民主，既缺乏政治民主又缺乏学术民主，竟没有什么人出来为他们的人口理论辩护。许多人敢怒不敢言，还有一些人不敢怒不敢言，眼看着正确的意见遭到批判，而错误的意见却甚嚣尘上。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充分的政治民主和学术民主，是建立科学的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原载《人口问题论丛》1979年专刊。其中为马寅初新人口论平反部分未收入。）

[1] 参见《新建设》1957年3月号。

[2] 参见《新建设》1957年5月号。

[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