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宋宁宗庆元六年，即公元1200年，是南宋后期儒学历史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三月初九（4月23日）午时，在“庆元党禁”阴霾的政治气氛中，朱熹（1130—1200，字仲晦、元晦，号晦庵）在他退隐闲居的建阳考亭（今属福建省）黯然辞世。朱子生前以他超绝的智慧与努力，奠定了自己在学术思想界中“泰山乔岳”的学术地位。^[3]这位思想巨人从历史舞台谢幕，一个“后朱子时代”自此来临。^[4]

乾道、淳熙年间（1165—1190）的诸位大儒，所谓“乾淳诸老”，除了朱熹之外，薛季宣（字士龙，号艮斋，1134—1173）、张栻（字敬夫，号南轩，1133—1180）、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1137—1181）、陆九渊（字子静，号象山，1139—1193）、陈亮（字同甫，号龙川，1143—1194）、蔡元定（字季通，号西山，1135—1198，朱子高弟），以及同为陆象山门人、号称“甬上四先生”^[5]中的两位——沈焕（字叔晦，号定川，1139—1191）、舒璘（字元质，号广平，1136—1199）已相继辞世，走进历史。时人刘光祖（字德修，号后溪，1142—1222）批评士习说：“……前辈长老，零落殆尽……后生晚进，议论无所据依，学术无所宗主……”^[6]同时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1178—1237）也说“老师宿儒，零替殆尽；后生晚辈，不见典刑”^[7]，极为精练地描述出当时的儒学情形。

在这个时代中，陆象山门人杨简（字敬仲，号慈湖，谥文元，1141—1226）因缘时会，成为最有影响的儒者。

与慈湖同时的大儒之中，仅有一位陈傅良（字君举，号止斋，1137—1207）比他年长，但他数年后即去世（先慈湖过世近二十年）。其余诸儒，年齿皆亚于慈湖。“甬上四先生”中另一位袁燮（字和叔，号絜斋，1144—1224）比他小三岁，浙东叶适 （字正则，号水心，1150—1223）小约十岁，朱门高弟黄幹（字直卿，号勉斋，1152—1221）小十余岁，陈淳（字安卿，号北溪，1159—1223）小近二十岁，蔡沈（字仲默，号九峯，1167—1230）小近三十岁，真德秀（字希元，号西山，1178—1235）、魏了翁小近四十岁，而黄震（字东发，1213—1280）、王应麟（字伯厚，号深宁，1223—1296）尤为晚辈。

清人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1705—1755）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8]宋人刘宰（字平国，号漫塘，1165—1238），^[9]关于晚宋学术曾有这样的品评：

天下学者，自张、朱、吕三先生之亡，伥伥然无所归。近时叶水心之博、杨慈湖之淳，宜为学者所仰。而水心之论，既未免悮学者于有；慈湖之论，又未免诱学者于无。非有大力量如侍郎者，孰能是正之！^[10]

漫塘倾向于朱学，以朱子学为道统所在，^[11]对慈湖、水心、鹤山三家学术的评价，并不很中肯。叶水心以博赡经史著称，所谓“悮学者于有”，“有”当是指博学于文之事，此不足为病，正是浙东经世之学所长。水心之失，在于学问无统系，与孔孟以来作为儒学精神所系的德性之学的大传统较为隔膜。近人刘咸炘说：“至于水心，则不言道体、心体，凡周程以来所讲者，皆以为不当讲，且诋斥《易传》、《中庸》，欲并周、程以来之根据而拔之……水心斤斤言学统，实不过守《诗》、《书》之粗义，朱子谓其‘涣无统纪’四字尽之矣。”^[12]漫塘评慈湖为“淳”，可谓有见，惜语焉而不详，至于“诱学者于无”，则系承朱子及其后学以陆学为禅的影响之谈，不足为训。而他寄予厚望的鹤山，亦依违于朱、陆之间，无有条贯宗旨。相较而言，在宋末三家之中，唯有慈湖一派，与儒家德性之学的精神有深切的呼应。我们从漫塘的品评中，正可看出慈湖、水心、鹤山三人，为当时最重要的儒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