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

实现社会公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价值和基本目标。马克思、恩格斯对公正问题极为关注，无论是早年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抨击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抑或是晚年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独特发展道路的探索，无不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社会真正意义上公正的执著追求。马克思一生虽然没有就社会公正问题单独撰文集中论述，但社会公正思想却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全部著述和实践活动中，构成了其思想的核心价值理念。在他的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异化”及其扬弃理论已经包含了对社会公正的强烈诉求。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方法论是阶级分析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现象（特别是异化现象）的同时，阐述了他们对于理想社会的公正设计。

“异化”概念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霍布斯和卢梭，但把“异化”作为哲学概念使用的第一个人当属费希特。在费希特看来，能动的主体——“自我”异化为作为客体的“非我”，“自我”对“非我”具有永恒的单向规定性。在费希特的启发下，黑格尔提出了他的绝对理念异化复归理论。在这一理论看来，绝对理念先于世界而存在；为了实现自身，它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又扬弃这种异化，最终在人的自我认识中完成复归，也就是绝对理念的最终实现。在批判黑格尔绝对理念异化复归理论的过程中，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王座，并提出了人的精神实质异化复归理论。在费尔巴哈看来，异化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异化，而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的异化思想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但马克思并没有以此为限，而是在揭示异化社会根源的过程中，从“宗教异化”追寻到“政治异化”，又从“政治异化”追寻到“经济（财产）异化”，并最终追寻到“劳动异化”，从而提出了他的劳动异化复归理论。

异化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公正的基本表现形式。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本质既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作为绝对理念派生和分享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费尔巴哈所认为的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的“意志、理性和情感”，而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人的本质的异化，归根到底是人的劳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对于通过劳动而占有自然界的工人来说，占有表现为异化，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16]即是说，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自觉活动，在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下异化为奴役和支配人的、与人对立的异己力量。其具体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从劳动结果看，劳动者同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指出，工人的劳动产品不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家所有，并成为资本家进一步剥削和压迫工人的手段。“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7]第二，从劳动过程看，劳动者同劳动活动相异化。按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种活动，是使人的智慧和体力获得发展的一种活动，因而是劳动者感到幸福和愉悦的活动。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所以，“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8]第三，从人自身看，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类特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说的“自由”，是指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是指人“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的能力；而“自觉”则是指人摆脱了本能冲动和肉体需要的状态以后，能在理性支配下自愿从事某种活动的心理状态。然而，异化劳动则使人的自由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第四，从人的关系来看，人与人相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劳动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指出，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与人相异化，“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对自身的关系，也都适用于人对他人、对他人的劳动和劳动对象的关系。”[19]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剖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并为消除这种不公正指明了方向。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这一逻辑路径归结为：劳动异化—私有制—阶级剥削和压迫—工人的非人生活—社会的不公正。由此，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第一次揭示了工人遭受剥削的经济根源，为无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革命准备了重要理论前提，同时也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里实现社会公正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表明，异化劳动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扬弃异化劳动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出路，这同样是马克思公正思想的重要内容。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扬弃异化劳动的途径和目标等方面进行了初步阐释。第一，扬弃异化劳动的关键是消灭私有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它也必然随着异化劳动的消亡而消亡。马克思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20]这里的“扬弃”并不是要扬弃劳动本身，而是要扬弃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扬弃异化劳动同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蒲鲁东、傅立叶、圣西门等人虽然也要求否定私有财产，但只是主张用“普遍的私有财产”去反对个别人的私有财产，企图使人人都成为私有者，没有认识私有财产的本质。所以从实质上看，他们并不是要消灭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的消灭必须从根本上进行，必须彻底铲除产生私有财产的一切社会关系。无产阶级不是以提高工人工资或保持工资水平等以实现工人物质享乐的粗俗唯物主义为目标，绝不是仅仅改变私有财产的某些外在形式，而是要实现包括工人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人的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这样才会真正实现财产占有的公平，达到人们经济地位的平等。消灭私有制之所以是扬弃异化劳动的关键，还因为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涉及人的解放和发展。对此，马克思做了这样的说明：“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就是说，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作品的感性的占有，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占有、拥有。人以一种全面的发展，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1]马克思已初步将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解放以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消灭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从而赋予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更重要的意义。第二，扬弃异化劳动的途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根源这一论断意味着，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之中，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社会从私有财产等等解放出来、从奴役制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22]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是整个社会摆脱私有制、奴役制的必由之路，全人类解放要以工人阶级解放作为政治形式，工人阶级解放包括全人类解放”。[23]这表明马克思已初步从经济学视野将劳动异化理论和社会革命学说结合起来，探讨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历史使命。马克思指出：“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人的内心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24]也就是说，为了消灭宗教异化和社会上的一切异化现象，就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这表明，马克思看到了社会物质关系对于社会精神现象的决定作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物质和精神的制约因素做了初步考虑，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远不可及的。第三，扬弃异化劳动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认为，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和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达到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就是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扬弃“劳动异化”的目的，是通过无产阶级的革命，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即实现人性的复归。他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5]这里指明，共产主义社会以扬弃劳动异化为先决条件，但共产主义并不取消私有财产和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所产生的积极成果，而是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它否定的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劳动和财富本身。同时，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人恢复了自己的类本质，由虚幻的主体转换为真实的主体、由单面的主体变为全面的主体。马克思进而指出，“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26]

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公平理念，恩格斯是这样解释的：“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这样的观念自然是非常古老的。但是现代的平等要求与此完全不同；这种平等要求更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27]恩格斯把平等的实现看做是一个过程：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即个人的特权，由私法到公法逐渐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这样，平等权利就在口头上被承认了。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平等问题仍有很大的局限。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重视人的自由的价值理念。1894年，恩格斯在答复意大利社会党人朱·卡内帕时说：“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找出一则您所期望的题词。我认为，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8]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真正的、充分化的自由，只有在高级的社会形态中才能实现。马克思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29]“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30]

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公正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础。由于历史与时代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时代的局限性，我们不能要求马克思、恩格斯说出超越历史时空的现代话语，而是应该以与时俱进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公正思想，相比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公正思想而言都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它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对我们今天的公正社会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不是以公正的理念为出发点所构造的理想中的乌托邦，而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在研究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阐发的，从而达到了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科学的公正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公正理论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实践的彻底性因而在总体上超出了同时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公正理论的所有观点，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宝贵的思想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