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移民推动着历史上重庆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首先，历次移民高潮推动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阶段性跳跃式发展。
历史上，几次大规模外来移民潮所形成的动力，直接推动了重庆城市及周边地区的几次大发展、大变化。早在汉代开发西南夷地区时，大量移民进入古代巴地，就促进了古代重庆地区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当时，来自北方的移民进入巴渝地区生产、生活，使巴地人口急剧增长，成为汉代人口繁盛之区。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时巴郡有158643户，人口708148[147]；《后汉书·郡国五》载到东汉时有户310691户，人口1086049人[148]。而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东汉永兴二年（154）更达464780户，人口1875535[149]，户数较西汉初时增加了近3倍，人口则增加了2倍多。两《汉书》所载巴郡人口应该是政府直接控制的以汉族为主的编户齐民，而不包括巴境内难以统计的西南夷少数民族。而《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载，则可能在统计方面更加全面一些。无论如何，两汉时期，巴郡人口的大量增长是无疑的。这一方面说明在两汉时巴地人口有了较大幅度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有大量移民进入巴郡。否则，单凭人口的自然增长，人口是不会发展得这么快的。大量移民进入巴地，西汉政府专门在巴郡增设新的行政单位进行管理。由于其时巴郡所增加人口主要分布在西汉水（今嘉陵江）、潜水（今渠江）一带，西汉政府就在这些地区新设垫江、安汉、充国、阆中、宕渠5县，其人口占了巴郡人口的2/3左右。这说明当时有许多移民是沿着河的两岸顺流而行，在向西向北的迁徙、发展中定居或滞留于此的。
大量移民的进入，加快了古代重庆城的发展。作为巴郡治所的江州城，就是在人口增长的推动下，不断地扩充、发展。史载秦汉时期江州为郡县治地。秦灭巴蜀以后，置巴蜀及汉中郡，分其地为11县。张仪筑江州城，为郡治所。两汉时期，随着大量人口进入巴郡，江州城区人口群集，城市也繁荣起来。东汉时期，江州之繁盛，史有所记。据《华阳国志·巴志》描写当时郡治江州大城的情形：“地势刚险，重屋累居，数有火害，又不相容，结舫水居五百余家。承三江之会，夏水涨盛，坏散颠溺，死者无数。”[150]这虽然说的是江州城的水火灾害，但也说明了当时江州城人烟稠密，沿江而居，山水相依，重屋累居，依山建筑，屋舍梯级而上的情形。一方都会，跃然纸上。从引文来看，仅在长江及嘉陵江边，就有结舫而居者五百余家，数千人口，足见两江之滨亦甚繁华。这是重庆主城区的第一次扩展。
其后，历经各代，江州城不断扩充。明清时期，随着朝廷政策鼓励湖广等地民众移民四川，各地移民，包括湖北、湖南、河南、两广、山东等省移民大量涌入重庆。《明史·食货志》称：“太祖时，徙民最多。”[151]这些移民的陆续迁入，使之后的重庆人口再次繁盛起来。故当时有人称巴、蜀地域，“大抵今日所为土著者，皆国朝（清）定鼎以后，自粤东、江右、湖南北来。其来自洪武初年麻城孝感乡者，则旧家矣”。[152]
移民的增加，进一步加快了重庆经济、文化发展，主城区继续扩大。雍正《四川通志》云：“巴县附郭，沿江为池，凿岩为城，天造地设，洵三巴之形胜也。”[153]乾隆《四川通志》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六十八丈，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之形。”[154]当时城区开九门，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共6门面临长江，临江门、千厮门2门临嘉陵江，通远1门与陆路相接。其后人口更加密集，重庆城区面积不断扩大、充实，奠定了此后600年重庆城的规模。直到20世纪20年代，重庆主城区的面貌还基本上与当年旧貌相差无几。
至清末，重庆城区工商业增多，变得更加繁华。光绪五年（1879）岁末，丁治棠经行重庆时，清晨见“沙岸人立如麻”，“商帆集万艘”[155]，很是繁荣。俞陛云光绪二十八年（1902）所见的重庆城，人口繁盛，各地商贾云集于此，所谓“居民八万户，楼台灯火，布满一山。滇越行李，江楚舟樯，争惊于其间”[156]。
重庆的第三次大发展，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京的中央政府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1939年5月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重庆成了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于是，大量国民政府的党政机关军政人员、中国东南部、中部的重要军工企业和科技、文化、艺术机构及其随同人员，大量西迁重庆，致使重庆人口激增。重庆城市的市民结构、工业基础、科技布局、文化层次都随着大量人口的涌入，发生了很大变化。例如在工业基础方面，随大量工厂内迁，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移民，奠定了近代重庆工业经济布局，工业经济在重庆经济中开始占据重要地位，初步形成重工业、轻工业等配套的工业体系。在城区建设方面，1939年5月3日、4日，日寇飞机开始对重庆狂轰滥炸，此后，日机大轰炸愈益频繁，使得设在市区的部分机关、学校、工厂及所住居民，纷纷向郊区疏散。因此，重庆郊区人口迅速增加，郊区地带畸形地繁华起来，出现了一大批人口密集的区域和集镇，如小龙坎、新桥、沙坪坝、石桥铺、歌乐山、青木关等地，与旧城一水之隔的江北、南岸等城市周边区域也得到了很大发展，这就使重庆市区面积迅速扩大。为了适应这种情况，抗战时期的重庆政府致力于改善市政建设。经过几年城市建设，“在几乎是空白的基础上，市政公用各项事业犹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供电、供水、市区道路，轮渡、公共汽车客运、房地产开发、邮政电讯、医疗机构、慈善事业、难民赈济、环境卫生、防空设施、下水道维修等，从小到大，从简单和结构单一向近现代化发展起来，速度之快，在近现代城市发展史上实为罕见”[157]。由此奠定了重庆近代城市建设的重要地位。在文化、艺术、教育方面，抗战时期各地区文化机构及其随迁人员大量涌入重庆，大批的文化、教育、科技、艺术精英也随之云集重庆。重庆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高校如国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山东大学和许多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艺术家、教育家如陶行知、晏阳初、张伯苓、喻传鉴等，大大提升了重庆科技文化水准。尽管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后，一大批文化精英随之离开重庆，但经过抗战八年的文化熏陶，重庆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多元性、开放性传统，重庆的科技、文化、艺术也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20世纪60年代国家对于西部战略大后方的“三线”建设，东部、东南部的大量军工、科技企业，以及随行人员向西部地区的内迁，再次使重庆地区云集了许多国家的重要企业、重点工程，以及大量的科学技术精英。在工厂内迁中，重庆迁建、新建了200多项大中型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使重庆的工业固定资产原值一跃而居全国第五位。这次大迁移，既是重庆工业结构得到新的调整的契机，初步完善了重庆作为现代工业城市的布局，使重庆成为长江中上游重要的工业城市；又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迎来的又一次人口迁移的高潮，由此促进了重庆人口结构的再次改变。
总而言之，在历史上，由于历次大规模移民，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教育、艺术也实现一次次飞跃式的发展，由此奠定了重庆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科技、文化、教育重镇的地位。
其次，各地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的农业、手工业、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
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的丘陵地带，境内江河纵横，土壤肥沃，矿产丰富，资源条件优越。但是在先秦时期，由于交通不便，群山逶迤，重庆地区的经济发展处于十分落后的局面。秦汉时，随着封建政府对于西南夷的开发，大量北方移民迁入巴蜀，使这一地区的农、工、商业都有了迅速的发展。
随着人口的增加，大量荒地被开辟出来，农耕地的面积大大扩充，中原地区新型的铁制农具已经在巴地推广，牛耕普遍使用，水稻在巴郡平坝地区广泛种植，农业得到了很大发展。据文献记载，当时的江州“县北有稻田，出御米”[158]，所产稻米因为质量上乘，被列为贡品。而粮食产量也大大增加，出现粮食外运的情况。在经济作物方面，秦汉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书·地理志》对巴蜀的繁荣曾经描述说：“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僮，西近邛、莋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159]
此后，巴地的农业不断发展。从东汉到隋唐，随着大量人口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定居或者滞留，重庆沿着长江及其支流两岸的土地大量开辟，农业、手工业包括经济类产业快速发展起来。例如稻米作物就在这里发展起来。《蜀中广记》卷21引《舆地纪胜》曰：“城东有东瀼水，公孙述于水滨垦稻田，因号东屯。东屯之田，可得百许顷，稻米为蜀第一。”[160]唐代杜甫寓住夔州东屯，当时也有稻田百顷。“东屯稻畦一百顷，北有涧水通青苗。晴浴狎鸥分处处，雨随神女下朝朝。”[161]自宋以后，水利设施的修建，使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南宋诗人范成大入川为官，见梁山军（今重庆梁平县）引瀑布溉田，兴奋地做诗曰：“人间只见秧田润，唤作蟠龙洞里泉。”[162]他还用竹枝词的形式描写云阳酒浓米贱的情况：“五月五日岚气开，南门竞船争看来。云安酒浓曲米贱，家家扶得醉人回。”[163]对于重庆的丰富物产，范还写了《恭州夜泊》：“草山硗确强田畴，村落熙然粟豆收。”[164]恭州（重庆）虽多山地，但却胜过田畴，可产粟豆。随着移民的增加，其他方面的生产也快速发展。例如盐业，至清代，夔州府属的“奉节、云、开、万等县……北连万顷柴山，常有各省流民一二万在彼砍柴，以供大宁盐井之用”[165]。云阳云安场制盐工人以湖北黄安籍陶、郭二姓居多，有“陶三千、郭八百”之说法[166]。
明清时期，农业经济得到了更大发展。由于外地移民人数增多，开始由平坝深入到广大山地进行农业开垦，形成汉族民众向少数民族分布区延展、推进、开发的局面[167]。这一时期，农作物种类也大大增加。有学者根据文献材料对比先秦、唐宋、明清物产，发现重庆物产结构在唐宋与前期差别不大，只是种类、数量有所增加，而明清时期重庆物产的结构和种类则均有重大变化[168]，表现在结构的不断合理，种类的不断增加。例如，当时除了传统的旱地农作物小麦、燕麦以外，包谷、红薯也大量引进与传播。光绪《奉节县志》：“包谷、洋芋、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然犹有高低土宜之异。今则栽种遍野，农民之食，全恃此矣。”[169]光绪《黔江县志》记黔江除稻谷外，“包谷有数种”，也种有甘藷（番薯，即红薯）、芋（洋芋、水芋、旱芋三种）[170]。包谷、红薯都是高产农作物，对种植的环境要求不高，重庆丘陵、山地的复种面积大大增加，成为重庆旱地农业的主角。这对于农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明清时期，经济作物也发展起来。乾隆《巴县志》卷10《物产》载当时经济作物种类繁多，产量很大，经济价值可观。例如其中蔬类就有28种，瓜类11种，果属25种，“药属、花蜀，其类甚广，难以枚举”。而麻、水果、桐籽树及各类药材等则在经济作物中占了很大比重。由于农业及经济作物的发展，人口的大量增加，重庆的不少地区出现了人多地少的情况，也引起了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道光《重庆府志》卷1《风俗》中就说道：“渝郡土宇则由狭而广，开辟尽也；人民则由寡而众，茲生繁也；土著则由富而贫，习于奢也；物产则由饶而减，竭其力也。”[171]
明清时期，重庆的工商业也快速发展。当时，大量土特产品通过重庆及峡江流域，来往于四川、陕西、两湖、福建、贵州、云南、江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三江总汇，水陆冲衢，商贾云屯，百物萃聚，不取给于土产而无不给也。”“或贩自剑南、西川、蕃藏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水牵云转，万里贸迁。”[172]一方面，由于重庆人口的大量增加，商业城市体系开始形成。重庆、合州、万县、铜梁、南川、涪州、巫山等城市已经开始形成商业网络。重庆城区作为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四川盆地东部、东南部地区的中心商业区域，起着远近货物集散的作用，《蜀中广记》称“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173]。许多货物及土特产等均由重庆城区各码头贩运至沿江各口岸，以至于重庆在粮食贩运上，每年“下楚米石数十万计”[174]。乾隆时期，重庆城的商帮已有25个，各业牙行达150多家，城内已有街巷240条。广东、浙江、福建、江西、两湖、山西、陕西等省的商贾往来频繁，商船去来如织。再如重庆远郊的铜梁县，“本地人民，粟米布帛，自为贩运……或南贾叙泸，北贾潼郡，所行货以射洪、太和镇生纸为大宗”。[175]就连远在重庆东南部的秀山，“居货成市，竞来商贾，千里奔走，为一都会。其物通行，流衍达乎江汉、河泲、淮海之乡，通有余，补不足”。[176]另一方面，在重庆地区，农村集市也开始形成网络。如直隶酉阳州“市肆既繁”，“商贾萃聚，贸迁有无”[177]。集市货物，有粮食、布匹、日常用品、生产工具、农副土特产品、药材、茶叶，等等。这些客商，大部分是明清以来移民。如当时峡江沿岸的大宁县商贾一半为客籍，巫山商贾大半客籍，城口县客商亦多为附近州县及湖广、陕西、江右之民。这说明，在明清时期，由于大量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辟，农副业的兴旺，工商业也相应地发展起来，元末明初的衰败气象一扫而光，重庆地区的经济开始复苏并且迅速发展起来，成为长江中上游及西南地区的重要都市及农副产品的生产地。
当然，由于明清时期大量移民的迁入，移民后裔人口的增加，导致土地资源的紧缺，土地也出现了过度开垦的情况。如在重庆峡江地域的巫山、奉节、云阳以及今渝东南等地，由于移民大量涌入山区腹地毁林开荒，种植玉米、洋芋、红苕等旱地作物，致使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如秀山县四郊多山，“旧时材木不可胜用”，至光绪年间“垦辟皆尽，无复丰草长林”[178]；巫山至光绪年间也是“林木多伐，少郁葱之象”[179]，此二例便是当时移民增加而造成植被破坏的缩影。
再次，各地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特色文化发展起来。
在重庆历史上，由于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浙、陕西、贵州等地移民大量涌入，使重庆形成了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局面，重庆的特色文化也发展起来。
自古以来，巴与楚、吴、越等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就很多。《华阳国志·巴志》：“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精敏轻疾。”[180]宋元明清时期，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移民定居重庆，强化了重庆地区的楚、吴、越等地的风俗。宋人苏辙经行忠州时作《竹枝歌》，描述道：“舟行千里不至楚，忽闻竹枝皆楚语。楚言啁哳安可分，江中明月多风露。”[181]指出巴渝地区与湖广两地语言、文化的近似性。尤其是峡江地区与两湖在文化风俗很多方面几乎相似。端午节本是楚地的节俗，历史上的重庆地区的很多州县与楚地一样也要过端午节。如奉节县，以屈原为夔之乡贤，故于端午节馈角黍，并龙舟竞渡，岁以为常。因此有记载认为重庆峡江地区为楚边陲，“接壤荆楚，客籍素多两湖人，风尚所习，由来久矣”[182]。明清以来，以重庆为中心的三峡各个沿江府、州，处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迁徙路线之要道，因而吸纳了较多移民，形成“夔郡土著之民少，荆楚迁居之众多，楚之风俗即夔之风俗”[183]的局面。而闽、粤移民迁居进入重庆以后，使重庆的两湖、闽、粤等地文化风俗日益蔓延，与本地习俗结合在一起。民国《大足县志》卷2《风俗》记该县“清初移民实川，来者又各从其俗，举凡婚丧时祭诸事，卒视原籍所通行者而自为风气。厥后，客居日久，婚媾互通，乃有楚人遵用粤俗及粤人遵用楚俗之变例”。[184]各地的这些移民迁居重庆，无疑会加强重庆风俗与楚、吴、越、闽等地文化风俗的融合，从而引起了重庆地方文化习俗的渐变。
近代以来，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国民政府陪都所在地，大量政府机构及军政、科技、文化人员移居重庆，其中包括许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如苏、浙、沪等地的“下江人”和鄂、湘地区的两湖人，这使楚、吴、越各地的文化风俗进一步与重庆的本地文化习俗相融合。在当时重庆一些地区和随迁人员中，源自苏、浙、沪的“下江文化”渗透到人们的生活生活之中。“下江文化”和巴渝文化相结合，使重庆城区的社会生活氛围与文化风气更加具有苏、浙、沪、楚的多元文化元素。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大“三线”建设的发展，苏、浙、楚、粤、陕、闽，也包括东北、华北地区的大量人员随迁重庆，使重庆文化习俗更加具有多元化特色。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重庆的一些内迁工厂、社区中，“下江文化”、东北习俗都还占有一定的地位，有的甚至成为“下江文化”、东北习俗的“文化孤岛”。这种各地文化习俗的融合，就使重庆的文化风气更加具有着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多元化趋向。
与重庆靠近长江沿岸的地理环境相近，重庆特有的码头文化也富有特色。在过去，长江及川江主要支流如嘉陵江、沱江、乌江流域即是粮、棉、糖、盐产区，又是重庆连接其他地方的运输纽带，也是各省移民通过长江水道进入四川、重庆地区的必经之路。长江及其支流的水路沿岸，市镇码头密聚，将沿江傍河城市串联起来，形成以重庆为枢纽的长江上游、中下游的商业贸易水运网络和客货集散地，同时也形成了一串串水陆集镇。由于过往船只众多，四面八方的客商文化风俗各异，因此这些码头逐渐形成了五方杂处、文化习俗并存的特色文化。例如重庆城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水码头，自古以来，它的建筑就与码头有密切关系。重庆老城滨江临水，沿着城墙筑有十七道城门，九开八闭，以象九宫八卦。如果我们沿着朝天门码头向长江上游数去，有翠微门、东水门、太安门、太平门、仁和门、储奇门、金紫门、凤凰门、南纪门、金汤门等11道。沿着嘉陵江向上游数去，有五道城门，即西水门、千厮门、洪崖门、临江门、定远门。重庆老城沿着长江码头一线，建起了繁华的下半城街区，过去多为过往船帮、客商、纤夫、码头工人服务，至今仍然是重庆城区的主干街道，如解放东路、解放西路、陕西路等。在很多的时候，下半城比上半城更加热闹，往来客商、船帮更多。
由于重庆拥有面临长江、嘉陵江二水交汇的交通便利，自古以来，许多沿长江水路出入重庆的四面八方的人们，都在重庆老城区商贸、歇脚、娱乐，码头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例如在码头上，常常存在袍哥等帮会组织；因为重庆码头山高水深，上下坡度大而特有的脚夫、力夫、挑夫、抬工等“下力棒棒”；有专门为各地来往的客商和船夫们休息、娱乐、吃喝、交易的各种栈房、饭店、茶馆、货铺、戏院、妓馆等；同时由于来往的各地人口太多，还有具有各地特色的会馆、同乡会等。这些往来客商，或者靠近水码头居住，为往来商旅服务的街市上的人们，就有许多是历代迁居而在重庆沿江市镇居住、谋生的移民。他们在这些地方居住、从业，各地文化习俗也由此融合进这些以码头服务业为主的市镇风俗里，使许多地方的风俗习惯在此地五方杂陈。现在我们由重庆老城区顺着长江、嘉陵江的上下游前行，还能发现许多过去曾经十分繁华的沿江码头，这些码头现在虽然已经衰败，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许多残留的遗址中看出曾经的繁华和兴旺。例如由朝天门沿着嘉陵江上行的磁器口小镇，过去就是由合川、武胜等地下到重庆的来往客贩及船夫的歇脚、交易地。磁器口小镇上的小巷、街道和店铺，都还残留着过去重庆老码头的文化痕迹。
川剧也是重庆的特色文化。明清时期，湖广等地的大量移民涌向巴蜀地区，各地声腔不同的剧种也随之而来。当时，在巴蜀地区，传统的各地剧种如高腔、昆腔、胡琴、乱弹与灯戏随着各地移民进入巴蜀，并且流行开来。为了适应不同省籍的移民人群，人们就用四川方言与各种外来戏曲同台演出，从而形成共同风格的民间戏曲，统称为川剧。在川剧中，糅合了江西“弋阳腔”的高腔表演特点；具有苏昆传统格律的四川特色的川昆；由湖北汉调发展而来的川剧的胡琴戏；由陕西秦腔传入巴蜀演变而成的轻松活泼、抒发感情的乱弹；以短小活泼，乡土风味浓郁为特色的四川民间小调灯戏。这种由各地戏曲与本地曲目杂糅而成的戏剧，就是当时盛极一时的川剧。可见，正是移民文化孕育了川剧这种特色戏剧。
大量移民的进入，使重庆的民间信仰也发生了变化。早先的重庆地区有着尚鬼信巫的风俗，宋代三峡民间仍然保持“其俗信鬼”的信仰，峡中人家因为多奉事鬼，于是家养一猪，待祭鬼才用[185]。到了明清时期，各省籍移民大量进入重庆，移民到了新环境后，出于精神上的寄托，以及利用乡土神祇联络同籍乡情，整齐人心的需要，于是将原籍的地方神祇也移到了新居地，建庙修寺，供拜神灵，形成了重庆地区多元神祇并存的局面。各省籍移民广泛建立自己家乡的神祇庙堂。如湖广籍移民建立禹王宫，主要奉祀大禹；福建籍移民建立天后宫，主要奉祀北宋福建蒲田县林氏女；江西籍移民建立万寿宫，主要奉祀晋代汝南人许真君许逊；陕西籍移民建立三元宫，主要奉祀关羽。而奉祀大禹的湖广会馆较多，据统计，明清时期的重庆，湖广会馆不少于113处，其中比较集中的如云阳29处，江津22处，万县11处，大宁6处，开县5处，长寿3处……[186]追究其原因，我们可以发现湖广家乡神祇的祭祀，与湖广地区的民众生存状况有关。湖广地区，河泽众多，洪水为患，于是湖广民众纷纷拜祀大禹，以图借此平息水患，祈求平安。移民进入重庆后，这种信仰依旧不变。加上重庆境内依然是河流纵横，水路交通发达，船运兴盛，客商往来多，为了祈求人与船的平安，湖广移民纷纷对古代治水有功的大禹王供奉祭拜，并修宫庙祭奠。于是在湖广移民人数多的地区，往往会馆、寺庙亦多，会馆、寺庙崇拜和祭祀对象，都是移民们在原家乡地方的神祇。随着湖广移民增多，湖广会馆也在沿江两岸市镇频繁出现。这反映出不同来源地之移民们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希望家乡神祇对他们多加保佑心态。
移民的大量进入重庆，亦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姓氏文化。现在重庆许多地区的姓氏，都是明清时期“湖广填四川”迁入重庆的移民家族。管维良先生认为，中国人的姓氏虽然号称“百家”，其实有上千个。而重庆本地人的姓氏最早来源于巴人，巴人有白虎与龙蛇两支。其中白虎巴人有五姓：巴、向、覃、樊、郑。龙蛇巴人有七姓：罗、朴、咎、鄂、庹、夕、龚。这12个姓的族人，可以称得上是重庆最早的真正“土著”。从春秋战国时代，大量汉人开始进入四川盆地，其宗族姓氏开始迅速增加。其后各地移民充斥巴蜀地域，百家姓氏几乎覆盖了整个巴蜀地区。现今重庆的许多区县，其姓氏几乎都来自湖广、闽、赣、浙等地。例如1994年新版《忠县志·人口》引用《忠县姓氏志》记，至1982年重庆忠县户数人口中，有明清以来迁入117个姓氏，占1982年全县总姓氏331个的35.3%[187]。再如荣昌县盘龙镇，作为一个客家人的集中居住地，客家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左右，分布在盘龙镇12个村4个社区。客家人主要集中在李、张、周、黄、颜、马、叶七个大姓。这几个大姓也是盘龙镇自明清以来最大的移民姓氏。人们通过移民姓氏，可以保留客家文化的原脉，寻根归宗，找寻自己的家族渊源，形成地域自己家乡的历史追忆。
移民也影响重庆的建筑风格，重庆一些地区的建筑风格仍然保留着各省不同的建筑审美传统。由于重庆沿江地区多雨潮湿，森林茂密，气候湿热，为了更好地保持房屋干燥，于是普遍使用干栏式建筑，多用竹木和泥作墙，即传统的竹骨泥墙。这种吊脚楼民居成为当时重庆许多城镇的主要建筑风格。明清以来，各省移民迁徙重庆，他们根据自己过去房屋建筑的经验，在民居的建筑材料方面，大量采用砖瓦结构，兼采南北民宅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使单体宅院、宅群以至集镇建设日益成熟。四合院平面住宅因此得以在巴蜀开始普及，重庆人习惯说的“天井”，就是代称四合院的俚语[188]。
另外，明清时期在重庆广泛兴起的会馆建筑，也反映了移民家乡建筑民俗的特点。在重庆江津区真武场客家聚居地中，过去有着有“九宫十八庙”之称的移民会馆公所。这些移民会馆公所中，有福建客家移民会馆天上宫、广东客家移民会馆南华宫、江西客家移民会馆万寿宫，另外有建于20世纪欧式风格民居吴泽俊住宅、建于民国时殖民式风格民居马家洋房子。这些建筑气势雄阔，结构宏伟，特别是马家洋房子更是布局精巧，组合奇特。通过这些客家移民修建的会馆和住宅，我们可以想象出当年江津区真武场的房屋建筑风格的各异，想象当时客家人对于自己原籍本土的思念之情[189]。再以建筑在重庆主城区渝中区的湖广会馆为例。湖广会馆是湖广移民根据本地建筑特点而修建的同籍会馆。该会馆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道光二十六年又加以扩建，总占地面积达8561平方米，坐北朝南，大门面对长江。会馆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气势宏伟。建筑高差有别，错落有致，梯步蜿蜒。主体建筑依中轴线排列，巍峨古朴。与北方砖石结构的建筑不同，禹王宫是南方庙宇常见的木结构悬山式小山瓦顶，其中大量使用的是木柱。据说这些木料都是移民们专门从湖广运来，其投工之多，造工之精，令人叹为观止。会馆里，大殿、戏楼雕梁画栋，粉壁彩屏，富丽堂皇。同时，湖广会馆广泛使用了封火山墙。例如禹王宫的“水”形山墙、“金”形山墙；齐安公所的龙形山墙、五花山墙等。封火山墙这种建筑形式是浙江民居、湖广民居和广东、福建的客家民居等较多使用的建筑样式。明末清初以前，在四川本地，民居很少使用封火山墙。随着湖广地区移民大量迁徙入巴蜀，封火山墙这种建筑样式也多出现于移民会馆建筑和移民的民居住宅、祠庙建筑中，显示出它们不同于巴蜀传统的建筑风格。现在会馆中，还保存有“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一副对联，反映客家先民拓荒异乡的创业艰辛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它说明，移民们的原省籍文化深深融入移民心里，也融合进了移民们的活动场所即会馆建筑之中。
总之，自古以来，各地移民迁徙重庆，使重庆的经济、文化有了很大发展。作为中国直辖市、长江上游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正是在东南西北各地移民的推动下，才有了现在的辉煌。
[1] 《尚书正义》卷9，《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6页。
[2] 《毛诗正义》卷17《大雅·公刘》，《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43页。
[3] 《毛诗正义》卷16《大雅·绵》，《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10页。
[4] 转引自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5]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页。
[6]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5版。
[7]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8] 张志良、张涛、张潜：《移民推拉力机制理论及其应用》，《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2期。
[9] 张志良等：《移民推拉力机制理论及其应用》，《中国人口科学》1997年第2期。
[10] 《晋书》卷65《王导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6页。
[11] 《李太白文集》卷25《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四库全书本。
[12]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40页。
[13]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63绍兴三年三月癸未，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4页。
[14] （宋）韩淲：《涧泉集》卷17《次韵》（其五），四库全书本；又见《全宋诗》，第52册，第32727页。
[15] 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9页。
[16] 《偏关县志》卷上《风俗》，民国刊本。转引自范玉春《移民与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页。
[17] 唐开文等：《荣昌县志》卷19，民国十六年本。
[18]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44页。
[19] 同上书，第253页。
[20] 同上书，第259页。
[21] 同上书，第252页。
[22] 《史记》卷1《高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73页。
[23] （清）欧阳直：《蜀警录》，何锐等校点：《张献忠剿四川实录》本，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198页。
[24] 唐开文等：《荣昌县志》卷19，民国十六年本。
[25] 费密：《荒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 柯劭忞等：《清史稿》卷256《周有德传附张德地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9800页。
[27] 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
[28]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户部题本》，台北：乐学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1000页。
[29] （清）常明、杨芳灿：《四川通志》卷62《食货·田赋上》，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210页。
[30] 李三谋：《清初恢复和发展四川农业的举措》，《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
[31] 《清世祖实录》卷36，中华书局1985年版。
[32] 《清世祖实录》卷67，中华书局1985年版。
[33] 《史记》卷71《樗里子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07页。
[34]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2-213页。
[35] 同上书，第239页。
[36]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77-3278页。
[37] 《史记》卷4《周本纪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69页。
[38] 《史记》卷68《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31页。
[39] 《汉书》卷28《地理志八上》，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56页。
[40] 《汉书》卷28《地理志八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54页。
[41]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225页。
[42] （宋）李焘：《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页。
[43] 《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申，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6页。
[44]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2页。
[45] 《史记》卷1《高祖本纪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3页。
[46] 《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页。
[4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48]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49]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页。
[50]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2995页。
[51]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页。
[52] （清）董诰：《全唐文》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又见《唐大诏令集》卷115。
[5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54] 同上书，第11、27页。
[55] 《史记》卷70《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82页。
[56]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7页。
[57] 《隋书》卷29《地理志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19-829页。
[58] 《宋史》卷89《地理志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226页。
[59] 《元史》卷60《地理志三》、卷63《地理志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441-1447、1552页。
[6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正月丁酉，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46页。
[61] 参见卢华语《古代重庆经济研究》，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28页。
[6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乾德三年三月，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0页。
[63] （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13《下蜀辎重百里不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395页。
[64] 明安生：《秦巴古盐道》，长江出版社2008年版。
[65] 《史记》卷129《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261-3262页。
[66] 《史记》卷69《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72页。
[67] 曾代伟主编：《巴楚民族文化圈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1页。
[68] 《太平寰宇记》卷120《涪州》：“五溪，谓酉辰巫武沅等。五溪古老，相传云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为一溪之长。”文字与《十道志》略异。
[69] 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第2247-2248页。重庆府及所属六土司户口数111854，夔州府为69178，顺庆府58793，保宁府36615，叙州府49874，龙安府9033，宁远府3838，雅州府9071，嘉定州并属县11585，潼川州并属县55135，眉州并属县20809，邛州并属县9862，泸州并属县14535。加上成都并重庆、夔州三府，四川总户数为580258。
[70]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页。
[71] 《史记》卷116《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93页。
[72]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73] 《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页。
[74]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75] 《汉书》卷1《高帝纪下》，第73页。
[76]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7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4《南中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41页。
[78] 《晋书》卷65《王导传》，第1746页。
[79] 《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8页。
[80] 谭红：《巴蜀移民史》，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131页。
[81] 《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57页。
[82] 《新五代史》卷63《前蜀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87页。
[83] 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84]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93页。
[85] （宋）阳枋：《字溪集》卷9《大宁监劝农文》，四库全书本。
[86] （元）虞集：《史母程夫人墓志铭》，《虞集全集》，第959页。又见《道园学古录》卷20。
[87] （宋）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66《何逢吉叙朝散大夫利路运判兼四川制参制》、卷157《冯巽甫墓志铭》。
[88] 《黄陂周氏族谱》卷10《跋》，转引自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第23-24页；转引自梁勇《“麻城孝感乡”：一个祖源地记忆的历史解读》，《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
[89]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8页。
[90]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顺治七年张瑃揭帖。台北：乐学书局1999年影印本，第519页。
[91] 王玉鲸等：同治增修《万县志》卷9《地理志·田赋》，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72页。
[92] 详见本书第十章《清代“湖广填四川”中的重庆大移民》（上）之第四节“移民考察”。
[93] （清）王先谦：《东华录》顺治九年，转引自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兼析“湖广填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9页。
[94] 详见本书第十章《清代“湖广填四川”中的重庆大移民》（上）之第四节“移民考察”。
[95] 详见本书第十二章《近现代重庆的移民》第二节“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与移民”。
[96]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页。
[97] 《史记》卷7《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6页。
[98] 《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1页。
[99] 《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58页。
[100] 《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8页。
[101] （清）董诰：《全唐文》卷2，第5页。
[102] 《晋书》卷10《李特载记》，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202-3203页。
[103] 《宋史》卷400《宋德之传》，第12155页。
[104]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75页。
[105] 汪受宽：《西部大开发的历史反思》（上册），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页。
[106] 《欧阳修全集》卷135《集古录跋尾》，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105页。
[107]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3《蜀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108] 《史记》卷30《平准书》，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21页。
[109] 嘉靖《云阳县志》卷下《保甲法》，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版。
[110]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111] （唐）林宝《元和姓纂》卷7，四库全书本。
[112] 《三国志》卷31《蜀书·刘二牧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869页。
[113] 《资治通鉴》卷66献帝建安十六年十二月，第2110页。
[114] 杨芳粲等修撰：《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2247页。
[115] 详见本书第九章《明代的重庆移民》第二节“明代‘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及其特点”。
[116] 郭鸿厚等：《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3《政事上·风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117] 许曾荫等：《永川县志》卷2《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70页。
[118] 王鉴清等：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7《风土志·方言》，巴蜀书社1992年影本，第48页。
[119] 《重庆晚报》2012年4月1日第7版“荣昌有个盘龙镇，大家都会说客家话”。
[120] 《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13页。
[121] 《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7页。
[122] 《史记》卷85《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512-2513页。
[123] 《汉书》卷1《高帝纪上》，第31页。
[124] 《全唐诗》卷441，第13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921页。
[125] 《全唐诗》卷365，第11册，第4110、4112页。
[126] 乾隆《夔州府志》卷7《侨寓》，故宫珍本丛刊《四川府州县志》本，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127] 《全唐诗》卷234，第7册，第2582页。
[128] 《全唐诗》卷229，第7册，第2507页。
[129] 《全唐诗》卷539，第16册，第6151页。
[130] 苏洵：《题白帝庙》，《嘉祐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3页。
[131] 《全唐诗》卷229，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497页。
[132] 《全唐诗》卷221，第7册，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335页。
[133]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34] 崔荣昌：《巴蜀语言的分化、融合与发展》，《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135]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3《政事上·风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21页。
[136] 王鉴清等：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7《方言》，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48页。
[137]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3《政事上·风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138] 寇用平等：同治《璧山县志》卷1《舆地·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277页。
[139] 许曾荫等：《永川县志》卷2《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70页。
[140] 张廷玉等：《清朝文献通考》卷2《田赋二》，第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868页。
[141]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35《户部·田赋二》，四库全书本。
[142] 王尔鉴：《巴县志》卷10《风俗》，清乾隆二十五年本。
[143] 详见《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下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69页。
[144]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2-524页。
[145] 关于重庆会馆情况，请见本书第十章第五节“巴渝移民社会”。
[146] 周勇、刘景修译编：《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1-72页。
[147] 《汉书》卷28《地理志上》，第1063页。
[148] 《后汉书·志》卷23《郡国五》，第3507页。
[149]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50] 同上。
[151] 《明史》卷77《食货志一》，第1880页。
[152] 《大邑县志·文征》所载李惺《牟氏祠堂记》，民国十九年铅印本。
[153] 《四川通志》卷3下《重庆府》，四库全书本。
[154] 《四川通志》卷24《舆地·重庆府》，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1126页。
[155] 《丁治棠纪行四种》，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
[156] 《蜀
诗记》卷下，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9页。
[157]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编：《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158]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159] 《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645页。
[160]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21《奉节县附郭》，四库全书本。
[161] 杜甫：《夔州歌十绝句》（其六），《全唐诗》卷230，第7册，第2508页。
[162]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6《蟠龙瀑布自山顶漫汗淋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163] 《范石湖集》卷16《夔州竹枝歌九首》（其一），第220页。
[164] 《范石湖集》卷19《恭州夜泊》，第268页。
[165] （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之《四川·重夔》，四部丛刊三编本，第23册，第115页。
[166] 刘卫国：《渝东盐业与三峡文化》，《盐文化研究论丛》2007年第2辑。
[167] 黎小龙等：《交通贸易与西南开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
[168] 卢华语：《古代重庆经济研究》，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209页。
[169] （清）光绪《奉节县志》卷15《物产》，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版，第286页。
[170] （清）光绪《黔江县志》卷3《物产》，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版，第333-335页。
[171] （清）道光《重庆府志》卷1《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69页。
[172] （清）乾隆《巴县志》卷10《物产》。
[173]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57《风俗记》，四库全书本。
[174] （清）乾隆《巴县志》卷3《课税》。
[175] （清）光绪《铜梁县志》卷1《地理志·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615页。
[176] （清）光绪《秀山县志》卷12《货殖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36页。
[177] （清）同治《酉阳直隶州总志》卷4《规建志·市镇》，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86页。
[178] （清）光绪《秀山县志》卷12《货殖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35页。
[179] （清）光绪《巫山县乡土志》卷3。
[180] （晋）常璩著，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卷1《巴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181] 《栾城集》卷1《竹枝歌》，《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页。
[182] 《大宁县志》卷1《地理·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影印本，第48页。
[183] （清）道光《夔州府志》卷16《风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62页。
[184] 《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3《政事上·风俗》，大众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185] （宋）马永卿：《嬾真子》卷4：“峡中人家多事鬼，家养一猪，非祭鬼不用，故于猪群中特呼乌鬼。”
[186] 张莉：《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87] 邹登顺：《论元明清三峡地区的移民对区域文化发展的影响》，《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188] 参见张莉《清代川东三峡移民与三峡民间风俗的嬗变》，《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89] 参见庞国翔《重庆江津真武场客家文化》，www.cqagri.gov.cn[2006-0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