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反”运动辨析
陈明显
“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在“三反”斗争中由中共中央发动的打击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和反盗窃经济情报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离现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历史的沉淀，为我们更客观的、更实事求是的做出评述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深感对“五反”运动很有必要作个历史考察。
一 “五反”运动的发动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五反”运动是有着紧迫的现实原因和深刻的历史原因，以及有着全党的支持和人民群众的参加，因而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群众运动和强烈的斗争气氛，也给社会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1.开展“五反”运动的现实原因。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斗争过程中发动的。它不是打击私人工商业，不是打击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打击守法的资本家，而是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这主要是反“五毒”，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被公认为是不法行为。即使在现在，也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也是应该坚决打掉的。
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不仅对恢复国民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严肃国家法制，繁荣城市工商业，铲除腐败作风等十分必要，而且对私人工商业的发展，私人企业的合法经营，守法企业的合理盈利都有重大的意义。所谓“五毒”就是一部分资本家在这五个方面的违法行为。他们为了赢取暴利，采用违法手段，即对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实施行贿，对国家实施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在加工订货中实施偷工减料，在经营中盗窃经济情报。这“五毒”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它严重地搞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破坏了市场，损坏了守法资本家的名誉，腐蚀了党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和干部，形成了社会的腐败之风，尤其在加工订货中，不法资本家采用卑鄙手段，除用“回扣”、“送礼”外，在企业中设立“外勤部”，用金钱、美女拉拢采购人员，将不合格的药品，有毒的罐头等卖给国家，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后果。这些“五毒”行为被揭发以后，引起了社会强烈的愤慨，纷纷谴责不法资本家，要求打击不法行为。
“五反”运动是在“三反”斗争过程中发动的。现在看来，中共中央在当时作出发动“五反”运动的直接原因十分简单，即在“三反”斗争中，发现了不法资本家采用不法手段获取暴利。这种不法手段，既不是商品生产的经营之道，也不是资本家的合法赢利，而是违法行为。它严重违反了《共同纲领》的规定，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规则，腐蚀了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干部，使他们走上了贪污、受贿等犯罪的道路。在揭出的贪污分子和贪污行为中，不少是与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有关，是他们拉拢腐蚀的结果。
在1951年11月东北局给中共中央的“三反”斗争报告中说：从两个月来所揭发的许多贪污材料中还可看出：一切重大贪污案件的共同特点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
12月在华北局给中共中央的“三反”斗争报告中，也指出了这个问题。鉴于党政内部的贪污往往是与不法商人勾结而来的。因此，必须注意调查奸商并发动群众检举控告不法商人的运动，对证据确凿的重大不法商人，亦应严加惩处，以便内外配合，彻底肃清贪污分子。1952年1月北京市委向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说：在“三反”运动开始后的一个星期内，就揭露出2923人的贪污受贿问题，是与1659户工商业资本家有关。资产阶级对于干部队伍的腐蚀是严重的，工商界在群众的压力下，已开始坦白并检举贪污行贿行为。不法分子主要是贿赂、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和对公家高卖低买，而最普遍的则是用“回扣”、“送礼”等方式勾引工作人员，情况十分严重。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已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十分普遍，并已发展到了公开的十分猖狂的程度。不是仅限于东北、北京等个别地区，而是天津、上海、武汉等各大城市都有，尤其是上海更为严重。这些资本家公开地说：“共产党的干部红的进来，黑的出去。”可见，要打掉这“五毒”，发动“五反”运动势在必行。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决定，发动“五反”运动。于是，中央批转了上述报告，并指出：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商业者，坦白和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特别注意在天津、青岛、上海、南京、广州、武汉、重庆、沈阳及各省省城用大力发动这一斗争。
一定要使一切与公家发生关系而有贪污、行贿、偷税、盗窃等犯法行为的私人商业者，坦白和检举其一切犯法行为。图为上海从事国际贸易行业的资本家到该行业“五反”运动委员会召开的动员会上交坦白书
2.开展“五反”运动的历史原因。
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原因，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是革命的对象，对其资产和企业采取了没收的政策，一部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欺压，因此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依靠力量之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团结和斗争相统一的政策。对他们的企业允许存在和发展。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在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对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所以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不能只团结，没有斗争；也不能只斗争，没有团结，是团结与斗争的统一。
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三年中，毛泽东曾作了这样的总结：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但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个错误，提出了调整工商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私人工商业也有了一定恢复和发展，资本家们也赚了不少钱。在这样历史条件下，一方面党内放松了警惕，另一方面一些不法资本家错误地估计形势，在1951年不法行为发展起来，而且比较普遍，不仅东北、华北的城市，华东、中南、西南各区的城市也都存在，同时也很严重，甚至触目惊心，手段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愤怒。这是资本家唯利是图本质的恶性发展，是他们把自己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在“五毒”十分普遍、严重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必然作出这样的估计：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必须进行“一场恶战”。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是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急需解决的迫切任务。
1952年1月26日在“三反”斗争进行中，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于是全国各大、中城市相继开展了“五反”运动。
二 “五反”运动的开展及其政策
“五反”运动的开展大体上都在1952年上半年。东北、华北地区开展得早和快，华东和其他各区比较晚一些，上海市是在3月开展的。“五反”运动对社会各界都有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运动的开展也十分重视，出台了指导斗争的各项政策。
1.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没有变化。
无疑，在“五反”运动中，有人把这场斗争看作为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尖锐斗争，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进攻的一场反击战。不仅要打掉这“五毒”，而且要把资产阶级打趴下，再也不敢进攻。对此，中共中央十分警惕，清楚地认识到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无论在“五反”运动前，“五反”运动中，以及“五反”运动后都不应有变化，开展“五反”运动，打掉其不法行为，而不是打击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也不是打击所有资本家，更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改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断地强调，现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不是搞社会主义，不是消灭资产阶级，更不是消灭私人工商业。1952年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一届全国委员会第34次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解放后，他们逐渐参加了人民中国的建设，并在国家的领导下，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其黑暗腐朽的一面。那就是具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本质。解放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正如天津工商界自己所检举的，常常以行贿、欺诈、谋取暴利、偷税漏税等犯法行为，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谋其少数人的私利。这种情形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任其发展下去，则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将日益受着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五反”运动开展后，即在195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在“五反”斗争中及其以后必须达到的八项目的的指示》。在指示中不仅对“五反”斗争要达到的目的更明确、更具体化，而且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工商业的政策更明确、更具体化了。这八项目的是：（1）彻底查明私营工商业的情况，以利于团结和控制资产阶级，进行国家的计划经济；（2）明确划分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界限，肃清工会中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清除资产阶级在工会中的代理人；（3）改组同业工会和工商联合会，把那些“五毒”俱全及其完全丧失威信的人们开除出这些团体的领导机关，把在“五反”中表现较好的人们吸收进来；（4）帮助民主建国会的负责人整顿民主建国会，开除那些“五毒”俱全及大失人望的人，增加一批较好的人，使之成为一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并以《共同纲领》和“五反”的原则教育资产阶级的政治团体，（5）清除“五毒”，消灭投机商业，使整个资产阶级服从国家法令，经营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在国家划定的范围内，尽量发展私营工业，逐步缩小私营商业，国家逐年增加对私营产品的包销订货计划，逐年增加对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性，重新制定私资利润额，既要使私资有利可图，又要使私资无法夺取暴利；（6）要使资本家废除后账，实行经济公开，并逐步建立工人、店员监督生产和经营制度；（7）从补偿、退赃、罚款、没收中，追回国家及人民的大部分经济损失；（8）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强党的工作。
以上八项目的中，充分地证明“五反”运动不是改变对民族资产阶级私营工商业的政策。相反，可以看出，“五反”斗争是促使民族资产阶级合法经营，促使私营企业正确发展，而绝不是打击私人企业的发展。
2.在“五反”运动中，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以保证运动的正确进行。
“五反”斗争依靠对象为工人阶级，团结对象为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打击的对象为违法的资产阶级。1952年2月7日，上海市店员举行“五反”运动代表会议。大会中途进行检举。各区店员代表将带来的检举信48096件送上主席台。这时会内会外检举信像雪片一样飞来。当场收到的和各区工会电话通知收到的检举信有23519封。图为大会会场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首先在大中城市开展“五反”斗争的指示》，同时将北京市委1月23日给中央的报告批转给各级党委，加以研究，仿照办理。在这一指示中，对“五反”斗争的各项方针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强调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
可见，“五反”斗争开展的地域，为全国一切城市，首先是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五反”斗争依靠对象为工人阶级，团结对象为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打击的对象为违法的资产阶级。“五反”斗争的内容为违法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即五个方面，其他方面不在反对之列，开展“五反”斗争在目前为配合“三反”斗争，所以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正如周总理在政协常委会34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的：“不能容许谋取暴利，而只能在国家规定的限度或议定的价格内取得合法利润；”“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者则从宽处理。人民政府所保护欢迎的是那些拥护《共同纲领》、服从政府法令的工商业家，而不是那些不受领导和限制而想自由发展、盲目生产、贪图暴利的工商业家。中国的工商业家如果按《共同纲领》的方向发展，遵守国家政策法令，服从国营经济和国家生产计划的领导，那么，他们的出路是光明的，他们不但在目前时期可以充分地发展他们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而且在将来全国转入社会主义时期也一定可以得到工作的机会，并且可以保留他们的消费财产。”
“五反”斗争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的斗争，而且也是一场关系到国家发展的政治斗争。在运动的指导上，中共中央强调要按照《共同纲领》办事，要掌握政策界限。所以，精确地划分资本家的守法和违法，合理的赢利和非法的暴利，是“五反”运动正确开展的关键。
在“五反”斗争一开始，就强调必须以《共同纲领》划线，这是唯一的标准。在《共同纲领》规定的范围内发展是合法的，离开了《共同纲领》的规定是不合法的。所以，违法与不违法对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标准，也是大家共同承认的标准，更是开展“五反”斗争的唯一标准。
上海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最多最集中的大城市。“五反”运动能不能在上海开展，并取得胜利，对全国影响极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上海的“五反”斗争极为关注和重视。中央不仅派出工作组指导，而且在时间上比其他城市晚一个月。中央强调，一定要加强领导，做好一定的准备，实行严密控制，也一再强调必须按政策办事。毛泽东指出，“五反”斗争要做到：群众拥护，市场繁荣，生产有望，税收增加。所以，要搞好“五反”斗争，首先要明确“五反”内容，强调只进行“五反”，其他的不反，不能有“六反”，一定要划清政策界限，提出斗争的目标，防止出现偏差。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很快地纠正了“五反”斗争初期出现的过激行为和混乱局面，也纠正了资产阶级中对“五反”所持的错误态度和行为。中央明确指出，“五反”斗争各地必须在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能让运动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上海的私营工商业共有16.3万户，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做了分类排队。确定保护的和打击的两部分。对打击的必须在加强领导下进行，一定要规定纪律，严密控制。毛泽东十分强调严密控制。他认为严密控制非常需要，有些城市控制不严，出了乱子。所以，上海的“五反”斗争是作了一定的准备，于1952年3月25日正式开始的。这天，全市开了动员大会，陈毅市长作了报告，详细地讲述了党的方针政策，着重讲了要防止过火的现象。这次大会后，上海的“五反”斗争开展起来了。开始前的混乱局面也消失了。“五反”斗争在上海市委统一领导下，虽然比其他城市晚了一个月，但到5月也基本上完成了。
3.在“五反”斗争中必须做到正确定案。
正确定案是“五反”斗争中贯彻政策的体现，也是“五反”斗争成败的关键。定案不正确，迟早要推倒的。所以，中共中央特别重视各大中城市的定案工作。
北京市是最早进入“五反”定案阶段的城市，也是“五反”定案做得好的城市。主要是北京市制定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办法》。1952年3月8日政务院第127次会议批准公布，供全国各地参照执行。
北京市委在1952年1月23日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报告中曾指出要在“五反”斗争中争取工商界多数的意见。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并要求各大城市在2月上旬均应进入“五反”斗争，在斗争中实行“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北京市委根据这个策略，以工商户有无违法行为、违法轻重程度、性质恶劣程度、坦白态度等情况，将私人工商户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守法半违法、严重违法、完全违法五类。将全市52587户私营工商户分类的结果是：守法户为4964户，占9.4%；基本守法户为40230户，占76.5%；半守法半违法户为5995户，占11.4%；严重违法户为937户，占1.8%；完全违法户为461户，占0.9%。受刑事处分的有42户。一般的偷税漏税和偷工减料违法所得，退赔只从1951年算起，1951年以前的不退补；其他各项所得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
上海的定案参照了北京市委作出的标准和办法。把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定为守法户。这类守法户为95%左右，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占5%左右。并且还规定，检查违法工商户不得自由派人检查，更不得随便抓人审讯。这样，上海的资本家在“五反”运动中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混乱的情况。尤其是将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荣毅仁定为完全守法户。这个“标兵”一树，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全国其他城市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根据华北、东北、华东、西北、中南五大区67个城市和西南区统计，参加“五反”运动的私人工商户共有99.97万户，定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占97%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不到3%。受到刑事处分的有1509人，为参加“五反”运动的私人工商户的0.15%。其中判处有期徒刑的为1470人，判处无期徒刑的为20人，判处死刑的为14人，判处死缓的为5人。
可见，判处死刑和死缓的共19人，是极少数；就拿受刑事处分说也只有1509人，也是少数。但他们的犯罪事实触目惊心，国法不容、人民不容，历史不容，必须受到惩处。如天津40多家私营铁工厂用废料、次料为志愿军制造17万把镐、锹，运到前线后，一用就坏，严重影响了志愿军修筑工事。又如上海大康药店经理王康年在店内设立“外勤部”，用金钱、美女等卑鄙手段，勾结和腐蚀国家干部，先后把25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用失效的药品卖给志愿军，骗取购药款三亿多元。又如武汉福华药棉厂厂长李宣进，承制志愿军的急救包，将国家那里领取的好棉花偷换成废烂棉花，志愿军用后引起感染，造成致残致死。这些事实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怒，也严重地触犯了国家的法律，人民政府加以惩处是必然的。
4.不法资本家退赔补税采取了宽大的处理办法。
正确处理不法资本家的退赔补税问题，是“五反”斗争能不能做到善始善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不法资本家十分担忧，会不会弄得倾家荡产。对此，全党也很关心，“五反”运动后私营工商业能不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中共中央先后收到薄一波、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等以及上海市委、浙江省委的报告。他们一方面汇报了当地的情况，另一面也提出了问题，希望中央作出决策。主要有：一是退赔补税的数额计算得是否确切、合理、会不会有夸大现象；二是退赔补税的时间从哪一年算起；三是退赔补税采用什么办法。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参照了各地的经验和做法，一一作了指示和规定，一直到1954年中共中央还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对“五反”的遗留问题再做一次调查处理。
北京市的办法是：根据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原则，除拒不坦白和情节特别严重者外，偷税漏税、偷工减料两项违法所得，一般只补到1951年，1951年以前的免予补退，其他各项违法所得和违法行为，一般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算起。上海的退赔补税提出采用三种办法解决，即现款退赔补税的占20%左右、退而不出转为股份的也为20%左右，其余60%左右为记账分期偿还。上海的资本家对此比较满意，接受了这个退赔补税办法。
总之，中共中央本着斗争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正确解决了退赔补税问题。特别是1954年发出指示要求再做一次调查处理后，各地又做了一次核实，也充分体现了重在教育和团结，而不是退赔罚款的精神。
三 “五反”运动的历史评价
六十多年过去了，新中国在六十多年中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一去不复返了，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开始呈现在世人面前了。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氛围中，再去考察六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五反”运动，再回到建国初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和评述“五反”运动，尤其是我，当年虽是个初中学生，但“五反”运动中某些场景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难以忘记。
1.“五反”运动的开展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没有理由否定它的必要性。
“五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开展三大政治运动的同时发动的，也是在“三反”斗争进行中发现了问题后发动的，所以“三反”、“五反”运动联系在一起是必然的。在“三反”斗争中发现了资本家的不法行为十分普遍、十分严重，有的已到了猖狂的程度，而这种不法行为，即“五毒”都是对准党政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如在上海不少资本家已公开地进行。对苏北和各地来上海的党政机关的采购人员，资本家们非常热情，把他们抢到手，第一步请吃饭、住宿、看戏；第二步为送礼、送钱、送美女；第三步签订合同。这些事资本家们忙不过来，于是设立“外勤部”，由专门人员负责进行。所以，资本家们说：“共产党的干部到上海来，红的进来黑的回去”。达到了这样程度，能不发动“五反”斗争吗？当时，中国共产党刚刚执政，所以非常警觉，看到了开展“五反”斗争的必要性。而且在开展“三反”斗争早的城市中已开始“五反”斗争了。东北局、华北局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都详细地汇报了他们开展“五反”斗争的情况。所以，“五反”运动开展没有经过很长的酝酿时间，也就是在1952年1、2月间。历史的经过也很简单：中国共产党看到了大量的党政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被“五毒”腐蚀和打倒，成为贪腐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蜕化分子。所以在开展“三反”斗争的同时必须开展“五反”斗争。
有人认为，“五反”运动严重地打击了民族资产阶级，使私人工商业发展不起来。这说法既不确切，也不符合事实。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始终没有变化，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私营工商业允许存在和发展，以及利用的政策。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来说，不是只讲团结，不讲斗争，也不是只讲斗争，不讲团结，而是团结与斗争的统一。对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鼓励存在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必须加以限制。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五反”斗争不是打击资产阶级，也不是限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而是打击资本家的不法行为。所以，受打击的只是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不法资本家。这部分不法资本家占整个资本家的3%。这怎能说打击了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呢？从历史看，这种不法行为，不仅在当时要受到打击，就是现在也应受到打击。它不仅破坏计划经济，也破坏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法则中，也绝不容许这种不法行为的存在。
为了防止扩大打击面，中共中央十分强调“五反”斗争的目的，明确提出只进行“五反”，而绝不进行“六反”“七反”，扩大范围。而且在打击不法资本家时，还要考虑到他们的历史贡献和政治态度，因而极大地缩小了打击面。特别是把基本守法户和半守法半违法户都划入守法户中，这样，各大城市的守法户都达到了97%以上。而对守法户仍是实行团结的政策。由此可见，“五反”斗争中，中央执行了依靠工人阶级，团结97%以上的守法资本家，打击不到3%的不法资本家。同时还指出，即使是不法资本家，当他们改正错误，完成退赔补税任务后，他们仍可以合法经营，仍可以成为团结对象，对他们的企业仍实行保护的政策。中共中央还强调：即使是打击，也要适可而止，不然也要发生问题。对他们打击一下后，仍可以在新的基础上讲团结。
2.“五反”运动是限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
有人认为“五反”运动严重影响了私人工商业的自由发展。这说法不仅不确切，而且是十分错误和有害的。无论在建国初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内，还是在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私人工商业的发展，都必须有利于国家利益，有利于国计民生，而绝不是所谓的“自由发展”。这种所谓的“自由发展”是根本不存在的。“五反”斗争打击的是不法行为，反对的是违犯《共同纲领》，获取暴利。合法经营和合理利润不仅在“五反”运动前和“五反”运动后都给予充分保障，而且即使在“五反”斗争进行中也是保护的，没有受到打击。
在“五反”运动初期，即在坦白检举阶段，私人工商业受到冲击，而不是打击，这是事实。因而在华北、西南等地区的城市，也包括上海市在内，出现了生产停滞、工人失业增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等情况，有的城市也十分混乱，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出现这些情况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领导不得力，政策宣传不够，甚至有的领导提出了错误的口号，因而群众中出现了过“左”、过激的行为；二是不少资本家不理解“五反”斗争性质及其政策，害怕“五反”斗争的开展，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对抗情绪严重。因而停工歇业、关门闭市时有发生，有的还跳楼自尽。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发现后十分重视，立即作出指示，要求加以解决。中央规定：各城市必须加强统一领导，不能出现无领导或半领导情况；“五反”斗争在时间上限期进行，一般为两个月；限地进行，只在大城市和一部分中等城市，小城市和乡镇不进行；退赔补税必须实事求是和放宽政策；“五反”运动后各大城市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加工订货数额，正确划分利润比例，让资本家有利可图。所以“五反”运动后全国又实施了工商业的合理调整。
1952年5月以后，全国的私人工商业又步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资本家们也开始合法经营了。从历史考察，私人工商业在“五反”斗争中受到冲击，而没有受到打击。这种冲击也只在坦白检举阶段，只有两个月左右时间。所以不能作出“五反”运动打击了私人工商业发展的结论。相反，打掉不法行为，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私人工商业的发展更健康、更合法、更迅速、规模也更大了。这不仅对国家有利，对资本家也有利。“五反”斗争后他们的市场扩大了，加工订货的项目增多了，获得的利润也更多更稳定了，出现了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不少资本家也喊出了“新民主主义万岁”的口号。
3.有人说“五反”扩大化了，这更是不符合事实的错误言论。
实事求是地说，在“五反”运动初期，即在坦白检举的阶段，各大城市或多或少地出现过扩大和过激的现象。主要表现在坦白检举的数额太大。其原因，从资本家说，他们害怕工人群众，所以说多了，说严重了；从检举上说，更有可能说多，说严重。这些都说明没有正确地贯彻“五反”运动政策。对于这些，中共中央从各地报告中，早已察觉，所以坦白检举的材料一般没有作为凭据。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的凭据，主要是来自检查阶段提供的证据。也就是由中央和地方领导的检查组在检查中查出问题为依据，在资本家承认的情况下，才能算数。但到定案阶段，各个大城市又作了多次的核查。在划分资本家守法还是违法问题上，不仅只看经济情况，而且要看政治表现，以及态度如何，最后才划定守法户还是违法户。特别是到退赔补税时，更以确凿的凭据，作出退赔补税的数额。所以，只有违法户划入守法户，这是执行宽大政策的结果，而没有将守法户划入违法户的，即使有那也在1952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后作为遗留问题处理了。
1952年5月以后，全国私人工商业又步入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资本家们也开始合法经营了。上海市“五反”运动始终贯彻“五反”结合生产的方针。私营工厂商店普遍召开了以搞好生产为中心的劳资协商会议，劳资双方具体订出了克服困难、改善经营的办法。因此，职工更加提高了生产积极性，许多工厂都提高了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图为上海私营正泰橡胶厂工人在“五反”运动后愉快地进行生产
由此可见，“五反”斗争扩大化现象是不存在的。例如，北京市运动开展比较早，进展也比较快。“五反”中的各个案件，最初由市人民法院审理，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组织了“五反”人民法庭，进行案件审理工作，市委还组织了以刘仁为主任的委员会，组织领导“五反”人民法庭工作。有专门的“五反”法庭审理定案，这就更不可能出现扩大化现象了。
各大城市都参照了北京的做法，由专门的“五反”法庭审理“五反”案件。所以在1954年中共中央又指示各地对“五反”遗留问题再做一次调查处理时，其结果只有少数案件有计算偏高，处理偏重的情况，而没有发现有搞错的案件。
总之，对“五反”作历史考察，应该作出这样的结论：“五反”斗争的开展是及时的、必要的；指导“五反”斗争的方针政策是实事求是的、正确的；“五反”斗争打击的是不法资本家的不法行为，这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私人工商业的发展都是有利的；“五反”斗争采用了群众运动方式，但都是在中央和各大城市党委领导下按计划和部署进行的，也及时地纠正了斗争中出现的问题。所以，从整个“五反”运动看，它体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私人工商业又发展又限制的政策；对不法资本家不法行为的打击也体现了又严肃又宽大的政策，也体现了开展政治斗争与发展经济相结合的原则。所以“五反”运动后私人工商业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的“五反”运动是成功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