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险学”到“显学”——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

韩信夫

一 缘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曾经指示编纂中华民国史。1956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制定“全国十二年科学规划”时，将编纂《中华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仅排列在《中国近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之后。然而这项课题还没有来得及进行，近代史研究所荣孟源研究员因提出修民国史在1957年竟被打成“右派”。从此，民国史成为中国学界的“禁区”、“险学”。

1971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出版工作会议，再度将民国史列入了全国出版计划。人民出版社社长王子野将这一任务交给了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李新。李新是中共党史专家，曾经主持编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四册，高校教材），上级将这一任务交给李新是意料中事。经过近代史所领导研究，“认为在当前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阐述中国剥削制度社会最后一个朝代（中华民国）兴亡，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由近代史所负责这项任务，也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为了慎重起见，李新决定向上级写报告，获得正式授权。

1972年8月8日，近代史研究所的报告呈请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转郭沫若院长、国务院教科组组长刘西尧，提出编纂一部书（《中华民国史》）和三部资料（《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争取五年基本完成。报告送上后很快得到批复。9月3日，国务院科教组长刘西尧批示：“搞中华民国史是江青同志的指示。这件事情是要做的。”他送给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吴庆彤，获审批同意。9月9日，刘西尧又将报告呈送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并获审批同意。

1972年9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副所长李新兼任组长，姜克夫、曲跻武为副组长，其主要成员是刚从农村“五七干校”回来的一批年轻人。李新提出“来者欢迎，去者欢送”的方针，首批报名为27人。1978年9月，中华民国史研究组改为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李新仍兼任室主任，以后分别为孙思白、李宗一、王学庄、汪朝光以及金以林继任。副主任亦有变动。研究室成员最多时为50人，名列全所第一位。

再后来，近代史研究所编纂中华民国史，列入了国家“六五”出版计划，一部书三部资料成为院所重点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1972年，近代史研究所有领导、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中华民国史研究，是新中国第一代史学工作者耕耘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她宣告了中华民国史作为独立的崭新的一门史学分支学科的诞生。李新敢冒风险，勇闯“禁区”，开拓创新，是新中国编纂中华民国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李新接受编纂中华民国史的任务时，还处于“文革”期间，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并不一致。有人对为所谓的“反面人物”树碑立传提出质疑。李新在全组会上公开表态，应当理直气壮地为反面人物立传，不管是清末皇帝、北洋军阀、蒋介石，还是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我们都要为他们树碑立传，关键是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立，对他们的功过作出评价。在所领导听取民国史组工作汇报时，也有人对编纂民国史是否会产生“两个中国”之嫌提出了问题。李新早有思想准备，提出了充分的材料依据，从中央领导的指示到学部的科学规划，认为民国历史时期早已结束，我们修民国史正当其时，只要观点正确，有关问题处理得当，就完全可以避免“两个中国”之嫌。

大陆开展民国史研究，消息传到台湾，震惊了台湾。有人惊呼：“这一事件，有如台风过境”，“如果他们的皇皇巨著数十册数百册出现在国内外的书架上，到那时我们只有被迫接受缺席审判了”。

二 一部书三部资料

一部书三部资料，基本上概括了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的课题。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华民国大事记》于1997年出版，《民国人物传》于2005年全部出齐，《中华民国史》至2002年已出版三编10册。辛亥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史》12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总共2200万字，由中华书局一次性推出。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计划始告完成。

出成果，出人才，相辅相成，30多年来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涌现了李宗一、王学庄、杨天石、耿云志、周天度、朱宗震、曾业英、白吉庵、尚明轩、刘敬坤、朱信泉、严如平、汪朝光、邓野等一批著名的民国史学家。

1.《中华民国史》

一部书三部资料，以修史为中心，辅以编资料，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先编资料作为修史的准备。资料准备工作从1972年起进行了6年，1978年编写方才开始。写书组的成员开初只有李宗一、王学庄、耿云志、杨天石四人，李宗一任组长。写书组在中共中央党校租房办公，李新坐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李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持工作。

中华民国，自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到1949年10月以前，共有38年，时间虽然短暂，但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中华民国为孙中山首创，在辛亥革命中建立，其后经历了反袁二次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国民党同共产党两次合作又两次分裂，最终为共产党所败。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只有了解昨天，才能发展今天，预见未来。今天海峡两岸和平发展来之不易，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任重道远，编写《中华民国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如何编写民国史，李新作了说明。他说：《中华民国史》“主要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落后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些力量的消灭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就构成民国史的主要内容。”

李新指出：“中华民国从兴起直到灭亡的全部历史过程，其中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成长壮大及其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但是，民国史不同于（中共）党史和革命史，民国史侧重写民国时期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历史，具体来说，就是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北洋军阀的统治、国民党的统治。开展民国史研究，编写《中华民国史》，要先占有资料，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立论公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编写一部内容翔实的信史。”

李新所言表明，这部民国史是一部断代专史，而且主要是断代政治专史，还不是断代通史。这既是本书的特点，也是由于条件所限使然。

中华书局已出版的《中华民国史》分为三编12卷15册。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包括中华民国创立时期（1905—1911年）和南京临时政府时期（1912年1月—1912年3月）；第二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8年）；第三编“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1927—1949年）。

1981年9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全一卷（上、下册，李新主编）完成。

主要执笔人：李宗一、王学庄、耿云志。中华书局1981年9月出版。该书出版后，国内史学界认为它“是一部史实翔实，立论公允，格调清新的优秀著作”，对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有所开拓。国外学史界认为，近代史所民国史的编写表明，中国史学界“准备用实事求是的历史观来研究从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到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历史姿态”，并称这种研究将会获得迅速发展。

1987—2000年，《中华民国史》第二、第三编分别问世的各卷，计有：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袁世凯统治的兴亡”（1912—1916年）上、下册，主编：李新、李宗一。著者：李宗一、曾业英、朱宗震、徐辉琪等。中华书局1987年9月出版。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皖系军阀的兴衰”（1916—1920年），主编：李新、李宗一。本卷主编：彭明、周天度，中华书局1987年9月出版。

《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和北洋军阀的覆灭”，总编李新，本卷主编杨天石。执笔人：杨天石、牛大勇、习五一、徐焰、周兴旺、张学继、任建树，中华书局1996年2月出版。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二卷上、下册“从淞沪抗战到卢沟桥事变”，总编李新，著者：周天度、郑则民、齐福霖、李义彬等，中华书局2002年9月出版。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五卷“从抗战胜利到内战爆发前后”，总编李新，汪朝光著。中华书局2000年9月。

《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国民党政权的总崩溃和中华民国时期的结束”，总编李新，著者朱宗震、陶文钊，中华书局2000年9月出版。

2003年，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主任汪朝光将尚待出版的民国史五卷（即《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三、第四卷，第三编第一、第三、第四卷）列为重点工作，力促各卷作者加快速度，终于在2010年年底全部脱稿，交中华书局付梓。《中华民国史》三编12卷15册调整为12卷，由汪朝光、曾业英、杨天石、黄道炫分别订正，汪朝光通读订正，金以林、李在全参加部分工作。其参考文献目录、人名索引、图片统一排制工作，亦分别约请有关人员担任。

在辛亥百年之际，《中华民国史》12卷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这是一部800余万字的巨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三十年磨一剑。近代史所老中青三代人的心愿得以实现，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大协作的产物，是民国史研究领域里的一座丰碑！

2.《中华民国大事记》

1972年9月，《中华民国大事记》编写组成立。该组以原近代史料编辑组姜克夫、章伯锋、刘寿林、钟碧容、罗文起、蔡静仪等人为主组建而成。老同志中还有《历史研究》编辑部张允侯、胡柏立和“工运史组”刘明逵。年轻人则有郭永才、张友坤、钟卓安、王明湘、范明礼、齐福霖、韩信夫。章伯锋为第一任组长，离任后由韩信夫继任。姜克夫以民国史组副组长分管大事记组工作。小组成员16人。

编纂民国大事记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编征求意见稿，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即“丛稿本”大事记）的书名，在中华书局出版；第二阶段，再根据“丛稿本”及各方意见加以修订，分册出版《中华民国大事记》。

《中华民国大事记》起止时间：1905—1949年，共44年，而以1905—1911年为序编，记叙孙中山领导同盟会为创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历程。1912—1949年为正编，分别记叙南京临时政府、北京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的大事和要事。《中华民国大事记》是民国编年史著作，如何编纂民国大事记，对于组内多数成员而言，都是面临的新课题。李新撰写的《编写〈中华民国大事记〉的要求》明确规定，这部大事记是供人查考的参考资料书。同时提出“观点正确，内容充实，材料准确，文字简明”的总体要求，以及“大事突出，要事不漏”的取材方针。在编纂过程中，该组根据李新制订的方针和要求，注意总结经验，探索大事记的规律，用以推动工作。为此，编写了《〈中华民国大事记〉主要条目的分类及举例》，将大事记诸条目分为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天灾六大类，细目117项，典型条目167条，编就之后，印发组内参照。

为贯彻“大事记”的编写方针和要求，提高大事记的学术水平，还采取了如下做法：

第一，放宽字数。由原计划每年2万字写，放宽为4万字，进而放宽为10万、20万乃至30万字，最多的一年是1937年，用了35万字。放宽字数是逐步实现的，因各年情况并不相同，字数不作统一规定。放宽字数使一本原计划不足百万字的普通大事记，成为一部多卷本的、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巨著。

第二，坚持查阅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系统地查阅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如：《申报》、《时报》、《民国日报》、《中央日报》、《新华日报》等民国著名报纸，是大事记的主要材料来源；还有《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等重要刊物，也多有取材。系统查阅民国报纸是这部大事记的特点之一。通过查阅报纸，获得了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第三，开展专题研究，民国大事记由大事和要事两部分组成，而以大事为主干。大事记是持续时间较长影响较大的事件。“大事突出”，就是要把每年的重大事件的全过程，包括事件发生的背景、原因、经过、影响等，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出来。编写时要求将每年的大事列为若干专题，逐一进行研究，使大事记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一般地抄抄写写的资料汇总，这是这部大事记的又一特点。开展专题研究，要在查阅报刊之外，开辟新的材料来源，挖掘新材料，进行认真核实考订，并用新的材料取代过时的旧材料。

第四，坚持已定体例。《中华民国大事记》以反映民国时期政府的活动为中心内容，但在实际编写工作中曾出现过偏离体例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存在于抗日战争各事件的编写过程中。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当突出正面（中共），着重反映中共领导的抗日游击战。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编写1938年大事记，关于影响较大的国军“台儿庄大战”的条目仅列了7条，而同期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则有17条。主事者发现问题后经过统一思想，对“台儿庄大战”开展了专题研究，使条目达到了31条，突出了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之后，编写组以1938年为例，对抗战时期的初稿凡有偏离体例者，均进行了认真修改，最终使民国大事记体例得以统一。

第五，建立审稿制度。由姜克夫、王述曾（全国政协文史专员、近代史研究所特约编审）、吴以群、韩信夫四人组成审稿小组，共同审稿，韩信夫负责签发。组内拟订了《关于修订〈中华民国大事记〉编辑技术的处理办法》，凡33条，划分编者和审稿人的责任，供组内参照执行。

1986年开始修订“丛稿本”大事记，到1993年前后共修订了17辑。1995年3月，修订“大事记”工作全面启动，在室主任王学庄支持下，全室动员，审订“丛稿本”大事记，编写尚未出版的大事记。两年之内，修订工作结束。1997年2月，由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王述曾校阅的《中华民国大事记》五册39卷，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大事记》出版后，为纪念辛亥百年，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决定将《中华民国大事记》进行修订，这项目工作于2009年9月开始进行，韩信夫负责。分工如下：韩信夫负责1905—1929年和1934—1936年；江绍贞负责1930—1933年；齐福霖负责1937—1943年；孙思源负责1944—1949年。全部修订文稿通读订正由韩信夫负责。此次修订，改正了所发现的错误，删除了若干条目，调整了条目顺序，增补了新条目。经过修订《中华民国大事记》更名为《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原书五册39卷改为五册12卷。

3.《中华民国人物传》

《中华民国人物传》，是《中华民国人物志》的一个子项目。“人物志”分为三部分：其一为《人物传记》，约选择了1000人，每人平均3000字；其二为《人名辞典》，约选择了4000人，每人平均一二百字；其三为《人物表》。因为种种原因，后两项未完成，编写组全体人员集中力量，全力以赴，编纂《中华民国人物传》。

人物传记组有成员：李宗一、耿云志、朱信泉、尚明轩、张振鹤、黄德昭、周天度、闻少华、沈庆生、宗志文、郑则民、江绍贞、严如平、王岐山、白吉庵、熊尚厚、娄献阁、陈民18人，朱信泉组长。

民国传记选采的人物限于1905年“同盟会”创立至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结束，共44年的著名人物。

民国传记选采的人物范围为：

一，清末（1905年以后）统治阶级中的重要人物；

二，1905以后重要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同盟会”革命活动中牺牲的烈士；

三，1905年以后人民自发反帝反清斗争中著名的领袖和烈士；

四，1905年以后改良派的重要人物；

五，民国成立后，各主要党派、政治团体的首领和主要活跃人物；

六，历届国会和相当于“国会”的各种代表会议（如都督府代表联合会、蒋介石的国民代表大会等）的议长、副议长（或主席、副主席）和重要议员（或代表）；

七，北洋政府首脑及总理全部列入，各部总长、次长重要者列入，各省、区、地方的都督（或将军、督军、督理、督办）都统和省长亦择其重要者列入；

八，“护国”、“护法”和国民政府时期、南京各届政府中的首脑及重要的部长、军长、师长；

九，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间自发斗争的著名人物；

十，国民政府首脑全部列入，院长、部长和省市的省长、市长之重要者；军人限于与重大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的集团军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特务机关中的主要头目；

十一，南京国民党时期的反对派政府（如“两广政府”、“福建政府”）中的重要人物；

十二，伪满洲国等六个傀儡政权中臭名昭著的汉奸；

十三，在中国直接从事侵略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主要的“外国顾问”；

十四，中国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

十五，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知名人士；

十六，少数民族著名人物、宗教界知名人士、华侨知名人士；

十七，著名的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

依据上述民国人物选采范围，编写组拟出了《中华民国人物传》名单，共计1116人。

李新为编写民国人物传制定了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占有材料，认真进行研究；二，用叙述文，通过具体事实表现传主的生平，不作过多的评论；三，真实可信，事实确实无误，凡有疑问者，可不写或存疑；四，反映传主的全貌而又有重点与特点，有详有略；五，用白话文，文字力求简练，引文注明出处。

从1972年9月开始，民国传记组的同仁经过一年的努力，于1973年12月编写完成人物传第一辑，中华书局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书名出版了内部征求意见稿。至1988年，共出版“丛稿本”人物传23辑。

《中华民国人物传》本应有一篇重要人物蒋介石传，原约请荣孟源撰写，被婉拒（荣是《蒋家王朝》一的作者）。于是决定由传记组宗志文、严如平、郑则民三人承担。1986年11月一位中央领导人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批示指出，最近在一些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对蒋介石评价的思想混乱，指示社科院选派对蒋介石素有研究、思想正确的专家到北大、清华作专题报告，并将讲稿内部印发各大学传达、学习，或者近代史专家撰文论述，对蒋介石作出正确评价。社科院领导将批示交给近代史所领导“尽快落实下来”。

在主编李新直接领导下，宗、严、郑三人终于撰成长达4万字的蒋介石传，于1988年刊登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第23辑上。这篇《蒋介石传》可以说是大陆第一次以近于官方的立场比较全面客观地叙述蒋氏一生的文章，虽是“内部征求意见稿”，新闻媒体还是做了报道。

1978年8月，《民国人物传》第一卷由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8月，《民国人物传》第二卷出版。前两卷由李新、孙思白主编。从第三卷起，《民国人物传》主编改由宗志文、朱信泉、严如平轮流担任。第八卷起，熊尚厚、娄献阁加入主编。至2005年9月，原计划编纂的12卷《民国人物传》全部出齐。共收入传记861篇，约380万字。

《民国人物传》自公开出版以来，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2003年，获近代史研究所颁发的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科院二等奖。

在《民国人物传》全部出版后，很快进入全面修订和增补阶段。这项任务被列入中国社科院和近代史所的重点课题，民国史研究室赵利栋为负责人。原先主持民国人物传的朱信泉、严如平诸人继续参加修订、增补工作。传记的原编者各自提供修订稿，也有一些新作者提供了增补传记稿。《民国人物传》原有文稿的修订由朱信泉、赵利栋通读审订。全书清样由赵利栋审阅校订。经过修订、增补后，《民国人物传》（12卷），更名为《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八卷），共收录传记900余篇，约计600万字。

4.《中华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专题资料）》

专题资料小组同大事记、人物传两个小组同时成立于1972年9月，由民国史研究组副组长曲跻武兼组长。小组成员有王晶尧、王学庄、蒋在椿、张侠、杨天石、夏良才、曾业英、徐辉琪、朱宗震、陈文桂、王仲源、杨光辉等。1978年，民国史正式开始编写，专题资料小组成员亦参加编撰，专题资料工作结束。

专题资料小组如何开展工作，小组成立之初并无计划，只有一个基本要求，即是搜集相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原始资料，汇成专题后写一简介。至于如何确定选题，如何编辑专题，则提倡各人自行摸索，先编一两个专题，再定其他选题。

经过4年的努力，专题资料第一辑于1976年11月在不定期出版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上发表。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是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其宗旨是为了组织协作，征求意见，反映工作进展情况。“丛稿”由民国史研究组（室）编印，中华书局出版，全国发行。“丛稿”最初刊登的是大事记和人物传两种资料，出版后一方面报上级送审，另一方面内部发行，作为教学研究参考。“丛稿”发行范围相当广泛，在20世纪80年代，最高发行量多达万份以上。“丛稿”刊登的资料，除本研究所参与选辑外，还有外面的协作单位人员的参与。“丛稿”种类分大事记、人物传、专题资料，以及“增刊”（5种）、“特刊”（2辑）、“电稿”（6辑）、“密信”（1辑）。最多的一种是“译稿”（19种），计44辑：“民国名人辞典”12辑，民初至抗战的军事史料26辑，其他6辑。

专题资料第一辑刊登《中国社会党》、《中国社会工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文学研究会》4个专题资料。第二辑刊登的《清末新军编练沿革》，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所藏清廷档案及近代研究所藏清廷档案，也选登清末一些官吏的奏议及《清朝续文献通考》等书刊资料。本辑档案及有关资料大多数为第一次同读者见面。第三辑《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来往电稿》；第四辑《长城抗战》；第五辑《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

此外，《民初政争二次革命》（上、下册）、《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公开发行，亦是“专题资料”的选题。

1987年7月至1995年6月，《民国军事史略稿》（四卷六册，姜克夫编著），亦是以“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名义，由中华书局出版公开发行。

1979年2月，专题资料组曾拟定《中华民国史资料》（初稿），在“编辑例言”10项中，第四项“内容”规定有三个方面要求：

1.重大历史资料必须收入，如政治革命、政局变动、外交关系、条约签订、群众运动、军事战役、经济风潮以及思想论战等；

2.重要的政党、社团、机关、工矿企业、银行、学校、医院、报刊、出版社等要收入；

3.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领域中的重大问题或方面等要收入。

专题资料选题“目录”中拟定选题565个，其中，政治161个；军事85个；经济200个；文化89个；综合30个。很可惜，这些选题由于内容过于庞大且复杂，非短期可以完成，加之人力有限，随着专题资料收集工作的结束，很遗憾，绝大部分选题未能付诸实现。

三 整个近代史研究的“热点”课题

如今，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早已超出了“一部书、三部资料”的范围，近代史研究所有近代政治史研究室、近代经济史研究室、近代文化史研究室、近代思想史研究室、革命史研究室、民国史研究室、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室、台湾史研究室、史学理论研究室、近代史资料编译室10个研究室和《近代史研究》、《抗日战争研究》杂志两个编辑部，全所研究人员中，在职87人，离退休98人，共计185人。全所不同程度介入民国史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职71人，离退84人，占在职研究人员的80%、离退休85%。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史研究成果，计有专著132部、编纂105种、译著22种，总计259部种，所发表的论文还未计入其中。

民国史专著，涉及民国时期方方面面，有民国断代、民初政局、北洋军阀统治、抗日战争、民国思想史、民国教育、民国社会、国共关系、农民问题、台湾问题、华侨问题、中外关系等。诸如《蒋家王朝》、《蒋家王朝1：民国兴衰》、《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揭开民国历史真相》（七卷本）、《民国史谈》、《国民政府史话》、《民初政坛风云》、《皖系军阀与日本》、《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长城抗战》、《炮火下的觉醒——卢沟桥事变》、《鏖兵台儿庄》、《日伪统治时期的华北农村》、《日军在华经济统制掠夺史》、《日本对华北劳工掠夺史》、《民国思想史》、《民国思想家论》、《新生命研究》；《强权与民声——民初十年社会透视》、《民国大众婚丧嫁娶》、《抗日战争与中国知识分子——西南联合大学的抗战轨迹》、《联合政府与一党专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政争》、《国民党与农民问题》、《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二二八事件实录》、《华侨史话》、《抗战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抗日战争初期的远东国际》、《民国时期中苏关系史》（1917—1949，上、中、下册）、《中苏关系（1917—1926）》、《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1919年至1922年间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西方使节与蒋介石政权》等。

民国人物研究的成果亦很丰硕，是整个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的一大亮点。计有《孙中山传》、《袁世凯全传》、《蒋介石传稿》、《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寻找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Ⅰ）（Ⅱ）、《何香凝传》、《廖仲恺传》、《宋庆龄传》、《梁启超传》、《蔡元培传》、《严复学术思想评传》、《周震鳞传》、《柏文蔚传》、《伍廷芳评传》、《李宗仁大传》、《何应钦大传》、《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章士钊传》、《曹汝霖传》、《覃振传》、《铁军名将陈铭枢传》、《和谈将军张治中传》、《书生从政——翁文灏》、《张君劢传》、《胡适评传》、《梁漱溟评传》、《梁漱溟与现代儒学》、《蒋梦麟传》、《张东荪传》、《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狂土怪杰：辜鸿铭别传》、《沈钧儒传》、《史良传》、《闻一多传》、《李公朴传》、《梨国宗师——梅兰芳》、《梅兰芳的梅风兰韵》、《百年家族：谭鑫培》、《博美精新——李少春传》、《汪精卫传》、《陈公博传》、《周佛海评传》等38人的传记。

编纂。近代史研究所自建立起，一向重视史料的搜集与整理，因而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的。这一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良好学风，在民国史研究中得到了发扬，并有所建树。兹分类记叙如下：

——重大事件。《辛亥革命史料集》、《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3卷）、《北洋陆军史料》、《白朗起义》、《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史料全编》（1915—1923年）、《北洋军阀》（1912—1928年）（1—6卷）、《皖南事变资料选》、《抗日战争》（7卷11册）、《日军侵华暴行实录》、《日军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一：战时中国各地区》、《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三：战时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下册）、《国民党改组派资料选编》、《民主党派资料》、《救国会史料集》、《南社史长编》等。

——名人文集。《孙中山选辑》、《孙中山全集》（1—11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墨宝》（影印本10册）、《双清文集》（上卷廖仲恺集、下卷何香凝集）、《蒋介石家书文墨选录》、《梁启超文选》、《章太炎讲演集》、《伍廷芳集》、《蔡松坡集》、《李烈钧集》、《章士钊全集》、《张国淦全集》（6册）、《邓演达文集》、《柳亚子集》、《胡适全集》、《梁漱溟全集》、《胡适遗稿及私人书信集》等。

——名人日记。《黄炎培日记》（1—10卷）、《吴虞日记》（上、下册）、《白坚武日记》。

——名人年谱。《孙中山年谱》、《宋庆龄年谱长编》（上、下册）、《翁文灏年谱》、《胡适年谱》、《丁文江年谱》、《闻一多年谱长编》。

——名人传记。《民国著名人物传》（1—4卷）、《辛亥革命时期历史人物》。

——回忆录。《回忆冯玉祥将军》。

——期刊介绍。《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五四时期期刊介绍》、《抗战时期期刊介绍》。

——专辑、丛刊。《张弼士研究专集》、《胡适研究丛刊》（1—3辑）。

——工具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中华民国史》、《20世纪中国大事典》（1900—1949年）、《近代来华外国人名辞典》、《外国来华工商业辞典》、《中国全鉴》（1900、1949年）（6卷本）。

译著。近代史研究所曾经设有翻译室，先后有英、德、日、俄文翻译人员10人，在该室和全所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翻译了一批民国史著作，主要有：《剑桥中华民国史》、《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的中华民国》、《中国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日本外交文书选译——辛亥革命》、《清帝逊位与列强》、《五四运动史》、《中国国民革命军与北伐》、《江浙财团与国民政府》、《1927至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状况》、《日军侵华内幕》、《马歇尔使华》、《孙中山与中国革命》（上、下册）、《蒋介石与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与蒋经国》、《冯玉祥的一生》、《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民国初年政坛秘闻》等。

四 民国史研究走向全国

李新曾经说过，研究民国史要组织协作，计划在编史过程中召开一次全国协作会议，邀请有关的一些大学及研究单位派人参加。由于各种原因，协作会议未开成，但“一部书三部资料”编纂过程中，还是开展了广泛协作。“大事记”曾将“抗战八年”这部分交由北京、西安地区的高等院校相关人员编纂。“人物传”的协作人数更是多达百余人。一部三编12卷15册的《中华民国史》有5卷是由近代史研究所以外单位承担的。因而，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的成果，也有全国各有关单位专家学者的功劳。伴随协作而来的是将民国史研究推向了全国。

1982年春，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开展1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理论部约请本所民国史研究室合作，在该报开辟“学点民国史”专栏。专栏文章由近代史所供稿，撰稿人以本所为主，也有外单位专家学者参加。从武昌起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崩溃，共选取了55个专题，对民国时期的重大事件做了简要阐述。文章刊登的时间从1982年6月18日至1983年9月30日，持续了1年3个月。这是向读者普及民国史知识的一次尝试，每篇文章两三千字，力求深入浅出，文字简明。文章发表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有的文章还受到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的好评和推荐。应读者的要求，所发表的文章汇编成《学点民国史》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

2002年8月21—23日，近代史研究所为纪念本所开展民国史研究30周年，邀请澳门“中西创新学院”和美国“黄兴基金会”在北京共同主办“中华民国（1912—1949）”国际学术讨论会。海内外130位专家学者与会，共襄盛举。大会收到论文90篇，讨论的问题涉及民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以及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诸多方面。国内民国史讨论会开过多次，近代史所虽只举行过这一次，但这次讨论会所收论文，普遍重视运用新材料，采用新方法、新视野，扩大新领域，进行新探索，对推动全国民国史研究向前进一步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2012年，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进入了40个年头。如同一个人一样，她已由幼年步入到了中年。“四十而不惑”，即已到不惑之年。40年的风雨历程，令人感慨万千。在近代史研究所的带领下，南京大学建立了“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华东、中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纷纷开展民国史研究，并且取得了丰硕成果。民国史研究走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走向了全国。回想“文革”期间，民国史研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今天已是风风光光，一片坦途。民国史已由“险学”成为“显学”！

（韩信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