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研究回顾
袁靖
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将近50年的历程。近50年来，动物考古学研究从周本雄先生一个人的研究开始，发展到现在由袁靖、李志鹏、吕鹏和杨梦菲四名研究人员组成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研究室和国家文物局动植物考古重点科研基地。这个发展过程，步履维艰，来之不易。回顾并认真总结这段历史，是我们能够更好地前进的保证之一，这里分别叙述如下。
一
20世纪60年代，周本雄先生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由此拉开了考古研究所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序幕。周先生是20世纪90年代退休的，在30年里，周先生为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具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周本雄先生对多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过研究，发表了16篇研究报告和鉴定报告。地点涉及黑龙江、河北、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地，时间则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汉代。动物遗存的研究报告和鉴定报告是动物考古学的基础工作，是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在周本雄先生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正式发表的动物考古学研究报告和鉴定报告数量不多，这和当时参与研究的人员太少有关。正因为如此，周本雄先生发表的这些报告就更显得弥足珍贵，意义深远。
其二，鉴于动物考古学研究在当时属于考古学研究中的新兴研究领域，因此，除鉴定动物遗存和发表研究报告外，周本雄先生还撰文对动物考古学研究进行介绍。如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和《考古工作手册》上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作用及采集和研究方法作了简明扼要的阐述。他通过对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骨骼的归纳，认为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家养动物是鸡、狗和猪，南方是狗、猪和水牛，此外，马和羊也已普遍饲养，对中国古代家养动物的起源和特征也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一门学科的建立不能单单地依存研究报告，理论的建树是必不可少的。周先生以他的实际行动为此做出了贡献，他的研究在当时虽然不能说是单打独斗，但是，在那一代人中，若论自始至终坚持，从理论到实践都有贡献的学者，周先生作为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其三，周本雄先生除了在国内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以外，还走出国门，在世界学术舞台上宣传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我们现在已经很习惯走向世界了，出国进行学术访问，邀请国外的优秀学者到实验室参观，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开展中外合作研究等等。但是，在周本雄先生那个时代，能够在世界学术界宣传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学者为数不多，历史地看待周先生当年为中国动物考古学走向世界做出的贡献，让人肃然起敬。
20世纪80年代初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系读研究生，住在考古研究所院子里，曾经多次见过周先生。那时是跟随石兴邦先生学习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对动物考古学认识肤浅，也没有想到日后会选择这个专业，一直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故没有专门寻找机会向周先生请教。到20世纪90年代初从日本留学回国，重回考古研究所开始动物考古学研究，周先生已经退休了。因为我与周先生不熟，故没有什么关于周先生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生动实例公之于众，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只记得后来与周先生有过一次接触，那是从周先生那里接收他移交的一些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周先生把材料交给我以后就回家了，尽管来去匆匆，我们还是有时间交流，他除了告诉我那些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的重要性以外，还谆谆嘱咐我要创造条件，制作现生动物标本，供比对研究用。时间短暂，话语不多，但是周先生的殷切期望，我至今仍然铭记在心。
二
我自1993年回国，开始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了。
回顾自己的研究工作，也能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参与的各个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研究
通过对多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发表了21篇研究报告。研究地区涉及河北、山西、山东、安徽、上海、浙江、河南、湖北、陕西、甘肃和宁夏等地。
（二）全面地阐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历史、研究目标、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
我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动物考古研究大致分为开始期（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和形成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样两个时期。各种专题研究主要是在形成期开展起来的。此外，我还多次撰文，阐述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概况、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与世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比较及从整体上进行回顾和展望。
除对研究历史和现状的阐述以外，我还系统地论述了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目标、理论和方法，指出其目标是认识古代存在于各个地区的动物种类，复原当时的自然环境，探讨古代人类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及古代人类的行为。除以考古学理论为指导以外，其理论基础还借用了C.莱伊尔的“均变说”。其方法包括定性定量研究、注重可鉴定标本数和最小个体数的统计、测量特定的骨骼、建立年龄结构等等。我还强调了对“埋藏学”的认识的重要性。我专门强调了要用考古学区系类型的观点为指导开展动物考古学研究，填补空白，丰富资料，逐步把比较和综合研究建立在全面、扎实的动物遗存研究资料的基础之上。
针对中国考古遗址中猪骨出现数量相当多，属于新石器时代最主要的家养动物这一事实，我提出形体特征、年龄结构、性别特征、数量比例、埋葬或随葬现象、病理现象、食性分析和古DNA研究等鉴定中国古代家猪的系列标准。
2010年，我们制定了《田野考古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及实验室操作规范》，由国家文物局正式颁布，这个规范为中国国内从事考古学研究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在野外采集动物遗存及在实验室内进行整理和研究，规定了统一的方法、标准和程序。
（三）专题研究
专题研究可以分为家养动物起源、获取肉食资源方式、随葬或埋葬动物、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研究、与古代人地关系相关的研究等多个方面。
1.家养动物起源
我通过对现在所知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了全面分析，确认中国新石器时代家畜的出现以狗和猪为最早，然后才有牛和羊等。家畜出现的时间至少要比栽培作物和制陶技术晚千年以上。我提出中国家猪起源的四个前提，即肉食供应不足、存在野猪、栽培植物成功、收获的粮食达到相当数量。
我于2010年撰文全面论述了中国家养动物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明确提出狗、猪、绵羊、黄牛、马和鸡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同时认为中国家养动物的起源分为当地驯养和从其他地区引进这样两种方式。
我还专门详细论述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晚期的马骨发现状况，利用多个遗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结果，强调到了商代晚期，家马出现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同时还对秦代家马的阉割状况进行了探讨。
除家马以外，我还通过对多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认为在距今8200年前后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兴隆洼遗址、河北省武安县磁山遗址和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跨湖桥遗址均发现了动物遗骨中有家猪，同时还强调宗教原因可能也是当时人饲养家猪的目的之一。
2.获取肉食资源方式
我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中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将其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归纳出依赖型、开发型等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几种类型，建立起它们的发展模式。我认为中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正是当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自己文化传统习俗的基础上适应环境，逐步建立、完善自己的生存活动方式的反映。但是，这都是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被动地完成的。因此，我将其总结为被动发展论。
我通过对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研究，确认长江流域家猪起源的时间在距今8200年前。在新石器时代，这个地区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基本上以狩猎和捕鱼为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饲养家猪仅占次要地位，这种行为的形成与当时这个地区的自然环境条件有关，更主要原因在于新石器时代居民开发自然资源的行为始终是被动地形成和发展的。
我通过比较，确定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的居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要饲养家猪的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特征和长江流域的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活动肉食资源这样的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发现这种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的明显差异至少一直延续到先秦时期。这种相隔距离不远的流域与流域之间的获取食物资源方式的差异构成了中国史前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还通过对甑皮岩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认为当时的人是通过捕猎野生动物、捕捞鱼类、采集贝类来获取肉食资源的。同时结合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区的资料，认为在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阶段，尤其是在洞穴遗址里，当时人获取肉食资源有相当大的共性，其获取的动物有两个特点：一是种类相当丰富。二是数量最多的为鹿科，野猪在全部动物中所占的比例相当低。
3.随葬或埋葬动物
我通过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随葬或埋葬猪骨现象的研究，归纳了各个地区的特征，强调猪既是当时肉食的主要来源，又是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物品，远古人类的这种行为对商代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探讨了商代祭祀用牲的特征和变化，认为商代在祭祀活动中大量使用了动物。最早使用的主要是猪，也使用狗、牛和羊。而后逐步发展演变为主要使用狗、马、牛和羊。尤其是商代晚期，马被引入中国并被驯养，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商代祭祀动物种类和规模等的变化有助于区分献祭者的身份。在商代使用动物进行祭祀已经形成一种制度，祭祀用动物的组合有一套复杂的形式，并不断演变。
我围绕山东省滕州市前掌大墓地随葬的动物骨骼进行研究，认为这个墓地的不少墓葬中都是随葬动物的前肢，以猪为最多，其他还有牛和羊的，一种动物只放一条前肢，在同一座墓里如果随葬两种以上动物前肢的话，必定为同侧。通过归纳其他地区商周时期的墓地里出土的同类现象，发现埋葬动物前肢是大家的共性，由此证明传统文献《礼记》中的有些记载是需要修正的。
我还通过属于商周时期的安徽滁州何郢遗址发现多例埋葬狗和猪的现象，但是未见埋葬马、牛或羊的实例，认为这可能与何郢遗址属于乡村一级的机构。在这个层次尽管不能排除少量使用牛进行祭祀的可能性，但可能主要还是使用狗和猪一类的动物进行祭祀，继续沿袭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祭祀习惯。
4.与中华文明起源相关的研究
我们通过对豫西与晋南地区属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4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研究，发现这个地区的居民在获取肉食来源方面明显地继承了以前仰韶文化的传统，出土的动物以家猪为主。而黄牛和绵羊是新的家养动物，这两种动物和后来商周时期出现数量较多的黄牛和绵羊在时间上具有承续关系。绵羊成为家畜的动因可能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作用。黄牛和绵羊成为家畜以后，不但丰富了当时人的肉食来源，而且在宗教祭祀方面也开始发挥重要的作用，直至后来成为区分等级身份的重要标志。
我们还通过对分布于西辽河流域、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的多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的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不尽相同，尤其是黄河流域古代居民主要通过饲养家畜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与长江流域的古代居民主要通过渔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西辽河流域地区和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到公元前2000年以来逐步发生变化，而黄河中下游地区古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行为一直保持相对的稳定状态。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在甘肃和内蒙古地区发现的马骨，印证了家马是由外来文化传播进入中国的推测，甘肃地区和内蒙古地区都是家马从中国境外进入中国的中原地区的通道。
5.与人地关系相关的动物考古学研究
1994—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东半岛贝丘遗址课题组对胶东半岛21处贝丘遗址进行大范围调查和小规模试掘，获取了大量资料。此项研究以贝类等水生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研究，总结出这21处贝丘遗址可以依据出土贝壳种类的不同分为8组，各组内的遗址相邻，由此证明当时居住在不同遗址的人类获取贝类的种类不同和其所处的不同自然环境有关。课题组人员通过对探方关键柱中获得的贝壳的尺寸进行测量统计，发现其有自下而上尺寸变小的趋势，由此推测，这是因为当时人大量采集贝类后对这种自然资源的生长过程形成较大的人为干涉，将其称之为“采集压”。这是中国首次对贝丘遗址进行以动物考古学为主要内容的研究，其成果不但表现在揭示了古代人类与自然环境、特别是动物资源的相互关系上，而且在获取动物遗存资料的方法上也有所创新。
（四）中外交流
我们曾经翻译介绍了国外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如何根据猪或鹿的牙齿判断它们的年龄；指出了这样的动物年龄判断在认识古代人类对于动物的“狩猎压”时的意义；介绍了如何根据猪的头骨、下颌及颈椎的特征来识别家猪和野猪，确立一个骨骼形态学的标准；探讨了日本和欧美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过程，总结其得失。这些译文在启发思路、开阔视野方面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008年6月2日到5日，在第四届东亚考古学会召开期间，由我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H.Meadow博士、Ajita K.Patel博士于2008年6月3日共同主持召开了“东亚动物考古的方法和问题”会议，会议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印度、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的10多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这是国内外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学者首次聚焦东亚地区的动物考古，其中90％以上的议题是中国的动物考古，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动物考古的研究方法、古代动物的DNA研究结果、家养动物起源、获取肉食方式的差异、利用动物祭祀、动物所反映的社会复杂化、动物考古教学等。
2009年12月5日至10日，第一届全国动物考古学研讨会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办。来自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陈列部、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文博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20多位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专家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近10位国内外学习中国动物考古学的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此次大会有3个议题，一是专门邀请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Richard Meadow博士和Ajita Patel博士讲授他们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经验。二是与会人员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三是讨论并通过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标本采集和实验室操作规范》。通过此次研讨会，我们构建起全国性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平台。
2010年2月1日至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在考古研究所举办“中欧生物考古学合作研究”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会议由课题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袁靖研究员、英国阿伯丁大学Keith Dobney教授、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Jean Denis Vigne博士共同主持。分别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吉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英国阿伯丁大学和杜伦大学，法国国家历史自然博物馆、国家民族和民俗史博物馆，德国马普学会进化人类学研究所等多个教学和研究机构的20多位从事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的研究人员、博士后及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中国和英、法等国在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环境考古、古DNA研究、稳定同位素分析等领域开展工作的学者及学生们第一次坐在一起，围绕相关研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大家共同搭建起一个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
2010年8月22日至8月30日在法国巴黎举办“国际动物考古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来自于世界各地的700余位从事动物考古学及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大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吉林大学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15位中国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大会，开创了历届中国学者参加国际动物考古协会世界大会的人数记录。我和哈佛大学的Richard Meadow博士等共同主持了名为“动物考古学在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古代社会研究中的作用”学术讨论会，30多位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韩国、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的学者和研究生参加了这个讨论会。通过此次大会，密切了国内外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动物考古学今后的发展方向。
（五）培养学生
由于中国动物考古学急需更多的研究人员参与研究，尽快培养学生是当务之急。
10多年来，我培养的3名博士已经毕业，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动物考古实验室和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从事动物考古研究工作。我培养的4名硕士生毕业后，有的到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始从事动物考古研究工作，有的继续攻读动物考古学博士学位，有的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这里要强调的是即便从事其他方面的工作，他们也都曾经正式发表过动物考古的研究报告，在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现在，我正在培养的学习动物考古的博士生有2名，硕士生有1名。以上介绍的都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正式注册的学生，除他们以外，我还参与辅导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技考古系学习动物考古的博士生2名，硕士生1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学习动物考古的硕士生1名。
除研究生外，我还参与指导从事化学分析和古DNA分析的博士后，这些研究方法在动物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开辟了动物考古研究的新领域，为我们更加科学、全面地认识古代人类与动物的相互关系及古代人类的特定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启示。
三
一个研究团队的发展前景如何，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中，这个研究团队中的年轻人的研究水平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已欣喜地看到，年轻人正在茁壮成长。如吕鹏等通过对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遗址、禹州市瓦店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颍河中上游区域考古调查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整理和研究；杨梦菲通过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合浦县风门岭二十六号汉墓随葬铜鼎内出土的动物骨骼进行整理和研究，都发表了正式的研究报告。
李志鹏等通过对河南安阳铁三路大型制骨作坊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进行鉴定、观察、测量、称重等研究，发现与制作骨器有关的动物骨骼遗存既包括成品、不同阶段的半成品及废品，也包括坯料、边角料等。骨料的来源包括黄牛、水牛、猪、羊、鹿等动物的骨骼，但是以黄牛的骨骼占绝对多数，其中又以掌跖骨为多。其取料的方法主要是锯切，加工的方法则包括切割、削、锉、凿、雕刻、打磨等。其主要的产品可能是骨笄，他们对整个制作过程进行了大致的复原。
他们还分别整理了河南省安阳市殷墟遗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顶山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正在撰写研究报告。
结语
通过对将近50年的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首先是研究的时空范围相当广泛。到现在为止发表的研究报告，从地区上看，涉及东北、华北、西北、中南、华东和华南地区。从年代上看，虽然主要集中在新石器时代，但是年代最晚的也包括唐代。
其次是研究的内容多样化。包括研究报告和研究论文在内的动物考古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对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关于当时自然环境的探讨，研究家养动物起源、获取肉食资源方式、祭祀随葬活动中利用动物、制作骨角器及文化交流中利用动物等现象。
其三是研究队伍基本形成。现在已有4名研究人员专门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具备了一批现生动物骨骼标本，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古代动物骨骼资料。另外，研究生队伍正在壮大。
其四是动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逐步完善。除动物形态学研究以外，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都参与到动物考古学研究之中，且取得了初步成果。
其五是中外交流活跃。现在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有在国外留学或进行学术访问的经历，多次国际会议的召开及多项中外合作项目的开展，都为我们拓展了视野，学习方法，增长才干，取得成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总结以上的工作，可以说考古研究所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与国际上的同类研究相比，还需要做很多基础性的工作。
比如，我们缺乏系统的现生动物比对标本。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时比对标本是必不可少的。所谓有比较才有鉴别，以今证古，都是强调证据的重要性。缺乏比对标本，靠图说话，甚至无从对照，肯定会给鉴定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加强现生动物标本库建设的工作是当务之急。
再如，由于从事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人员数量还是有限。这势必会影响到不能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各类动物遗存资料进行全面的研究，各个地区考古遗址中出土动物遗存的研究工作存在很大差异的局面肯定还会继续存在下去。扩大研究队伍的工作势在必行。
还有，古代动物标本的样品库和数据库建设需要加强。我们掌握的每一批资料，都包含了特定时空范围内人类与动物相互关系的多种信息，如何提取、如何保存、如何利用等等，不但是现在要认真考虑，即便到将来也是大有文章可做。
其四是涉及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各类课题都需要大大加强探讨的深度和广度。从现在的研究状况看，我们现有的资料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研究结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落后于资料出土的进度。这种不对称的局面必须尽早改变。
其五是包括与国外学者在内的多学科合作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开拓。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交叉学科的发展潜力越来越大，而吸引更多的研究人员投入到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中来，肯定会对这个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的教学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培养人才是当务之急。采用不同的教材辅导在校的学习考古专业或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帮助他们掌握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基础知识或专业知识，逐步形成一种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的全部问题。
以上这些都是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进入更高层次时必须克服的障碍。展望前程，任重而道远。
（袁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