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平房“731部队”的建立
（一）天皇敕建和建立时间
据伯力法庭上前关东军中将军医部长梶塜隆二1949年10月23日供词：“第731部队是奉日本天皇裕仁1936年敕令建立的。……这道敕令曾印成多份分发到日军各部队，以便使全体军官一体知悉。我个人读过这敕令以及关于部队人员表的附件，读后我就盖上了私人图章，以示签署。”[71]
另据前关东军731部队第四部少将部长川岛清1949年10月21日供词：“第731部队是1936年遵照日本天皇裕仁密令成立的……并由日本陆相任命军医大佐石井四郎为第731部队长。当我任第731部队总务部长一职时，我在档案中亲眼见过这道敕令。”[72]
战前《大日本帝国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唯一的最高军政首脑，军队建设计划和重要作战命令等必须由天皇批准。因此，1936年天皇敇令建立731部队，表明细菌战部队正式成为日本国家的在编部队，表明731部队不仅获得了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认可，而且获得了日军最高统帅和国家最高首脑天皇的认可。昭和天皇裕仁诸次对于日本历史上的细菌战争罪责是不可推卸的。
731部队在平房的建立时间，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几乎一致都采用上述梶塜和川岛“1936年天皇敕建”的说法。
但实际上，在伯力审判法庭，梶塜和川岛一两个月后又对731部队建立的时间“调整”了说法。
梶塜1949年12月27日供词：“第731部队是于1935年末或1936年初（确切时间我已记不清楚），遵照日皇敕令建立的。”[73]
川岛1949年12月初供词：“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建立有（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74]
这一说法还有另外两名知情人提到，一是前关东军兽医处中将处长高桥隆笃，另一是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少将。
高桥1949年12月27日供词：“关东军马匹防疫部（第100部队）是在1935年底或1936年初成立的。”[75]100部队与731部队是同时建立的，故此供词就是说731部队也是1935年底至1936年初成立。
图2-10 本照片引自［日］731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东京：晚声社1996年版，第176-177页。
松村1949年12月7日供词：“第731部队成立的时间，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第731部队是在1934年至1936年间遵照日本天皇敕令建立的。”[76]松村提到的时间也包含了1935年。
那么，731部队在平房建立的时间究竟在1935年还是1936年？
在1996年日本“731研究会”编的一册日本细菌战老兵回忆集《细菌战部队》的书中，刊登了十三帧731部队老兵提供的历史照片。其中有一帧摄于1943年6月25日，内容是731部队长北野政次与731部队共98名高级军官的合影，该照片下方的题照文字为：“满洲第七三一部队高等官团（于昭和十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第八回创立纪念日）。”[77]
那么，该历史照片的题照就告诉我们：1943年（昭和十八年）6月25日是“731部队高等官团”创立八周年的纪念日；其实，这也就是说，731部队在1935年6月25日之时已经存在。
看来，日本战犯们在伯力法庭的供词-731部队建立于1935年至1936年之间-是有其依据的。
历史的真相大约是：1934年背荫河细菌实验场关闭后，石井四郎开始计划建设新的细菌实验基地。1935年关东军和石井四郎选中哈尔滨南郊20公里的平房开始营建731部队，这一行动最初可能是“擅自行为”，关东军经常对陆军中央采取“先斩后奏”的行为。一年后的1936年，正是日本大规模实行军备扩张的广田弘毅内阁上台时期，大约在这一年，关东军在平房新建731部队的行动得到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认可，并上呈天皇，由天皇颁布敕令，批准731部队正式成为日本皇军的在编部队。所以，天皇敕建731部队是在1936年，而实际731部队在1935年已经成立。6月25日，这是石井四郎的生日。
据当年在平房做过劳工的幸存者侯钦安老人回忆：“1935年初夏，一队自称是关东军司令部派出的日本军人突然闯进平房镇。他们在平房站以北4公里的地方……把圈定的6平方公里的四周钉上标桩，划为军事用地……1936年初春破土动工的建筑工地中心就是后来731部队的四方楼。”[78]
侯钦安老人的回忆，也是731部队在平房的营建始于1935年的一个佐证。
（二）大规模营建
平房，是1933年修筑的拉滨（拉法-哈尔滨）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它在哈尔滨之南24公里处。
1935年夏，关东军在平房站北4公里处的黄家窝堡一带圈占约6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为“军事用地”以营建731部队新基地。[79]
1936年正式开始营建时，该工程被称之极密的“特殊工业”，由四个从日本国内招标而来的建筑工程株式会社承建。[80]到1938年初，外部主体工程基本竣工，对于主体工程的内部装修和研究实验器材的安装，“为防止泄密”，全部建设人员都来自石井四郎家乡千叶县，实验器材则由日本特殊工业株式会社独家供应。[81]
193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发布“第1539号命令”，将基本建成的731部队军营划为“特别军事区域”，并强令周围2至5公里的所有村屯居民迁走形成“无人区”。[82]
图2-11 1938年6月3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关于在平房附近设立特别军事区域》的第1539号命令
引自［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63－165页。
731部队平房基地的主体建筑是3层楼结构的“四方楼”，它占地面积约15000平方米，由钢筋水泥建筑而成；“四方楼”内另建有两栋2层楼结构的外部看不到的用于监禁人体试验的活人的监狱-“七栋”和“八栋”；“四方楼”下还设有地下室和地下通道。[83]
在这幢灰白色的巨大建筑物内，分布着各种细菌实验室和各种实验仪器设备，许多“精密复杂的器材大多是以数万日元从欧洲和美国买来”。[84]731部队的细菌战剂试验，细菌武器试制，细菌的生产以及人体实验，人体解剖等活动，主要都在这里进行。“四方楼”的外围，有三座焚尸炉，用于因试验而死亡的人和动物的尸体焚毁。
图2-12 731部队航拍的“四方楼”照片
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续集）书前插页，东京：角川书店平成六年版。
日本森村诚一先生在他据原731部队的队员们的回忆而写成的《恶魔の饱食》一书中，这样描述以“四方楼”为中心的平房基地设施：
在当时的军事设施中，这项工程的设计建造可谓“出类拔萃”。建筑物的“出类拔萃”一般指豪华气派的外表形象，但是731部队设施的“出类拔萃”则另有所指，就是在清洁度上首屈一指。
建筑群大致分为5个部分，除教育部、卫兵哨所外，其他大礼堂、办公楼、口字楼（即四方楼）以及总部建筑物等全部都安装使用冲水马桶，这在当时是了不起的现代化设施。
731部队的任务是准备、研究、实施细菌战，因此需要大量制造细菌，反复进行大规模的实验。关东军最害怕的是在部队内发生细菌感染。731部队在几乎所有的设施，包括3000人队员及其家属的居住区都使用冲水马桶，正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
图2-13 四方楼周围的三座焚尸炉
引自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4页。
731部队的另一个“出类拔萃”，就是除教育部外，其他所有建筑物都采用中央集中供暖的方式。从办公楼到总部建筑物，每个房间都安装有暖气片，热水供应系统十分完备。每个房间只要一打开水龙头，随时都有热水供应，与高档酒店相差无几。
热水、暖气都由锅炉房供应，锅炉房安装有3台田熊式锅炉和2台发电机。离田熊式锅炉稍远的地方有一个煤气罐，部队厨房的炊食都使用煤气或蒸气。
所有的研究室都有西式的单人浴室，住宅楼有公共澡堂，住宅楼三分之一的住户家里有浴室。饮用水、研究用水都使用731部队设施内的井水，井很深，抽上来的水属于硬水，在发电所内处理成软水后，再通过供水系统输送出去。
731部队队员炫耀这些设施使之成为“满洲最干净的部队”。从事细菌战的魔鬼部队却拥有最卫生的现代化的设施，看似不可思议，其实是其必须。如上所述，在整个设施里建立完备的下水道系统是为了防止细菌感染。中央集中供热系统对于24小时大量制造细菌也是必不可少的设备。进行实验研究，需要足够的电力和热水。
图2-14 731部队航拍的1939年竣工时的平房基地全景照片
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续集）书前插页，东京：角川书店平成六年版。
一个原731部队队员这样回忆说：“不管到哪一栋楼，给我的印象是，无论白天黑夜，都是灯火辉煌。”
731部队……建筑物每层都很高，总部建筑物（包括口字楼）是3层楼房，但其高度与一般5层楼房差不多。口字楼的外墙是在混凝土上铺贴乳白色的瓷砖，所以从哈尔滨乘车过来，有一种巨大的四面围墙的白色建筑物在广阔的原野上兀然拔地而起的感觉。
口字楼虽然只有3层，却安装有一部手动电梯，可以直达屋顶。教育部建筑物是砖房，其他所有的办公楼都是混凝土建造，十分坚固。
关押“圆木”的特设监狱是二层楼，被口字楼围在中间，尤其牢固。队员们都听说“这座特设监狱设计有通气孔把氰酸气体喷射到室内的装置。一旦需要，只需把氰酸气体从通气孔喷射进去，所有的‘马路达’全部完蛋”。[85]
731部队平房基地内还建有自己的飞机场，拥有自己的航空队。建有两条铁道，与外界铁路相连接。建有3000人员的居住区和生活区，名之曰“东乡村”。村内设施完善到酒吧、影院、运动场、网球场、游泳池、洗衣房、神社等。这里成为当时世界规模最大的细菌战基地。
对这一“极密”的“平房特别军事区”，关东军和731部队构筑了四条防卫线加以保护和守卫：
四条防卫线，其中一条是空中防卫线，三条是陆上防卫线。
空中防卫线是向军民航空系统传达军令的，任何飞机包括日军其他部队的飞机不经许可，禁止飞越其上空，如有飞机违反此项规定，731部队的专用飞机立即起飞进行拦截，地面还备有高射炮进行射击。
陆上防卫线共有三道。
第一道是长方形，即在“四方楼”周围建起的土墙，高2米，长5公里，围墙上装有高压电线，围墙的东侧有两个门，南、西、北各一个门，分别设有哨所和卫兵室。
第二道防卫线设在1539号命令规定的甲号地区（即无人区）外侧周围，甲号地区的内侧边缘距731部队核心区有2至5公里，这里是特殊管理区。
第三道防卫线为1539号命令规定的乙号地区，在这一地区内禁止修建二层以上建筑物，在该地区外侧边界上竖有标识牌，非有关人员严禁入内。[86]
（三）“731部队”的隶属关系和经费来源
平房731部队基地1935年筹划建立。1936年正式建设。至1938年其主要设施大体建成，731部队遂由哈尔滨南岗移驻平房，这年6月30日关东军司令部命令将平房设立为“特别军事区域”。平房基地的最后建成，其时间延续到了1939年。[87]
关于731部队的隶属关系，据伯力法庭诸战犯供词可知：731部队在编制上隶属于关东军；在部队的日常运作上受关东军总司令及司令部属下的军医部（处）、作战部、侦探部等的直接领导；重大问题则由以关东军参谋长领衔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准并呈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该部队的最终领导权、编制权和指令权隶属于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有以下史料说明这些关系。
图2-15 平房特别军事区警示界牌
自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前关东军总司令陆军大将山田乙三1949年12月26日供词：“关东军内有过两个细菌部队：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这两个部队都是直接受关东军总司令节制的。”[88]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我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第731号和第100号两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89]
前关东军中将医务处长梶塜隆二1949年12月6日供词：“1939年12月至1945年8月，当我任关东军医务处长时，我在总的方面领导了第731部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90]
前关东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松村知胜1949年12月7日供词：“我担任作战部部长职务时，曾与关东军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的工作有过联系。……凡与作战部有关，即与实际运用细菌武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我。凡与使用细菌战去作军事破坏活动有关的报告，都送交给侦探部部长。”[91]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供词：“为研究使用细菌武器的方法，曾组织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部队长或第731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专门委员会主席由参谋长担任。……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当批准了某种武器时，即将此种决定通知关东军司令部，然后再由关东军司令部颁发大量生产必要病菌的相当命令给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根据参谋本部关于生产此种或彼种细菌武器的要求，日本陆军省会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当报告策划的。”[92]“使用细菌武器的（最终）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93]发出。”[94]
山田乙三供词还说：“731部队领导人”在某些特殊的问题上，可以“超过关东军司令部，直接呈报帝国大本营”。[95]
关于731部队的经费来源问题，伯力法庭上苏联审讯官曾向山田乙三讯问：“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怎样拨给的呢？”山田回答：“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的。”[96]
拨付给731部队的年经费是多少？前731部队总务部长川岛清的供词中曾说：“我已记不清楚准确的数目，不过我知道第731部队在1940年间收到的用费共为1000万日元……（其中）约有500万日元是花费到实验工作方面了。”[97]
另一名前731部队军需勤务官崛田镣一郎也在庭审证词提到731部队的年经费：“第731部队1945年预算中支出项共为1000万日元。此外我知道，这1000万日元中有300万是用去供养731部队人员的，而其余700万则是用去制造细菌和进行研究工作的。从后一数目中又分出二三十万日元去供各支队消费。”[98]
1000万日元按当时日本物价换算，约当今250亿日元，这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731部队的巨额经费不由陆军省直拨而是通过关东军转拨，其中的原因曾被前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法庭证词中道出：“第731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工作所需要的经费，都是列在关东军的非常军事预算内，这笔预算既不必向国会报销，就能使那些坐在国会内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活动。”[99]
（四）“731部队”的名称和员额
731部队在背荫河时期的名称，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班”，其秘匿名称则为“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
图2-16 石井部队的图书章
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一）书中插图，东京：角川书社平成八年版，第111页。
1936年天皇敕令建立731部队时，这支被正式编入皇军的部队定名为“关东军防疫部”，其内部名称为“石井部队”；1939年至1940年天皇再颁敕令改编731部队时，其对外名称更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此后这一掩盖731细菌部队实质的对外名称长期沿用未加更改；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所有部队都编给番号，于是开始采用“满洲第731部队”的代称。[100]“731部队”这一名称出现较晚，但当今学术界习惯于将该部队任何时期都称之为“731部队”。
图2-17 “劳务身份证明书”（1940年“659部队”颁发的“劳工身份”）
引自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图2-18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第659部队留守名簿》1945年“659部队”留守名簿封面
引自［日］森村诚一《恶魔の饱食》（续集），东京：角川书店平成六年版，第183页。
有史料表明731部队还有一番号称为“满洲第659部队”，并至少1940年就开始使用，且使用到1945年。请看附图：
图2-17 满洲第659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昭和十五年（1940年）三月一日签发给中国劳工韩行岩的“劳务身份证明书”。
图2-18 昭和二十年（1945年）一月一日做成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满洲第659部队留守名簿》。
据原731部队队员上野某（战俘）1951年的一份《笔供》解释“659部队”：平房第731部队、牡丹江支队、林口支队、孙吴支队、海拉尔支队、大连卫生所，“以上总称叫满洲第659部队，部队长由731部队长担当，或称为本部长”。[101]
关于731部队人员的员额，它有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通常所说的3000人员，并非仅指平房731部队的人数，它还包括了731部队四个支队的人数。有以下史料反映这一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说：“起初的‘防疫部’人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改编为‘防疫给水部’后则已增至2000人了。”[102]
这就是说1936年天皇敕建731部队时，当时定员名额“不到1000人”，而在1940年改编称为防疫给水部后，该部队人员名额“增至2000人”。
梶塚隆二另一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改编）密令，又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731部队的4个支队……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103]
川岛清的相关供词：“1940年天皇敕令上还命令把该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敇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104]
梶塚和川岛的供词就是说，1940年下半年731部队根据天皇敕令在“满洲”增建了4个支队，每个支队定员300人，这样，整个731部队的人员数额便扩充到了3000人。
所以，在平房基地通常的人员数额在2000左右，其中主要是大量的细菌学家、研究人员、官佐、士兵和雇员等。
（五）“731部队”本部八部及其支队
731部队在哈尔滨平房设立“本部八部”，另在中苏边界等地设立“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
731部队的本部八部和几个支队都正式建立于1940年。据川岛清供词说：“1940年天皇敕令上命令把该部队（即731部队）人员扩充到3000人，包括依据该敕令在满洲各个地区从新编制的几个支队在内，并把部队机构分为几个部。”[105]
其中“本部八部”为：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训练部）、资材部、疹疗部。[106]各部部长多由少将、大佐等高级军官担任。
总务部：在平房基地1栋，其职能是拟定细菌战研究计划，统制本部各部业务实施、人事任免、经费预算、军需资材、命令下达、后勤警卫等，是为731部队总管机关。[107]
第一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各种细菌以用于细菌战，故学术界多称其为“细菌研究部”。该部“共有50几名拥有博士学位的细菌学研究者”。[108]下设二十多个班（课），每班负责一种细菌或一个方面的研究，如“伤寒班”、“霍乱班”、“病理班”等；这些班通常以其负责人姓氏来称呼，如“霍乱班”负责人叫凑正男，则该班就称为“凑班”，又如“冻伤班”负责人叫吉村寿人，则该班就称为“吉村班”。第一部还设有一个“特别班”，该班负责管理关押做活人人体试验的“犯人”的监狱，各研究班做人体细菌试验时就从该监狱提取被关押的“犯人”。
第二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研究怎样将第一部培育出的致命细菌制成细菌武器，以及怎样在细菌战中去使用细菌武器，故该部多被人称之为“实战研究部”。该部研究各种施放传播细菌的武器装置和方法，如用火炮发射的细菌炸弹，用飞机投掷的陶壳细菌弹，“以飞机带下致命物的降落伞”，从飞机上撒播的染有鼠疫的跳蚤和怎样大量培育和生产此种跳蚤；还研制供特工使用的自来水笔式和手杖式细菌暗杀武器，等等。[109]该部为实验细菌武器，还拥有一个配备多架飞机的航空班[110]及机场，在平房西北120公里处的安达镇还建有一个附带飞机场和各种建筑设施的细菌武器野外实验场，也叫做“安达特别靶场”，[111]该实验场在1941年建成。
第三部：在哈尔滨原“南栋”加茂部队所在地（哈尔滨宣化街与文庙街一带），它对外挂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招牌，其职能是负责“关东军管区内各部队的防疫和供水，制造滤水机”。[112]故而，整个731部队真正承担“防疫给水”任务的只有“第三部”，它成为掩盖731部队性质的幌子。尽管如此，该部后期也参与了细菌战活动：在制造滤水机的掩护下秘密生产石井式陶瓷细菌弹壳。
第四部：在平房基地四方楼，其职能是将经过第一部、第二部研究实验而确定下来可以制造细菌武器的细菌进行大量生产，以供细菌战使用。故该部被称之为“细菌生产部”。该部分为一、二两个细菌生产分部，拥有“强大的”细菌生产设备和储存“产品”的冷藏设备。其“巨大的”生产能力使其“在一个月内能生产约300公斤鼠疫菌，600公斤炭疽热菌和1000公斤霍乱菌”。[113]这种巨大的细菌生产量，使731部队“用公斤来计算他们所培养出的细菌胶状体……（即）从营养液浮面上取出的乳浆状浓细菌体的重量”。[114]苏联伯力军事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曾就该部的细菌生产能力作出如下评估：“第731部队第四部中的设备，能够生产极大量活的传染病的微生物……该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至少能够培养出30000万亿微生物。”[115]
教育（训练）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为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及关东军各军、师团防疫给水部培训细菌战干部、雇员、士兵等人员。曾在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担任过731部队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在伯力法庭上曾供述：“我担任731部队训练部部长时，培养过干部并将这些干部供给本部队及各支队，以供进行细菌侵略战之用。培养干部的方法是由训练部开办各种训练班和短期班，新从日本招收到731部队来工作的人员（主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则开办为期一年的讲习班。凡直接或从远方来本部队工作的人，均先在训练部下面受到7天的训练和训示；然后由训练部给每人一个鉴定，决定他能否在本部队内工作。在进行训示时，特别注意使受训者保守部队工作的秘密。我任第731部队训练部长期间，经过训示和考核的共有军官15名，自愿雇员60名，兵士150名。”[116]
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法庭上也曾供述此问题：“关于培养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干部……在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一到作战时，这些干部就应当用去建立实际使用细菌武器的细菌战斗部队。”[117]
资材部：在平房基地，其职能是负责731部队细菌研究、实战试验、细菌生产所需各种物资设备的供应、购买、管理和贮存等。
疹疗部：在哈尔滨宣化街“南栋”，平房基地设有分部。其职能是医治和预防731部队人员的工作感染，疹疗各种传染病患者；并研究传染病的防治，如“北野任部队长时，曾专门研究流行性出血热的医治法”。[118]
关于“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的问题：
1940年下半年，为了准备对苏作战，[119]根据天皇敕令关东军司令部在东北中苏边界设立731部队的4个支队：牡丹江支队（番号满洲第643部队），林口支队（满洲第162部队）、孙吴支队（满洲第673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这些支队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对苏细菌战，平时直接受731部队领导，一旦对苏发生战争，则配属关东军各军实施细菌战。
有以下史料反映上述情况：
梶塚隆二供词：“根据天皇裕仁1940年颁发的一道或两道密令，于同年下半年在海拉尔城、孙吴城、海林站及林口站，成立了第731部队的4个支队，密令上规定了各支队成立的期限及驻扎地点。从密令附件上经陆相东条（英机）签署的各支队人员表中可以看出，每一支队员额达300人。”[120]
1940年12月2日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121]签署的建立4个支队的命令：“关东军作战命令第398号：……着令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长将下列部队布置于下列地点：牡丹江支队-海林；林口支队-林口；孙吴支队-孙吴；海拉尔支队-海拉尔。新京军司令部，12月2日12时，关东军司令官梅津大将。”[122]
川岛清供词：“……这些支队都布置在靠近苏满边界的地方-首先是林口，其次便是海林站，孙吴城及海拉尔城。一旦开始对苏联进行细菌战，这些支队就应成为据点。”[123]
图2-19 731部队原队员手绘的731部队平房基地全部建筑平面图
引自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28页。
林口支队长榊原秀夫（战俘）1955年3月24日受审记录：“问：你们各个支队的组织机构都一样吗？答：大体上是一样的，如都有总务课、第一课、第二课、器材课、教育课。但各支队根据所属军的大小，在编制人数上各有不同，最多的是林口162支队，共280人。问：各支队属于关东军的哪几个军？答：林口162支队归东安的第5军，孙吴支队归第4军，牡丹江支队归第3军，海拉尔支队归第6军。各支队分布情况和各军相同，以便战争爆发后，作为各该军的防疫给水部，直接在该军司令官的命令下，独立进行细菌战。这时，支队就与第731部队在业务、行政上没有关系了。”[124]
731部队还辖有一个“大连卫生研究所”。该研究所在大连市下葭街20号，原为日本满铁卫生研究所。1939年前后归属731部队，为平房基地生产试验菌苗。1940年731部队派来大批技术人员加强该支队技术力量，并使用“五六百个石井细菌培养箱在细菌室用于生产（细菌）”。[125]该支部还进行人体细菌试验。[126]1941年该研究所被命名番号为“满洲第319部队”。
图2-20 731部队所属支队位置示意图
[731部队]编成表（近藤昭二先生作成·提供）
部队编成以1945年为基准，这以前的情况略有补充。
[ ]为从右边起历任部队长、部长
→为吸收合并
{ }为课长、班长
〈〉为负责内容
○○人名不详
本资料引自：［日］731部队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编《细菌战裁判资料集》第2辑，2001年印行，第222-223页。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8页。
[2] 1929年，中国报刊刊登了这份密件。从那时到现在，许多中外历史学者曾对“田中奏折”的真伪提出过种种质疑，因为当时的日本政府矢口否认有这份文件，战后日本政府也说没有找到这份文件。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外相、战犯重光葵承认：“后来东亚发生的事态，和随之日本采取的行动，恰似以田中奏折所提出的步骤而进行的一样。因此，外国对田中奏折的怀疑是难以澄清的。”
[3] 人民教育出版社历史室编著：《世界近现代史》（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54页。
[5] 台湾学者藤井志津枝认为：“日本对细菌战的了解始于1925年。当时参加日内瓦协定的日本代表原田大佐，首度接触西方发展细菌战的内幕，回国后将其介绍给日本军医界。”见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笔者以为，日本不一定1925年才开始了解细菌战，有资料表明早在1918年日本就已留心于细菌战，但1925年日内瓦会议时，日本将其当作搜集西方细菌武器情报的平台并积极关注细菌战的开发却是事实。
[6] ［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731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争中的日本细菌战》，吴天威译，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6页。
[7]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309页。
[8] ［日］依田憙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83-285页。
[9] ［日］依田憙家：《简明日本通史》，卞立强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291页。
[10] 同上书，第310页。
[11] 永田铁山（1884-1934），1911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先后任日本驻德国、丹麦、瑞典等国武官，产生“战争就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全面竞争”的总力战思想，1920年撰写论文提出“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以准备战争的设想。1924年始跻身日本陆军中枢，任职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1930年任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参与“九·一八”事变的阴谋策划。1932年升少将，任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1934年任陆军省军务局长，同年被政敌刺杀。以上永田生平，据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45-53页。
[12] 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13] 同上书，第53页、第40页。
[14]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210页。
[15]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张效林译，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136页。
[16]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17页。
[17] 同上书，第309页。
[18]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175页。
[19] 参阅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54页；［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41页。
[20]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1-42页。
[21] ［日］常石敬一：《消ぇた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东京：海鸣社1982年版，第20-21页。
[22]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3-44页。
[23] ［日］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と自决したニ人の医学者》，东京：新潮社1982年版，第80页。
[24]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10页。1948年11月美国控制的“东京审判”结束，苏联为对抗“东京审判”未对日本细菌战战争犯罪进行审判清算，遂于1949年12月在苏联远东中苏边界的伯力城（哈巴罗夫斯克城）组成军事法庭，对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我国东北期间俘获的日本关东军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之后将审判材料编成上书，以俄、中、日、英等文字出版发行。上书也被人简称为《伯力审判材料》。
[25] ［日］松村知胜：《关东军参谋副长の手记》，东京：芙蓉书房1981年版，第104-105页。
[26]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27] 同上。
[28] ［美］阿尔沃·汤普森：《关于日本生物战（BW）活动报告》，1946年5月31日，第2页。此为美国解密档案，藏于马里兰州底特里克堡陆军医学情报部。汤普森1946年作为美国细菌战情报调查官在日本曾面讯石井四郎等731部队要员，然后写成上述报告。
[29]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30]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309页。梶塚隆二供词：“石井四郎从欧洲考察归来后，曾于1931年在东京军医学院任教授。”
[31] 战前日本陆军中央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两部门组成，陆军省掌军政，参谋本部掌军令。
[32] ［日］宫武刚编：《将军の遗言-远藤三郎日记》，东京：每日新闻社1986年版，第76页。
[33] ［日］常石敬一：《消ぇた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东京：筑摩书房1995年版，第23页。
[34]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35]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36] 日本于1928年建成大久野岛毒气工厂，1932年又开始准备细菌战，至此，日本将国际社会禁止的化学和生物两大违规武器，都安装在了自己的法西斯战车上；批准细菌战计划应与此前已进行的毒气战计划是相联系的。
[37] ［日］常石敬一：《消ぇた细菌战部队-关东军第731部队》，东京：海鸣社1982年版，第123页。
[38] 小泉亲彦（1884-1945），1914年发表日本近代最早的化学武器毒气研究论文。此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毒气研究室，于1918年研制成日军军用毒气面具。1919-1920年赴欧美考察毒气武器，归国后，积极推动日本毒气武器发展。1933年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校长。1934年任军医总监兼陆军省医务局长。1941-1944年任近卫、东条内阁厚生省大臣。1945年日本投降后小泉被列为战犯，9月13日剖腹自杀。小泉生平参阅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36-45页。
[39] ［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第184页。
[40] ［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第184页。
[41] ［日］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的回顾》，载《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页。
[42] 参阅［日］“军医学校遗址人骨问题究明会”1990-1993年编发的相关论文。
[43] 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12页。台湾学者藤井志津枝曾考证背荫河细菌实验场的建立时间：“远藤三郎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中提到：‘1932年8月我就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时，前任石原莞尔上校托我务须极为秘密地命令石井军医少校研究细菌战，此事请多关照。’如查阅《日本陆海军的制度、组织、人事》一书，可知远藤接任石原的时间是在1932年无误。足证东乡部队的建立，毫无疑问地是在1932年8月以前。”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页。
[44]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7页。
[45] 同上书，第5页。
[46] 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05页。［日］松村高夫：《关东军防疫给水部-731部队与细菌战》，载《战争与恶疫-731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他们都认为“关东军防疫班”是石井部队最初对外名称。
[47] “加茂”，石井家乡名称，石井部队人员最初多从加茂招来；“东乡”，石井海外考察时曾化名“东乡春一”，因石井崇拜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军的日军统帅东乡平八郎。
[48]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页。
[49] ［日］北岛规矩朗：《陆军军医学校五十年史》，东京：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昭和十一年版，第190页。
[50] 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3页。
[51]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210页。
[52] Doc.9306，typescript Copy “Stootement of Major Karasawa Tomio”，P.10，Record Group 331，The National Archives.转引自［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53] ［日］宫武刚编：《将军の遗言-远藤三郎日记》，东京：每日新闻社1986年版，第77-78页。
[54]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大将资料（上）-战场回忆篇一》，原书房1970年版，第388页。
[55]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3页。
[56]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7页。
[57]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5页。
[58]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59]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页。
[60]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18页。
[61]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3页。
[62] 同上书，第62-63页。
[63] ［美］莫瑞·桑德斯等：《对梅津美治郎将军的审讯》，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档案，1945年11月9日。转引自［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罪行》，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64]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22-123页。
[65] ［日］常石敬一、朝野富三：《细菌战部队と自决したニ人の医学者》，东京：新潮社1982年版，第216页。
[66]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67] 郭成周、廖应昌：《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
[68]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18页。
[69] 同上书，第448-449页。
[70]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页。
[71] ［苏］《前日军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07页。
[72] 同上书，第116页。
[73] 同上书，第308页。
[74] 同上书，第10页。
[75] ［苏］《前日军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346页。
[76] 同上书，第137页。
[77] 同上书，第137页。
[78]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8-19页。
[79] 同上书，第18页。
[80] 同上书，第19页。
[81] ［日］萩原英夫：1953年4月15日《笔供》，《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页。
[82] 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25页。
[83] 同上书，第31-32页。
[84] ［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王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85] ［日］森村诚一：《魔窟》（一），郑民钦译，群众出版社2003年版，第25-27页。
[86] 侵华日军关东军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编：《侵华日军关东军731细菌部队》，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87] 日俘萩原英夫曾参加“四方楼”内部设施安装工作，他在1953年4月15日《笔供》中说：1939年1月，四方楼的监狱内部设施安装只完成了一半（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页）。另外，苏联“伯力审判”的《起诉书》中说：日本统帅部拨巨款于1939年在哈尔滨20公里远的平房建成一座大军用市镇（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0页）。战犯川岛清在伯力法庭预审供词中曾说：平房建筑工程约于1939年开始动工，1940年731部队迁去时完全竣工。这一说法应为误记，故该法庭《起诉书》没有采信这一说法。
[88]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286页。
[89] 同上书，第98页。
[90] 同上书，第49页。
[91] 同上书，第138页。松村知胜：曾长期在日军参谋本部任职，1943年8月调任关东军第一作战部长，1945年3月升任关东军第二副参谋长（据松村在法庭的自述）。
[92]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97页。
[93] “帝国大本营”：“七·七事变”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后，于当年11月20日设立的统辖日本陆海军的最高军事机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这样描述“大本营”：“1937年11月20日，内阁设立了大本营，这是仅只在战时才设立的机构。这是管理作战用兵的机关。这样一来，参谋总长实际上取得了支配陆海军两大臣的权限。大本营会议每礼拜开一次或两次。在太平洋战争以前，因为大本营的发言不仅是参谋本部和军令部的，而且还是大本营首领天皇的发言，所以具有左右政府的重大力量。”（见《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五十年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323页）
[94]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99页。
[95] 同上书，第102页。
[96] 同上。
[97]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256页。
[98]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402页。
[99] 同上书，第131页。
[100] 梶塚隆二供词：“该部队在成立后初期是称为‘防疫部’，而在（1939年至1940年）改编后则已是称呼为‘防疫给水部’了。”（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310页、第109页。）梶塚隆二另一供词：“1941年前，这部队还没有正式番号，只是称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同时又叫作石井部队，因为日军中各个部队通常是按该部队长官姓氏来称呼的。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各部队及机关都采用番号时，于是这部队开始命名为第731部队。”（见《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107-108页。）
[101]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4页。
[102]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311页。
[103]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09页。
[104] 同上书，第117页。
[105] 同上。
[106] 川岛清供词：“731部队……分为八部，即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器材部、训练部、医疗部，及总务部。”（《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第257页。）榊原秀夫供词：“……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诊疗部。”（《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页。）
[107] 参阅［日］榊原秀夫《笔供》，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108] 藤井志津枝：《731部队-日本魔鬼的生化恐怖》，台北：文英堂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
[109] 参阅［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453页。
[110] 参阅［日］松本正一《我在731航空班的经历》，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第86-88页。
[111] 参阅韩晓、辛培林《日军731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131页。
[112] ［日］榊原秀夫《笔供》，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113]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454页。
[114] 同上书，第14页。
[115] 同上书，第454页。
[116]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版），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64-65页。
[117] 同上书，第45-46页。
[118] ［日］榊原秀夫：《笔供》，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页。
[119]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军国主义制定了进攻苏联的“北进”政策，1938年7月底至8月初，日本关东军在“满洲”东部的中苏边界哈桑湖一带进攻苏军（张鼓峰事件）失败，1939年5至9月又在“满洲”西部中蒙边界诺门罕地区与苏军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并再遭惨败。1940年，为加强对苏作战能力，乞灵于细菌武器和细菌战，故而改编扩充731部队，并于中苏边界设立4个对苏细菌战的支队（前线基地）。
[120]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09页。
[121] 梅津美治郎于1939年9月诺门罕战争之后接任关东军总司令之职，至1944年7月卸任。
[122]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99-204页，《文件证据》。
[123] ［苏］《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中文本），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1950年，第199-204页，《文件证据》，第260页。
[124] ［日］榊原秀夫：《口供》，见《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0页。
[125] 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2-173页。
[126] 同上书，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