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梁漱溟与其父亲

梁漱溟出身于“世代诗礼仁宦”士大夫家庭，早年颇受其父梁济的影响。

梁巨川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顺天乡试中举。清末年间任内阁中书官职十余年。历官内阁中书、教养局总办委员、民政部主事、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斋务提调。

梁巨川先生在那个革故鼎新的时代，思想历程也几乎是跟随着那个时代，跟随着那样的节奏，连着那样的脉络。虽然从小便受到儒学的重重熏陶，但梁巨川先生并不是一位冬烘先生，反倒是一位眼光突出、不为时局所限制的人物，是一位十分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改革主义者，也决心研习西学。那时，据大家所知，西学是不被政府看好的，也可以说是不被承认的。但梁巨川却在1892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深切时事，断不可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世人讥讪也”。而梁巨川先生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

1898年，当年只有5岁的梁漱溟开始在家启蒙读书，自此开始接触书本，但是父亲梁巨川先生已经嘱咐老师不要让他背传统的“四书”，而代之以《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说的是世界大势，梁父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通过此书以了解世界大势。但有趣的是，这时候的梁漱溟穿裤子还不太利索。

父亲梁巨川在离清朝废除科举还有7年时间，便已决定不要儿辈准备封建科举考试。再加上父亲的先进的维新思想，在1899年，梁漱溟就进入了兼学英文的中西小学堂读书。自此，梁漱溟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进入新式小学学习的学生之一。

其实，对于梁漱溟先生早年因厌离俗世，对佛学的痴爱、不婚、素食，几次要出家的种种，梁巨川先生虽不以为然，但也未横加干涉，随他去思考、去行动、去发挥，在当时的社会时代中，这也是很难得的。所以梁漱溟认为梁巨川的思想是“趋新”的，对于子女教育是宽放自由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对孩子的“妄论”从不加指摘，好的就鼓励，不好的就表达一下自己的见解，让其知道而已，从不加干预或干涉。“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28]

1918年，这是一个对梁漱溟来说不同一般的年份。9月27日，梁巨川写下了《敬告世人书》。同年11月7日，快要过60岁生日的前清民政部员外郎、学者梁巨川问儿子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正在北京大学当哲学教授的儿子回答说：“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能好就好啊！”梁巨川说罢离开了家。这也是梁父留在世界上的最后的一句话。

三天之后，梁巨川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写的遗书足足有万余字，其间提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强调“弟今日本无死之必要也。然国家改组，是极大之事，士君子不能视为无责”。“去年已决心，今年不复听卖菱角声，不吃西瓜矣”。

这些话语出现在梁巨川先生的遗书中，可以看出梁巨川先生一心为的是中国的发展，相信也是这样教导孩子，对着梁家兄弟，孜孜不倦地教导孩子要发展中国、要强大中国。而梁家兄弟也很好地继承了这一意志，将父亲的愿望在日后的十几年里渐渐发扬光大。

父亲自尽不久，《新青年》六卷一号就发表陈独秀^[29]、陶孟和评论梁巨川自杀一事各一篇，阅后撰《答陈仲甫先生》一文，亦发表在《新青年》上。就自杀是不是个人行为，是不是道德、有没有罪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在梁漱溟的眼里，父亲是一个秉性笃实之人，天资虽不高，但有自己的思想，“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血，一身侠骨”。正所谓“尚侠、认真、不超脱”^[30]，他认为这也是受父亲影响而类似于父亲之处，常常自称天资不高，只是认真而已。自然地，梁漱溟认为父亲正因为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端正而不拘谨；同时看重事功，关心大局，崇尚维新。

正因如此，梁漱溟与那些“国学大师”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他们是先打基础，然后专心向学，梁漱溟则说：“我本来无学问，只是有思想，而思想之来，实来自我的问题，来自我的认真。因为我能认真，乃会有人生问题，乃会有人生思想、人生哲学。”他颠覆了治学之路上的某些铁的定律，这是尤其发人深思的。同时父亲对梁漱溟的影响不仅是深刻的，而且是持久的。

待梁漱溟开始教育自己的孩子时，也是如此。“我们受到的可能是最自由的教育。”梁培宽^[31]先生笑着说，“拥有了别人没有的最大的自主权。”用两个“最”字来形容并不过分。梁培宽称自己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毕业，因为每次都在中途就辍学了，有时是因为搬家，有时却是因为梁培宽自己不想去上学了。让梁培宽奇怪的是，父亲梁漱溟对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后来还是经别人劝说才又去上的学。

次子梁培恕^[32]在回忆父亲时，常说：“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力。他从不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

梁漱溟这种教育方式贯穿始终，梁培宽亦记得父亲从未在学习或者成绩上要求过他们兄弟俩。一次梁培宽考试得59分，曾拿学校要求补考的通知给父亲看。“他只看了一眼，就又还给了我。”梁培宽说，父亲其实并非对自己要求不严，而是他认为这种事情你知道了就好，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负责。

不仅对于自己的孩子，对于学生梁漱溟也十分喜欢与他们讨论。1937年6月，《朝话》一书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这本书是梁漱溟于1932-1935年与学生作朝会时的部分讲话辑录。其内容包括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十分值得青年人一读。

梁漱溟先生这位伟大的父亲对他的影响是一生的，让梁漱溟形成了最初的独立思考、有自主见解和不断摸索自求解答的习惯与性格，这种独立求索、锲而不舍也成就了梁漱溟一生的思想、学问、地位和自学能力。他影响着梁漱溟的思想、行动，影响着培养孙辈的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梁巨川先生决定了梁漱溟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