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
梁漱溟出生于官宦家庭，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他的父亲梁巨川就是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澌灭而跳湖自尽，在当时思想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关注，梁启超专门写文以表悼念。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活动，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的具体实施。[33]梁培恕说父亲的乡村运动，最先提法是乡村建设。梁漱溟致力于研究乡村运动的动机，在他十几岁时就已经形成，想必这也与他父亲梁巨川先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据梁漱溟自己回忆说，当时正值清朝末年，维新派的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举国上下都在讨论着中国应该如何立宪的问题。但是随后在1911年爆发辛亥革命，孙中山[34]所率领的革命党人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而后孙中山将总统之位让与袁世凯，而袁世凯复辟帝制，让许多有识之士，革命党人心中为之一怔。可是，我国大部分的普通民众，尤其是广大农民，并没有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来，游离在国情之外，对国家的未来毫不关心、自由散漫。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梁漱溟看到这一情况，希望可以改变这种情况，从基层入手，号召广大的农民群众参与到国家大事中来，可以使广大农民摆脱散漫，变得有觉悟、有思想，成为可以为国家富强做贡献的生力军。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自古以来的支撑和重点都在社会而不在政治，而中国社会的根分有形和无形两种，“有形的事实就是乡村，无形的道理就是理性”。中国本是集乡而成国的，要从小处入手，小处则是乡村，多数人都在乡村，团体组织内多数人则都在乡村，所以要建设社会组织就要从乡村入手，在乡村做功夫。[35]
梁漱溟从传统文化本位出发分析中国的社会组织结构，达到了对中国国情的一种独特理解。他认为中国人重视家庭生活，并由家庭生活推演出伦理本位，同时走向职业分途，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西方文化涌入中国以后，使沿袭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组织构造崩溃了，而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又未确立，造成文化失调，这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梁漱溟认为，中国的自救之路在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它是中国的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长处的沟通调和，也就是要学习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以此来培养发展中国的固有精神即伦理情谊、人生向上的精神。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36]
梁漱溟的理想是要教育全民，创造新文化，改造思想。他认为，旧中国传下来很多弊病，比如政治上不了轨道，是因为旧思想作祟。改造中国，思想是阻碍，不是枪、不是政权。所以他把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定为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理论。前文我们也介绍过梁巨川先生对梁漱溟的影响，再加之当时的时代背景，不难得出，它的形成与梁先生的成长经历和环境有重要的关系。
（一）家庭以及成长经历
梁漱溟的出生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家庭和他的成长经历对其人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父亲对他的影响尤为重要。大到关心国家大事，儒家传统思想，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感等；小到做人处世、自学能力甚至健康的生活习惯，都处处留下了父亲的印迹。梁漱溟也在自述或自学小史之类自传式写作中不止一次提到，他自幼痴弱呆笨，受其父影响很大。这也许就是梁漱溟不厌其烦地整理其父遗稿遗书成册出版，写过多篇怀念父亲之文章的缘故吧。
他于1893年出生在北京安福胡同的梁姓官宦家庭，其父梁巨川，举人出身，先为清末内阁中书，后晋为候补侍读。梁巨川先生对中国的兴旺的责任感，以及当时十分先进的思想，都深深影响着梁漱溟。这样的思想不仅与明清以来实学兴起，李颜学派经世致用之风相一致，而且与西学东渐以来，一部分有识之士受西学与商业发展的影响有关。梁巨川的这种思想体现在对梁漱溟的教育上，不允许梁漱溟去念四书五经，而是在家里跟着老师念一本有关世界局势分析的书——《地球韵言》；梁漱溟也是中国最早进入由新派人物创办的北京第一家洋学堂——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毕业后开始参与到中国的革命中。梁父的实用主义思想和梁漱溟所受的新式教育对梁漱溟日后的儒学现代化的实践有着重要影响。
（二）时势造英雄
在梁漱溟看来，近代中国乡村之所以被破坏甚至崩溃，根本原因是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势力（欧美并日本皆在内）压迫打击”所致[37]，中国“近几十年的乡村破坏，完全是受外国影响的。中国文化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在这个大的变动中就把中国的乡村破坏了”[38]。西洋文化何以能够使中国乡村遭受如此严重的破坏？其原因就在于，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小农经济造成了“乡村社会”，即农业社会。中国以乡村为基础，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乡村就是中国，中国就是乡村，它所有文化的“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39]。中国这样一个乡村社会具有“文化的老衰性”和“文化的幼稚性”，具有散漫、消极、和平、无力的特点，特别是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而西洋文化则大异其趣。西洋人从来都是以团体生活为重，“自宗教开端，以至于经济、政治，处处皆然”。自工业革命以来，其科学技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形成了“以工业为主，以都市为本”的文明，而这种文化具有“特异的强霸征服力及虎狼吞噬性”[40]。
按照梁漱溟先生自己的说法，关于梁漱溟的人生思想之转变可分为三个时期。[41]第一时期为实用主义时期，从十四五岁起19岁止，以受梁父之影响为多。第二时期为出世思想，归入佛家，从20岁起至二十八九岁止。在此时期中，梁漱溟先生曾试图自杀，后来一心想出家做和尚。第三时期由佛家思想转入儒家思想，从二十八九岁以后，即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之际，此后，梁漱溟开始积极思考两大问题之一的社会问题，并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乡村。他的有关乡村建设的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民国十五年冬，而成熟于民国十七年。
（三）重要人物的相助
第一位是王鸿一。王鸿一，号朝俊，字鸿一，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人，是近代山东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和社会活动家。历任山东提学使、山东教育厅长、省议会议长。1921年，梁漱溟在济南讲演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次见到他的亲密朋友和未来同事王鸿一，二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王鸿一于1922年拜访了阎锡山和赵戴文[42]，并考察了山西的“村治”，之后他开始把村落自治政府看作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并组织了持同样见解的华北绅士们组成颇有影响的“村治派”，向社会公布他们的“村治思想”。在王鸿一的影响下，1928年4月，梁漱溟在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中提出“请办乡治讲习所建议”及试办计划大纲，正式提出“乡治”主张，认准了这条道路。1929年，在王鸿一的介绍下，河南村治学院聘任梁漱溟为教务长，此后梁漱溟又接替王鸿一担任了《村治月刊》主编。在学院的演讲和在北平的写作使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思想作了系统阐述，成为乡村建设的主要理论家。虽然梁漱溟在1923年初就已经独立提出“农村立国”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并在山东曹州中学作了演讲，但当时梁漱溟对这一信念并不坚决，亦没有具体的行动计划。但“王鸿一终于想出了一个乡村改革计划，并最终成功地使梁漱溟转向了乡村重建工作”。[43]
还有一位是杜威[44]。杜威是活跃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大师，他以美国哲学家皮尔士[45]、詹姆斯[46]等所奠定的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引入生物进化论的观点，提出“经验就是生活”，认为凡是能成功地适应环境的经验，凡是有用的理论，就是真理。因此，他的理论被称为“实验主义”或“工具主义”。杜威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教育领域内，他提出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以及“儿童中心主义”等新型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教育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经胡适、陶行知等杜威弟子的大力介绍，杜威的哲学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有重要影响，使当时的乡村建设多少都带有实用主义和社会改良的因素。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引起了梁漱溟的兴趣，对他有一定影响。但梁漱溟与晏阳初、陶行知不同，他是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激进的社会活动家，也是最坚决的排外主义者。他一方面把实用主义看作西方态度的最后的“圆满期”和“恰好”，另一方面又将杜威说的“西方哲学偏重于自然的研究，而东方哲学偏重于人事的研究”，用作“世界未来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论据。[47]但在教育观点上，他从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论点出发，把教育理解为极广泛的事物，他说：“什么是教育？统是教育。在学校里读书是教育；在家里做活也是教育；朋友中相得的地方是教育；街上人的谈话，也是教育；教育本是很宽泛的东西。”[48]同时，他强调中国新教育首先是一种实践性的教育，其真正目的在于提高生产，轻课堂而重实践。
中国不能走苏联的路，只能走乡村建设运动之路。梁漱溟认为苏联的路向所需政治条件更高，必须有一强有力的政府，运用国家权力，总持经济建设之事，而中国的社会恰好不允许有这样的政治。在各不同国度内，经济建设之所取径，将视其政治条件为转移，中国政治所从出之途适与苏俄相反，而成为肇始于救济乡村的乡村自救运动所构成的特殊形态的政治。因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然是乡村建设，“必走乡村建设之路者，即谓必走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之路，换言之，即必从复兴农村入手”[49]。
梁漱溟从四个层次来说明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原因。一是起于救济乡村运动；二是起于乡村自救运动；三是起于积极建设之要求；四是起于重建一新社会构造的要求。梁漱溟对乡建原因的认识，既有对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分析，又有他本人对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独特理解，他把破坏农村的力量分为国内与国际两个方面，国际列强的经济侵略，对农村经济崩溃的影响尤其深远。他认为中国旧社会结构的崩溃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失败，“中国之失败，就在其社会散漫、消极、和平、无力”。
“梁漱溟是以农立国的代表人物，而他的反对者多是持西化论者。”吕新雨[50]说。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主要体现在《乡村建设理论》这本书中，《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大体上分为甲乙两部：甲部：认识问题；乙部：解决问题。乙部再分为四部分：先讲乡村组织，次讲政治问题，又次讲经济建设，最后讲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理论体系中的“行动理论”，是其他诸方面理论的逻辑归宿。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不仅回答了中国社会“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方案，即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51]“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梁漱溟在1937年发表的文章《乡村建设理论》中这样写道。
所以1930年开始在山东，梁漱溟就开始了乡村建设。1933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的县政改革中，把邹平县内原有的区、乡、镇全部废除，重新划为11个乡，以366个自然村作为最低的行政单位。乡村建设研究院则设有研究部、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邹平实验县、农场、社会调查部、医院卫生院和图书馆等。研究部的设立是为了普遍地倡导乡村建设研究，为学术界开风气并研究具体的建设方案；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是为了训练乡村工作人员，并且下设服务人员指导处，安排导师到各县巡回指导工作，解决实际问题；农场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培育优良品种并大力推广，从而提高农村技术与生产力水平。乡有“乡校”，村有“村校”。学校教育分为成人教育、妇女教育、儿童教育。儿童教育内容强调有用：识字、农业知识、一般科学、卫生常识和公民学。梁漱溟的乡村实验活动集中于“乡农学校”之中，这是他的乡村建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乡农学校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是乡村领袖，二是成年农民，三是乡村运动者。只要是某乡的农民，就被认为是某个乡农学校的成员。农忙时节，乡农学校组织农民开展农业生产，传播农业技术，促兴乡村经济；农闲时就组织农民读书识字、传授农业知识和陶冶性情等。[52]
1933年，研究院解散职业警察，建立平民自卫力量。他们还建立改进道德的公约，反吸毒、酗酒、赌博；用现代科技推广农业技术；在每个乡设立卫生所，培训护理人员，为他们配上自行车和卫生箱。到1938年，已经有几百个合作社向社员提供贷款，以摆脱高利贷，从事编织、养蚕、林业、植棉、信贷。后来，韩复榘又将菏泽等13个县拓展为“县政建设试验区”。到1937年，山东全省107个县，实行乡村建设管理的县达70多个。
1937年，日军侵占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之前，梁漱溟为了保留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成果，曾力劝韩复榘，未果。后来，韩复榘因不抵抗被蒋介石枪毙，丢了一条命，而梁漱溟则失去了继续进行乡村建设尝试的机会。[53]
当时梁漱溟的乡村建设享有很多的“特权”，基本处于新式管理。他的邹平研究院实际上代行了全县的行政管理功能。他在推行自己的试验时，将乡、村一级的行政机构全部去掉，在邹平只保留了一个县政府。实际上，在邹平的乡村试验是梁漱溟把工夫用在对农村人的精神教育上。作为当时的“特区”，邹平县是不向省里交税的，每年还要从省里拿一些补助，研究院的知识分子们的工资也都来自于行政。后来根据梁培恕回忆，他认为，当时的“官办”色彩还是很浓。最后，梁漱溟发起的这一运动因为抗战被迫中断了，不过给中国的乡村建设还是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梁漱溟的下乡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李济深在广东掌权，当时的李济深十分欢迎梁漱溟去广东开展乡治活动。梁漱溟到广东准备开办乡治讲习所，先准备了十个小题目在青年中讲习，并准备在广东乡下搞乡治。但因蒋介石扣留了李济深而未办成，梁漱溟于是从广东回到了北方。第二阶段，梁漱溟的朋友在北方搞村治运行，在河南成立河南村治学院，同时在北京出版定期刊物《村治月刊》。此时，河南村治学院已经筹办得差不多，梁漱溟任教务长，写了《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并对学院内部进行了规划。河南村治学院是培养村治人才的学校，重点是搞农村自卫。1929年开学，院址在辉县泉家。其院长是彭禹廷，副院长是梁仲华和梁漱溟。王怡柯被聘为学院教务长，经费由河南省教育款产处供给。第三阶段，韩复榘当山东省主席时，他十分欢迎梁漱溟等人，河南村治学院的领导、老师、同学到山东从事乡村建设，梁漱溟等于1931年建设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地址就选在了邹平。之所以选择在邹平这个地方，是因为该县靠近胶济铁路，离济南也不远。不大也不小，十分适宜进行乡村建设。梁漱溟在广东用“乡治”，到河南沿用河南已有的“村治”，到山东则综合了前两者的名称改为“乡治建设”。[54]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人的理性主义本是平静通晓而有情的，而农民与城市相对的工商业者，前者常常接触大自然的生命和植物，生活从容而活泼自然，而后者则总面对城市的高墙和工作时面对的是机械，生活匆忙而麻木，所以相比城市的工商业者，农民更自然、质朴、有温情，富于感情和人情味以及乡土和地方公共观念，仍然是伦理情谊化的社会和组织。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实际上就是对宋代吕和叔[55]所创乡约的一种补充和积极改造。梁漱溟的乡村组织就是如乡约一样的伦理情谊化，同时又是以人生向上为目标的一个组织。所不同的是，它引进了西洋的团体组织内分子积极参与团体事务。[56]
乡村建设在政治上是由散而合，经济学上就是由农而工。由此可知，梁漱溟认为应该先振兴农业，再发展工业。由农业的发展来带动经济的发展，这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政策不谋而合。统观梁漱溟的工业化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和主张有以下几点：
第一，主张由农业引发工业，反对走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
第二，主张为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反对为营利而生产的工业化。
第三，走工业统筹建设第三条工业化道路。在梁漱溟看来，中国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以营利为核心的发展商业资本的工业化道路，也不可能走苏俄强制集团化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57]
其实，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和工业化思想，实际上是一个很矛盾的东西。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中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弊病，但骨子里却有中国文化优越的心态。[58]他以自己所观察到的一切来作为他乡村建设的理论依据，运用自己的方式去开展乡村建设。
梁漱溟以乡村建设来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而搁置起来，但在当时却引起了各方人士的广泛关注。社会学家吴景超当时指出，搞乡村建设运动解决不了中国农民的问题。他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80%左右，在全体农民中，乡村建设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农民不过九牛一毛，即使这些农民得救，于大事还是无补的。“最重要的，就这个问题的性质，大过于复杂，牵涉的方面太多，不是几个私人团体所能解决。”[59]
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毫不客气地批评乡村建设运动。他认为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工作没有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实际工作很少，就是做了也是空而无用。乡村建设的目标是救济乡村农民，然而结果却变为救济工作人员，养出一个吃乡建饭的新阶级。他认为梁漱溟照搬西方的组织方式和科学技术，没有一点纯粹的中国的东西。他还把梁漱溟的工作与罗维特·欧文的工作加以比较，认为它们都是由空想走向失败。[60]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主要成员为钱俊瑞、陶直夫、薛慕桥、孙冶方等）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做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认为梁漱溟认识到帝国主义与军阀是促使中国农村破产的主要原因，而且明白了农民的自动组织是乡村建设的基础动力，认清了农民必须有组织才会有力量。但他不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把乡村看成是抽象的整体，只看到了乡村的外部矛盾，而看不到乡村的内部矛盾。乡学、村学不过是旧日的豪绅政权的变相，不能代表农民的利益，农民不会拥护它。[61]
毛泽东在1938年接见梁漱溟时，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不少是对的，但乡村建设是改良主义运动，一方面它依靠的是现政权，另一方面不能发动起广大的农民群众，不了解农村的阶级关系，更不能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尤其是土地制度，因而不能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不能发动农民。这种改良运动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进行彻底的革命。[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