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梁漱溟政治活动

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甲午战争前一年出生的梁先生，与同时代的志士仁人一样，为民族独立、为国家富强积极追求探索。他曾醉心于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先赞成“君主立宪”，随后又加入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来他转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路向”。他认为中国是“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特殊社会形态，必须从乡村入手，以教育为手段来改造社会，并积极从事乡村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他“醒悟”到自己走的是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尽管如此，梁先生那种“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爱国初衷和为之奋斗的不懈努力是值得人们称道的。

1937年，当时的梁漱溟还待在邹平，潜心研究乡村建设。7月7日，发生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40天后（8月17日），梁漱溟应聘为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并出席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自认为这是参与上层政治活动的开端。

1938年，因为政治活动不停地往返于延安、武汉、重庆间。1月，到延安，除了解当地人民的生活情况、教育设施并参观政府外，还与毛泽东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谈，这也是梁漱溟与毛泽东渊源的开始。7月，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改组，扩大为国民参政会，并在汉口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被选为参政员，出席会议。

1939年2-9月间，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六省敌后游击区视察，历经50余市、县，先后访问村镇200余处。11月下旬，为调停国共争端，形成介于国共两党间的第三方力量，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

1941年1月，皖南事变^[68]发生后，与统一建国同志会同人奔走于国共之间，从事调停，并与黄炎培^[69]、左舜生^[70]、张君劢^[71]等商定将“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被推举为中央常务委员。同年3月，离开重庆赴香港筹办其机关报《光明报》；9月18日，《光明报》正式创刊，自任社长。这年梁漱溟也在《光明报》发表民盟成立宣言和政治纲领，明确主张“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之自由”。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梁漱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撤回桂林，主持西南民盟盟务。

1942年年初，与范长江^[72]等人一起经澳门、台山、梧州、桂平等地撤回内地，2月5日抵达桂林。6月，着手写作《中国文化要义》。10月，应桂林《自学月刊》之约，写成《我的自学小史》。是年，经人介绍，与桂林中学教师陈树棻结婚，这也是梁漱溟的第二次婚姻。

1943年5月，《梁漱溟最近文录》一书由中华正气出版社出版，收录梁漱溟于1940-1943年所写《中国文化问题》、《中国文化问题略谈》、《我的自学小史》等文。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被选为中央常委和国内关系委员会主任。^[73]当时梁漱溟先生对国民党当局“民有痛痒务掩之，士有气节必摧之”的独裁专制极为不满，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操办的所谓“宪政实施协进会”。

1946年5月，出任民盟秘书长。时任民盟秘书长的梁漱溟先生，作为中国民主同盟9位代表之一，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并参加“军事组”和“国民大会组”两项工作。3月11-21日，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此后，8月份受民盟总部委托，曾一度去赴云南昆明调查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74]、闻一多^[75]被刺案件，发表《李闻案调查报告》、《李闻被杀真相》，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痛斥国民党特务的暴行。他激愤地说：“我要连喊一百声‘取消特务’，我们要看看国民党特务能不能把要求民主的人都杀完！我在这里等着他！”梁漱溟先生在白色恐怖面前，不畏强暴，表现出崇高的气节。

而后，一直在南京积极参与国共和谈的调停工作。积极参加了当时的政治协商会议，同其他民主人士一道为争取国内和平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是，事实让他有些灰心。10月，便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同年，梁漱溟先生离开南京，到重庆北碚，闭门著书，直到1949年。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抗日战争爆发后，梁先生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一起，坚决主张团结抗日，一致对外，提出“一多相容，透明政权”的主张。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摩擦、挑起“党争”、破坏抗战，忧心如焚。为联合中间势力，形成政团力量，促进联合抗日，梁漱溟先生发起参与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又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

1949年6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完稿，11月由成都陆明书局正式出版。《中国文化要义》一书是梁漱溟在文化哲学的代表作。

1950年1月中旬，梁漱溟一家抵达北京。3月12日，应邀与毛泽东长谈，并婉拒了毛泽东希望他加入政府的邀请。4-9月，赴河南、山东及东北各省参观考察。

1951年，在北京。5-8月，到四川参加土改。10月28日，在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上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9月，梁漱溟在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提出：希望政府关心农民生活，而被误认为反对党的“总政线”，破坏工农联盟，遭批判，并与毛泽东发生正面冲突。结果，被与会者轰下台。日后也受到了不公正的思想对待。^[76]

1955年，他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湾同胞归来欢聚”，使“祖国统一达到完整无缺”。但是当时，特别是1955-1956年的时候梁漱溟在北京接受思想批判。1955年12月，《梁漱溟思想批判》第一辑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内收冯友兰、贺麟^[77]、千家驹^[78]、任继愈^[79]等写的批判文章14篇。1956年4月，《梁漱溟思想批判》第二集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内收汤用彤^[80]、任继愈、金克木^[81]、周辅成^[82]、王若水^[83]等写的批判文章17篇。此后几年，居北京，除撰写《人类创造力的大发挥大表现——试说明建国十年一切建设突飞猛进的由来》一书外，也写一些回忆性文章，偶尔根据政协安排，到外地参观考察。

1966年，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在北京的梁漱溟因为“突袭文化大革命运动，以自己所储备之资料及参考书尽失而辍笔”，至此《人心与人生》写出前七章。8月，被红卫兵“抄家”。抄家未逾月，“在手头无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开始撰写《儒佛异同论》”。11月，《儒佛异同论》完稿。

1967年开始，梁漱溟开始着手写作《中国——理性中国》一书。此后几年，其主要精力都用在该书的写作上。直到1970年，这本书才正式完成。而后，重理旧绪，继续写作《人心与人生》一书。

1973年10月，“四人帮”策划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不少人被迫表态，“拥护”批判“孔老二”。但梁漱溟则始终保持沉默。后被逼无奈，于12月14日，在学习组会议上发言，申明对“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

1974年在北京。2月20日、25日，在政协学习会议上作《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公开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为此，他遭到一系列的批判。9月23日，当政协学习组主持人询问梁漱溟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他脱口而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1980年，在北京。被选为政协五届常委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1983年，出席政协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政协常委。

1984年，北京的一些知名学者、教授发起成立中国文化书院，梁漱溟应邀参与其事，并任院务委员会主席、学术委员会主席、发展基金会主席。

1986年，已经92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北京应邀为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第二期“中国文化讲习班”讲东西文化比较研究。6月，应邀出席北师大西方文化研究中心和太平洋史学会联合召开的文化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言。

1987年，在北京。2月，应邀出席商务印书馆建馆90周年纪念会。10月，应邀出席由中国文化书院发起组织的“祝贺梁漱溟从事教学科研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开幕式，并致答谢词。这也是梁漱溟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

1988年4月，住进北京协和医院。6月23日，因病情恶化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84]

梁漱溟先生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他同情并敬重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和为之进行的努力。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并没有妨碍他在争取独立、民主的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梁先生曾两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新中国成立后，他为国家统一和经济发展的形势所鼓舞，庄严宣布：“我已经认定跟着共产党走了。”并对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同时，他以“帮助共产党认识旧中国”为己任，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政治运动提出意见和建议。1974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梁先生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批判孔子与批判林彪相提并论，并为刘少奇、彭德怀同志辩护。当受到围攻时，他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在“四人帮”猖獗一时、万马齐喑的境况下，梁先生不顾个人身处逆境，仗义执言，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敢于坚持真理的高尚品格。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梁先生对我们党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十分欣慰。他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家是有希望的。

梁漱溟的一生都在为如何建设中国而努力。从小时候的关心国家大事到青年时自学知识，潜心研究，到中年时将理论付诸实践，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为国家奔走，梁漱溟先生都非常值得我们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