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创新之处

相对于国内外既有研究并结合本书研究实际所开展的工作而言，本书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

第一，从转型期制度特征来剖析中国“财政再分配功能弱化”的根源并进行相应政策的优化和设计。国外学者开展的大量国别研究表明，制度环境因素将对政策再分配效果产生重要影响；而国内针对该问题的研究更多偏重于从财政体制本身来寻找原因，忽视了中国转型期制度性因素的重要性。基于上述研究现状，本书从分割的社会结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分权模式以及关系型社会合约等转型期制度特征出发，系统性地分析中国财政再分配功能弱化的制度性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对财政税收政策以及诸如户籍、财政分权等制度安排进行优化设计。尚处于转型期和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不完备经济系统中评估分析和优化设计政府再分配政策的“试验田”，这一研究将形成对现有政府政策优化和再分配理论的有效补充。

第二，在税制优化方面，本书首次基于县市微观数据实证测度了中国现行税制结构下各项税收的主要实际承担群体，弥补了现有研究中由于缺乏微观居民户实际税负数据而无法有效评估税收公平状况的难题，并有效地捕捉了中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边际性减税改革对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产生的影响。针对税收再分配的既有研究中，由于缺乏微观个体实际税负数据，大多数研究都简单地基于宏观家庭收入七等分组数据来通过对比税前和税后基尼系数变动来识别政策效果；同时一些间接税研究则通过投入产出表或居民户消费结构数据来近似分析税负的分担状况。本书通过一种税收“亲贫性”指数测度的数量方法，分析了中国转型期间接税为主体税税制结构的再分配空间，以及税制结构完善和优化路径。

第三，在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收入方面，本书基于市长、市委书记的任职履历，测度了中国地市一级的“关系资本”指数，并从“关系资本”这一非正式合约角度分析了现行政府间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状况。现有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状况的研究，大多数都简单地从“技术配置效率”分析模式进行；而本书则从更为重要的制度安排层面上切入研究，并指出，转型期中国由于缺乏规则型合约背景，关系型合约在中间扮演重要角色，这一合约模式在转型初期有效发挥着作用，但是随着市场化秩序的建立和发展，其不仅容易滋生腐败，而且导致公共资源配置的低效率。

第四，在政府救助式转移支付支出方面，本书首次通过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和联立方程组评估系统在微观层面上揭示了政府贫困救济政策在贫困救助过程中的真实效应，识别并测度了“挤出效应”和“诱导效应”。相对于既有研究更多从纯理论、经验性研究或者宏观数据层面开展研究更加深入的是，本书试图在中国转型期分权格局下，系统性评估救助式转移支付支出的综合效应：不仅是资金在基层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制度安排下会引发“资金漏出”，而且即便是落入低收入群体手中的救助资金也由于扶贫提供模式不合理而不利于减轻贫困的目标，这意味着转型期中国制度背景下，不论是扶贫体制本身抑或是扶贫方式上都面临着调整和完善。

第五，在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政策方面，本书从转型期中国的“公共服务偏向性政策”方面解释代际社会不平等形成的原因，揭示了政府公共政策在不平等形成中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既有研究更多是直接检验政府支出在收入分配中的影响效应，而忽视了支出政策安排模式本身也可能是导致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大多数研究从公共支出的宏观角度分析政府政策再分配作用，但是，这一做法实际上无法准确衡量个体面临的公共服务状况，更无法进一步细化地识别不同社会阶层从中的受益和分享状况，而本书基于CHNS中难得的社区数据与家户个体数据相结合，很好地从微观视角切入，对政府公共服务政策在代际社会流动中的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