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离土不回乡”时期(2002年至今)

2001年我国加入WTO之后，出口的迅猛增长不仅为劳动密集型部门和制造业部门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而且通过新一轮经济增长，也为服务业部门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城市就业形势发生根本性的好转[8]。从2004年春天开始，沿海地区甚至一些中西部城市普遍出现了严重的“民工荒”，各地因而纷纷取消了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就业歧视，这使得农民工城市就业的经济和制度环境都大为改善。

从2007年开始，由于国际环境不景气，国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原因，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开始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许多企业出现了关停倒闭，我国一些台资、港资企业还迁往了越南、印尼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9]。进入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沿海地区的出口导向型产业带来更沉重的打击，更多的企业陷入了大幅减产、裁员或倒闭的境地。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的数据，金融危机导致我国企业现有就业岗位大约减少8%，城镇失业率同比上升0. 2%，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农民工和城市困难群体[10]。该年下半年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2009年第二季度后农民工就业较快恢复，但就业的地域结构、行业结构、总体供求关系都在发生深刻的调整。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仍然是供给大于需求，农村仍有剩余劳动力，主要是40岁之上的中年劳动力。与上一代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情况不同，当前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全国总工会2010年的调查显示，73. 9%的新生代农民工集中在制造业，其他集中在服务业、餐饮业等。农民工就业领域转移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产业结构转移和经济结构调整有关。

这一时期农民工流动的主要特征是:

第一，从流向看，主要流入地和流出地泾渭分明。东部沿海和新疆10省市为主要流入地，长江以南中西部10省市为主要流出地。流入地开始有所分散，由广东珠三角向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扩展，东部沿海二三线城市对人口吸引力加大。

第二，从流动群体的特征看，“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发生三大转变，一是受教育水平较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初中文化程度占70. 1%，高中文化程度占8. 7%，比以前高出8. 54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数据统计显示，2005—2013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由2005年的83. 5%下降到76. 3%，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由16. 5%上升到23. 7%。其中新生代农民工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占36. 4%。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例不断上升。农民工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趋势明显。二是丧失农业劳动技能。农民工外出务工平均年龄在降低，他们虽然在户籍上属于农民，但实际上离开学校之后很少参加农业劳动，无法胜任农业生产。三是对家乡情结弱化。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已趋于城市化。由此带来三个转变:从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从城乡双向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从寻求谋生向追求发展转变。同时，2004年以后，政府先后推出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完善公共服务的政策，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水平。

第三，21世纪以来，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进入重要转折期，农民工数量增长稳中趋缓。2002—2008年，全国外出就业农民工数量年均增长595万人，年均增长5%左右，低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增速(15%)，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虽然总体上农村劳动力仍然富裕，但结构性供求矛盾开始突出，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正从长期“供过于求”转向“总量过剩、结构短缺”，表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则外化为熟练技术工人和35岁之下普通工人的“双紧缺”，其中普工尤为紧缺。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人力资源培训中心2010年、2011年调查显示，从缺工数量看，生产性岗位的普工最为紧缺，其次是技术性岗位。长期以来“无限供给”的农村廉价劳动力资源和持续的“民工潮”已被“民工荒”取代。农民工供求的区域矛盾突出，“招工难”开始由沿海向内地扩散，有蔓延和加剧之势。

第四，人口流向区域看，开始向纵深、均衡化方向发展。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政策的深入实施，以及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人口流向区域进一步扩大。外出农民工的就业地虽然仍以东部地区为主，但人口流动省内县市流动比例也明显增加。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对省内人口吸引力加大。根据河南、安徽、重庆三大劳动力输出地的统计显示，2009年河南省有1019万农民工在省内实现就业，2010年为1142万人，2011年则达到1268万人。2009年安徽省有358万农民工在省内实现就业，2010年达到400万人。2011年，重庆则有38. 5万农民工返乡就业。同时，县域经济和小城镇的作用不容忽视。

总之，从历史轨迹看，改革开放以来，正是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为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提供了城市就业的机会。而当宏观经济形势陷入低落时，农民工的就业处境就会比较困难，有的被迫返回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