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玉礼的标志

考古学家认为玉龙是“礼器”标示，这就由龙引出“礼”和“祭礼”的概念。

联系到近年来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阜新查海等地发现的多处崇龙遗迹和林西县白音长汗、西门外、敖汉兴隆洼等地发现的崇祖遗迹，可以认为，崇龙、尚玉和祖先崇拜，是当时东北西辽河地区社会宗教观念的核心内容。兴隆洼文化玉器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的礼制文明已经初步萌芽。

继兴隆洼文化之后，此间无论就器物造型种类的齐全还是就史前用玉制度的发展来说，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从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上看，如果说，青铜礼器是夏商周三代礼乐文明社会的物化标志的话，由兴隆洼文化发源的史前古玉，则是新石器时代中期至铜石并用时代中华古礼发生、扩展和承传的基本载体。

再从牛河梁文化遗址看，坛、庙、冢布局范围约有50平方公里，祭坛遗址内有象征“天圆地方”的圆形和方形，祭坛建筑布局按南北轴线分布，注重对称，有中心和两翼主次之分;女神庙有主室和侧室，泥塑残块证明有体魄硕大的主神和众星捧月的诸神;积石冢群都在山顶上或小山包上，具有山陵性质，冢群中心是大墓，周围有许多陪葬小墓……从中可以看出氏族成员等级分化相当严格，已具“礼”的雏形。考古学家在对牛河梁文明遗址进行整体观察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距牛河梁遗址约百里之外的喀左县东山嘴乡亦发现了一座二层三阶的古人祭祀坛，东山嘴方型祭坛与牛河梁文明存在一定关系，同是祭天之坛。以此证明牛河梁文明在当时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百里之外。考古专家们在对上述考古遗存进行研究时发现，东山嘴、牛梁河红山文化遗址坛、庙、冢布局类似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

据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朱达介绍，这里多次发现雕琢精细的玉器，每一次发掘都引起巨大轰动。特别是2002—2003年，这里先后出土了包括玉人、玉凤、玉龙在内的20多件玉器。其中玉人、玉凤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新发现的器类，此前在红山文化考古中从未发现过，而玉龙则为第二次发现。玉人为裸体，通高18.5厘米，由淡青色软玉制成，人像高度写实，雕琢精细，是五千年中华老祖的再现，对研究当时人的体态、形体特征意义重大。玉凤通长19.5厘米，表面已钙化，但体态线条优美流畅，形象与流传后世的“凤”形象基本相似。玉龙高9．8厘米，最宽处7．5厘米，为淡绿色软玉磨制而成，呈钩曲形，形体酷似甲骨文中象形的龙字。

辽宁师范大学文博系教授田广林认为，红山文化证明龙在辽河流域至少已经有五千年的历史;兴隆洼文化的发现，则把中国人崇龙的历史上推到8000年以前。中国人崇龙礼俗有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近年来，河南省濮阳县发现过有六七千年历史的蚌塑的龙，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过距今五千年前的鲵形龙，但这些都是龙的初级形态。红山碧玉龙是中国崇龙的最标准形态，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崇龙礼俗的最终形成。从崇拜各种动物到统一到玉龙，体现了中华龙文化起源的一个基本过程。红山文化是中华龙文化、玉文化的一个直接根系。中国是礼仪之邦，也是尚玉之邦。红山碧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田广林教授认为，牛河梁、东山嘴、四家子等遗址以“坛、庙、冢”为代表的大型礼仪建筑群体的发现，证明我国源远流长的郊天祭地和宗庙祭祖的传统礼制因素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于中国的东北地区，而礼制的发生，正是文明社会区别于原始社会的根本标志。

2012年末，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查海: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发掘报告》出版。玉器是查海遗址考古发掘的重要发现之一。在1987年查海遗址正式发掘刚刚开始时就已发现了玉器，且其造型和组合具有规律性——以玦为主，有环状玦和柱状玦、玦与匕两种组合，玉料都为透闪石软玉。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教授邓聪向记者介绍，查海遗址聚落外有围沟，内部已揭露房基55座，南北成行，排列有序。从整体布局看，早晚期建筑布局变化不大。引人注目的是，聚落靠北的两排五座房址中，皆出土了玉器。该地区另一座儿童居室墓内，在颈部和腹部位置，出土了大、中、小三对六件玉匕形器，生动反映了社会阶级分化的一个侧面。不过这些玉饰是否有世代相传的可能性，有待今后深入研究。郭大顺说，查海玉器的发现使学界认识到玉器在东北地区出现最早，是东北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域特点，确立了与中原、东南沿海并立的东北文化区，大大提升了东北地区在中华大地史前时期的地位。被专家苏秉琦说成:“万年文明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