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对区域的划分和界定

一　国外研究中对区域的划分和界定

大多数对于美国的研究都是根据美国BEA八大区域或者是分为48个州进行研究的。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a）按照BEA八大区域的划分方法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于区域经济是否具有非对称效应，研究表明五个核心区域——新英格兰、中东、平原、东南和平原以西——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与美国平均的反应比较接近，另外三个非中心地带则很不相同，五大湖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变动明显更敏感，而其他两个（西南和洛基山脉）地区敏感度比五大湖地区高出很多。

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b）在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相关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指数，根据对于统一货币政策敏感性，把欧盟各个国家进行了排名。指数表明国家可以分为三类：芬兰、爱尔兰、西班牙可能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反应最大；而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相反，可能反应相对较小；而奥地利、比利时、葡萄牙、德国、卢森堡可能接近欧盟的平均水平。

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9）使用时间序列技术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于1958年1月到1994年4月期间的美国各个州的区域效应。研究表明，以建筑业和耐用品制造业为代表的利率敏感产业比重较高的地区对于货币政策的反应更强烈，受货币政策影响更大。有些州则对于货币政策冲击很不敏感，但是这些州对于能源价格的变化却非常敏感，能源价格的相对下降会使他们的真实个人收入下降，他们主要以钻探业和采矿业为主。相反，有些州以能源消耗为主，如新泽西州，能源相对价格涨幅下降1个百分点使得他们个人真实上升2个百分点。他们也发现科罗拉多州约、北卡罗来纳州对于货币政策反应的敏感度比全国平均水平要低。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州利率敏感的产业所占比重较低。

又比如，纽约的金融、保险和不动产与平均水平相比具有更高的集中度，这使得纽约的反应程度比较小。纽约建筑业和耐用品制造业占比小也是反应有限的原因之一。

弗兰坦东尼和舒（Frantantoni＆Schuh，2001）、欧扬和沃尔（Owyang＆Wall，2005）用不同的方式对美国各地区进行了划分。他们在BEA划分方法的基础上把48个州进一步划分为19个地区，每个地区都包括某个BEA地区中的2—4个州。他们用这个19个地区代替原本的BEA八大地区重新评价了前面使用的VAR模型的结论。

舒（Schunk，2003）通过两个样本期间对于联邦基金利率对每个州的冲击效应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各个州资本密集程度的下降，货币政策对于各个州影响的差异程度也下降了。

韦伯（Weber，2003）把澳大利亚分为两个地区：一个是温和的东南部地区，以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另一个是广大的内陆和北部地区，以采矿业和畜牧业为主。货币政策对于内陆和北部地区的影响比东南部人口中心的影响更大，因为初级产品主要用于出口，而服务业则在国内消费。并认为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必须协调内陆和北部地区以及东南部沿海的经济利益。

之所以很多作者把各个较小的区域（例如美国的各个州）界定为几个较大范围的区域，原因是对太多的区域进行研究将会很大程度上的减少自由度，尤其是VAR（Vector Autoregressive）模型或者是联立方程组系统。

二　国内研究中对区域的划分和界定

由于我国各个地区存在结构性差异，各区域具有复杂多变的经济特征，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中的区域划分方法也各不相同。

最常见的划分方式是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划分方式。贾卓鹏、贺向明（2004）用最优货币区理论解释我国单一货币政策对各地区影响的研究中，把我国分为东、中、西三大地区。吴旭、蒋难、唐造时（2004）从我国金融发展区域化角度分析金融调控政策区域化时也采用了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带。耿同劲（2003）、周孟亮、王凯丽（2005）、刘玄、王剑（2006）、张晶（2007）、周孟亮、李海艳（2007）也都采用了东、中、西部这样的划分方法。

也有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划分方式。中国人民银行九江市中心支行（1999）把我国各个地区归为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两类，认为货币政策收缩阶段，欠发达地区反应比发达地区明显；货币政策扩张阶段，发达地区反应比欠发达地区明显。并以江西省九江市为例，指出即使是在信贷呈扩张趋势的1998年和1999年第一季度，江西省九江市金融机构供应明显偏紧。谢国忠（2005）认为我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经济状况，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发达省份应该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北部、中部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等落后省份，应该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而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周边地区，比如江西、安徽和山东应该采取介于发达省份和落后省份之间的货币政策。于则（2006）把我国各个省、自治区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京津冀和东北5个区域。丁文丽（2006）通过聚类分析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重新分类，分为与传统东中西部分类不同的新东中西部三大区域，并在这个分类基础上对中国货币政策效力区域非对称性进行了经验证明。李海海（2006）把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大西南、大西北、东北八大综合经济区。周孟亮、李明贤（2007）用VAR模型对于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性研究进行实证研究时，采用了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选取了两个代表性省份的方法。蒋益民、陈璋（2009）也采用八大经济区的划分方法。何丽娜（2012）采用樊纲等（2010）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划分方法，其依据是根据市场化程度和经济周期波动相似度进行的聚类划分。

当然，也有的学者采取了并不以地理区域为标准的划分方式。吴国华（2004）认为，与对各个地区影响相比，货币政策变动导致的城乡间、大小企业间、企业与居民间的差异更加明显。蒋晓婕、马晔华（2007）运用VAR向量自回归模型，检验了货币政策冲击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的不同反应深度和反应时滞，认为导致货币政策城乡传导差异的首要原因在于农村信贷供求失衡，提出了疏通农村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对策建议。

三　本书研究中对区域的划分和界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5）发表报告指出，中国传统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的区域划分方式不能精确刻画中国的区域经济特征，应该把中国内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并将四大板块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5]。曹永琴（2007）在分析中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时就采纳了这种划分方法。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开始发布的《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也采用了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划分方法。

本书也按照以上的划分方法把中国内地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但是并没有进一步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原因在于，八大综合经济区的划分方式应用并不广泛，八大综合经济区彼此之间的差距不像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那样具有差距显著的特征，不利于区域间的横向比较。

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浙江、广东、海南、福建十个省和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湖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六个省；西部地区包括陕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新疆、重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西藏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三个省。在本书以后的内容当中，除非特别注明，否则这四大地区均按照上述标准划分。

本书分析当中也常常采用把中国的区域划分为东部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的二分法，这种划分方法大部分用于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理论分析和作用机理分析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