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献综述

一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方法的述评

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方法是以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 ＆DeFina，1996，1998，1999）的一系列研究为分界线的。

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之前，我们可以把研究方法大致划分为最优货币区理论、宏观结构模型、简化模型。在流派上还可以分为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古典综合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等。并且研究还结合了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理论。关于这些经济学流派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理论的经典内容可以在相关教科书上找到，本书不再赘述。

而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之后建立在VAR方法上的研究较少涉及学术流派归属的讨论，更多地倾向于对问题的实证研究。从方法上来讲，VAR方法代表了计量方法的进化，它是支持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之后所有研究的技术基础。VAR计量方法让研究者可以专注于自己要考察的因素和结果，而不需要包含其他的宏观变量，VAR方法应用之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完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是最早的研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一个理论框架。由蒙代尔（Mundell，1961）提出，最早由麦格尼菲柯（Magnifico，1973）应用在欧洲货币联盟中。根据这个方法，在存在结构性差异的情况下，统一的货币政策将会存在区域非对称效应。由于采用统一的货币，区域间无法通过贬值调节经济波动，只有经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时，非对称性冲击才可以获得补偿，例如工资和价格的弹性和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目前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文献，试图识别欧洲货币联盟（EMU）国家是否满足这些经济灵活性的要求。但是对于欧洲货币联盟是否是最优货币区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争议（富恩特斯和道（Fuentes＆Dow，2003））。贾卓鹏、贺向明（2004）用最优货币区标准来衡量我国区域经济状况，认为我国作为单一货币区没有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我国单一的货币政策可能加剧地区间的不平衡。但是文章没有论证单一货币政策加剧地区间不平衡的传导机理。宋旺、钟正生（2006）根据生产力自由流动标准、产品多样化标准、经济开放度标准、通货膨胀率标准，得出我国仍未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实行单一货币政策将导致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效应出现。黄国妍（2009）从最优货币区理论出发，检验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发现我国仍未达到最优货币区标准。

最优货币区方法在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上具有一定局限性，在最优货币区理论框架下，只能判断货币政策效应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无法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

（二）大型宏观经济模型

宏观结构模型是通过宏观经济中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列出联立方程，并通过实际数据对这些联立方程的参数进行估计，得出宏观变量之间的关系。因为理论基础的不同，宏观结构方程有各种不同的形式。

菲什坎德（Fishkind，1977）选用了帕廷金（Patinkin，1965）提出的宏观结构，并且进行了修改，使这个宏观结构可以反映州经济的特殊情况，并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模型的出发点，指出州经济体和小国经济体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两者都是小型、开放的经济体，他们都受到外部贸易部门的强烈影响。最终得出的宏观结构模型包含了34个同步方程的非线性动态体系，其中包含了24个变量。该模型认为货币政策通过三种方式发生作用：资本的成本、资本的可获得性、财富效应。

加里森和张（Garriosn＆Chang，1979）对美国八个地区进行了实证检验，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于那些耐用品制造业集中度更高的地区影响更大。（富恩特斯和道Chase，1981）对美国八个地区（四个城市和四个农村）的区域模型进行了估计，这个模型包含了164个方程、114个恒等式和38个外生变量（Dow and Fuentes，1997）。

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使用大型宏观结构模型的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大型宏观结构模型的数据难以获得，并且存在估计不准确的缺陷。

（三）简化模型

简化模型是指把地区经济的结构方程列出后，解出每个地区的简化形式方程。衡量经济行为的衡量指标是内生变量，而全国政府支出、税收收入和货币供给等是外生变量。贝尔（Bear，1976）的相关成果是这个领域早期影响力较大的文献。他用加拿大的数据估计了一个简化模型，以评价货币供给的区域影响。

与宏观结构模型相比，简化模型的优势是形式简单、可以解决严重的地区数据缺少问题，而结构方程常常因缺少可靠数据难以获得财政和货币政策确切的地区效应。但是简化模型存在着许多缺陷，贝尔（Bear，1976）的研究假设无论什么样的全国简化模型估计偏误都影响不大，但是莫迪利亚尼和安多（Modigliani＆Ando，1976）就指出了全国简化模型在一些情况下将会出现偏误。而马瑟和斯特恩（Mathur＆Stern，1980）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研究检验了是否简化模型的估计存在偏误。他们通过模型推导得出，如果全国的简化模型存在偏误，那么在两区域的简单模型中，将会至少有一个区域的估计出现有偏误的系数。他们也通过对两个不同的样本区间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是否财政乘数和货币乘数会存在显著的变动。他选用了两个样本期间：一个样本期间是1952年第一季度到1968年第二季度，第二个样本期间是1952年的以季度到1976年第四季度[6]。估计结果表明，区域的货币乘数和财政乘数随着时间的变化都存在不稳定性，尤其是在大多数地区的财政乘数都上升了。因此他们认为区域简化形式方程和全国简化形式方程同样存在估计偏误的问题，对采用简化模型获取区域政策乘数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四）向量自回归模型

最早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 Autoagression，以下简称VAR）模型是由西姆斯（Sims，1980）年提出的，当时是作为对大型宏观结构模型的一种替代。原因是大型宏观结构模型总是需要进行一系列假设，但是这些假设事实上并不可信。VAR模型能够克服了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现在时间序列实证研究广泛应用的方法。

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1999）的研究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采用VAR技术的经典代表作。他们对于美国48个毗连的州在1958年到1992年间的真实个人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从估计出来的SVAR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得到的脉冲反应函数表明联邦基金利率在预期外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州真实人均收入就会下降。收入水平的最大化效应发生在政策冲击后的8个季度。有些州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有着显著的差异。

从1998年之后，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研究基本都采用VAR模型、结构向量自回归（以下简称SVAR）模型以及对VAR进行一定形式的改进后的模型。因此，很多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1999）之后的研究对文献进行回顾时也奉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为经典，对于之前的文献很多时候并不提及。

卢西奥和伊兹奎尔多（Lucio＆Izquierdo，1998）对西班牙各个地区1980年1月到1995年3月的季度数据进行了VAR估计后，进行了方差分解、然后计算了脉冲响应函数。发现西班牙各地区对于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M3的增加提高了每个地区的就业率和产出，但是效果的大小不同。纳恰内、雷和高希（Nachane，Ray＆Ghosh，2002）用SVAR方法对印度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了研究。阿诺德和弗拉格特（Arnold＆Vrugt，2004）用了VAR模型来获得脉冲响应，脉冲响应揭示了德国10个属于西德地区的省份的产出对货币政策冲击反应的差异。

埃尔伯恩和哈恩（Elbourne＆Haan，2004）对EU国家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使用的各种VAR方法进行了回顾。估计了10个EU国家的43个VAR模型，并对价格和产出的反应大小进行了稳健性的排序。认为这些VAR模型的主要差异在于两种不同样本期间的选用、额外变量的加入、递归、长期以及结构性识别方法的采用。并且计算了递归VAR和结构VAR中产出和价格对切凯蒂（Cecchetti，1999）采用的金融机构变量响应的相关性，最终反驳了切凯蒂（Cecchetti，1999）的观点（法律体系导致了金融结构，因而进一步导致了非对称传导），认为法律体系和金融机构这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吉亚琴托（Giacinto，2002）对VAR模型进行了改良，建立SVAR模型并通过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中的技术把地理信息纳入到了模型形式中。他们认为要研究空间上的互相影响，采用在给定区域下进行建模的VAR形式是很必要的，这对于标准VAR模型而言似乎是不可行的，因为自由度的缺乏。而他们提出了新的VAR形式，用空间相邻的信息获取了对于中等或者大维度的面板来说比较可行的联合估计参数约束。引入同步空间相关性结构模型后，对于参数识别问题进行处理（需要进行参数约束）。并检验了模型的实证效果，进一步证实了脉冲响应函数中的地区异质性。

VAR模型与之前的模型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第一，传统的联立方程组（例如前面提到的宏观结构模型）需要以经济理论为基础，对变量关系通过严密的方程组加以描述。但是很多情况下，经济理论的发展并不足以对计量研究提供一个可靠的模型系统。而在宏观结构模型中，内生变量既出现在方程的左侧也出现在方程的右侧，令方程的估计的推断变得更加困难。沃尔特·恩德斯（Walter Enders，2006）指出了解决方法，当我们对变量是否真是外生变量的情况不自信时，传递函数分析的自然扩展就是均等对待每一个变量。VAR模型能够实现这一要求，VAR模型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内生变量的滞后值的函数构造模型，把单变量自回归模型推广到由多元时间序列变量组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高铁梅，2006）。第二，VAR模型能够方便的对区域进行横向比较。第三，宏观结构模型几乎要包含宏观经济中所有重要作用变量数据，对数据要求较高。VAR模型在数据的使用上比较节省，只需要寻找与研究相关的几个变量的数据。

近年来，我国的学者（于则，2006；李海海，2006；刘玄、王剑，2006；张晶，2006；丁文丽，2006；周孟亮、李明贤，2007）也采用VAR模型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内VAR方法中变量的采用和国外VAR中变量的采用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差异。

我们首先来看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9）VAR模型中的变量

在式（2.1）中，t代表时间，Δxs是州s的真实收入增长，Δxr-s是州s所在的BEA（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地区的真实收入减去该州真实收入的增长率，Δxr2到Δxr8是其他七个BEA地区的真实收入增长，Δc1到Δc3是三个宏观经济控制变量，Δm是货币政策衡量指标，Zs，t表示13维的内生变量向量。

从模型中选取的各个变量可以看出，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9）的VAR模型中不仅包含了影响区域经济的宏观经济变量以及货币政策变量，也包含了各个区域的经济变量。这样做是考虑到了区域的溢出效应，解释了地区间的相互影响（例如，货币政策直接影响了区域i，通过与区域j的贸易，货币政策以间接影响了区域j，反之亦然）。它克服了早期模型只是衡量货币政策对于每个地区的影响，没有解释地区间的相互作用的缺陷。当然，最理想的做法是在单一的模型中把货币政策对于50个州的影响都包含在内。但是VAR模型只是对于一个有限数量的变量适用。而不是50再加上所要求的那些变量。所以，货币政策的差别效应通常都是以地区的形式而不是以州的形式来衡量的。大多数的研究都使用经济研究局（BEA）八个地区的划分方法。

但是我国的大部分学者（于则，2006；李海海，2006；刘玄、王剑，2006；丁文丽，2006）在建立VAR模型中的时候，并没有包含其他区域变量。

例如于则（2006）的变量表示为：

在式（2.2）中，yi，t表示在t期地区i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yt表示t期全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mt表示t期的货币供应量。Zi，t表示3维的内生变量向量。

于则（2006）的模型中并没有包含其他区域的经济变量。刘玄、王剑（2006）选取了货币供给（M2）、市场利率（R）、规定资产投资（INV）、工业总产值（OUTPUT）四个变量建立VAR系统。这其中也没有包含其他区域的经济变量。丁文丽（2006）和李海海（2006）也同样没有包含其他区域的经济变量。这样的模型潜在的含义是不考虑地区之间的互相影响。

这样做主要是由于数据的限制。于则（2006）的样本期间为1990—2003年，包含14个样本点；而模型中的区域有5个，如果包含进去其他区域变量，将会减少4个自由度，无法进行计量研究。丁文丽（2006）采用的是1994—2003年的年度数据，样本点本身只有10个，这样的结果本身的说服力就不够，显然不能再添加变量减少自由度了。刘玄、王剑（2006）采用的是1997年1月至2004年8月的月度数据，样本点有92个。但是他们也并没有把其他区域经济变量包含到VAR模型当中。李海海（2006）选取了1985—2004年的各省区年度数据，样本点有20个，也不适合包含更多的其他区域经济变量。

张晶（2006）的模型向量设定为

在式（2.3）中，Δy1，t表示第i个经济区域t期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和其他相关的衡量指标，i=1，2，3分别代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Δpt表示相对价格指数，mt表示货币政策变量。可见，张晶的结构VAR模型是包含各个地区经济指标的。我们看到她选取的是2000年4月至2005年12期间的月度数据，去掉缺失的数据后样本期间是67个月，这样的样本期间允许模型包含其他区域经济变量。但是张晶（2006）的实证研究时间跨度较短，这减弱了实证结果在验证理论时的可信度。

（五）其他模型

吴伟军、方霞（2008）　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模型，用面板数据估计了我国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居民消费储蓄行为参数，这些参数差异导致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效应不一致。

蒋益民、陈璋（2009）　采用了改进的结构VAR模型（Structrual VAR，SVAR），纳入内生变量的当期关系，提取误差项中的变量当期关系，明确模型的经济含义。

董志勇、黄迈、周铭山（2010）　采用时空参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1985—2007年各区域的动态货币政策乘数，用以克服VAR模型的只能识别经济发展中与政策内生反应无关的货币政策冲击和政策变动的效应，而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模型能够体现中国经济转轨阶段经济变量间的结构变化。

李宝仁、邬琼、杨倩（2011）　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31个省份1994—2009年各省数据进行分析，建立变系数模型，分析各省经济对货币政策敏感性。

二　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因的述评

（一）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传导渠道

从已有研究来看，认为成因主要集中在区域信贷获得成本和区域信贷的可获得性两大因素上。

摩尔和希尔（Moore＆Hill，1982）认为本地银行对于外部银行而言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费恩等人（Faini et al.，1993）和梅苏里（Messori，1993）也指出意大利南部经济发展缓慢和本地银行垄断以及银行低效率有关。这些都导致了区域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具有显著的影响。货币政策对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也体现在长短期利率构成和调整能力方面，地区间银行长短期利率分布差异和银行改变资产负债表的能力也会导致不同地区对于货币政策VXt=［Δy1，t，Δy2，t，Δy3，t，Δpt，mt］的不同反应（BIS，1995）。汉森和沃勒（Hanson＆Waller，1996）发现区域银行政策和区域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

卢西奥和伊兹奎尔多（Lucio＆Izquierdo，1998）认为真实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吸收存在不充分性，这缘自于各个地区宏观和微观结构的不同。从微观结构来看，紧缩的货币政策降低了资本金和实物资产的价格，这使企业的财务报表发生了变化，可以获得的贷款规模也发生了变化。通过收入效应，货币政策也影响了居民的消费行为。从宏观结构来看，不同地区的实体部门构成不同，货币政策敏感部门在不同区域所占的比重也不同，这会引起各个区域对于统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反应。那些对利率变动较为敏感的行业，例如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更高的区域受到紧缩作用就更大。

切凯蒂（Cecchetti，1999）也同样认为这些因素导致了欧洲货币政策传导的不对称性，并且指出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欧盟各国法律传统存在差异。他认为不同的金融结构差异是由国家间的法律传统导致的（见图2.1）。

但是埃尔伯恩和哈恩（Elbourne＆Haan，2004）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了与切凯蒂（Cecchetti）相反的结论，发现金融结构与法律传统之间并没有相关性。

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9）的实证研究提供了货币政策具有区域差异的原因。认为美国各个州对于货币政策反应程度与产业结构变量显著相关，为货币政策利率渠道提供了证据，而州水平上的数据没有为信贷渠道提供支持。

他们的研究发现，州对于货币政策的长期反应与制造业比重正相关，这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的利率渠道解释，因为制造业通常是利率敏感的行业。但是小公司比较多的州对于货币政策反应程度没有显著的效应。而且，小银行比重比较大的州对于货币政策冲击的敏感性反而小。这与卡什亚布和斯特恩（Kashyap＆Stein，1994）的观点相反。

总之，以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研究主要是从产业结构、银行规模和企业规模这三个角度来寻找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而这三个影响因素通过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发生作用。

这三个原因也成为之后该领域经济学家进行检验的三个重要因素，而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1999）的研究也成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研究的经典范式，见图2.2。

（二）区域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差异

卢西奥和伊兹奎尔多（Lucio＆Izquierdo，1998）认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两个阶段，所以有两个环节将会对于货币政策冲击作出反应，第一个是金融环境，第二个是相应的真实经济。首先，真实经济部门对于货币政策吸收存在不充分性，因为宏观和微观结构的不同。从微观结构看，一个紧缩性货币政策降低了资本金和实物资产的价格，也使得财务的边际价值发生了变化，通过收入效应增加了负债者的收入，减少了那些债权人的收入（巴伦、库代尔和莫作恩（Barran，Coudert＆Mojon，1997））。这些效应都将会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消费的增加与贷款者的金融头寸净值相关，尤其是拥有债券作为金融资产的居民，其消费行为将会对紧缩的货币政策产生明显的反应。从宏观结构看，不同的实体部门构成对货币政策的敏感程度不同，货币政策敏感部门在不同区域所占的份额不同，这会引起对于统一货币政策的不同区域反应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7）。那些对利率比较敏感的行业（制造业和建筑业）占比更高的区域受到紧缩作用就更大。而公司规模是获得信贷能力的一个指标。同小公司只能依赖狭窄的信贷渠道相比，大公司可以通过股市融资或者是国际市场融资。同样，一个地区金融机构的内部结构和规模也对于货币冲击有不同的传导。大银行可以比小银行获得更多的国际资金（卡什亚布和斯特恩（Kashyap＆Stein，1994））。

在那些大银行分布比较多的地区货币政策效应可能较弱。金融机构数量少以及小的金融机构将会导致区域融资能力较弱（鲁迪布什（Rudebusch，1995）），银行产业的垄断者将会试图保护他们的垄断利益，例如放慢利率下降向信贷传导的过程。有实证证据表明，当西班牙官方利率变动时，银行利率和货币政策对于公司和个人不同作用存在刚性（萨斯特雷（Sastre，1991）以及艾迪斯科里维·霍尔丹（Escrivay Haldane，1994））。

另外，紧缩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的债券和贷款的比率，由于债券和贷款的相互替代时不完全的，所以公司将面对更高的外部融资成本，所以贷款的供给将会减少（伯南克和格特勒（Bernanke＆Gertler，1995以及伯南克和布林德（Bernanke＆Blinder，1992）），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外部融资就会发生变动。另外，扩张的货币政策将会的导致抵押品市场价值下降（清泷和摩尔（Kiyotaki＆Moore，1997）），于是公司就更难获得贷款。最后，汉森和沃勒（Hanson＆Waller，1996）发现区域银行政策和区域增长率之间有显著的相关性，阿莫斯、科曼尼和温金特（Amos，Kermani＆Wingender，1986）认为区域增长在区域信贷紧缩时会下降。摩尔和希尔（Moore＆Hill，1982）认为本地银行对于外部银行而言具有更低的监督成本，所以有些研究提出非正式的借贷渠道（非银行形式）基本上是本地性的（OECD）。如果区域在这些性质上存在差异，那么就会存在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而本地银行将会成为货币政策的区域稳定器。

卢西奥和伊兹奎尔多（Lucio＆Izquierdo，1998）对西班牙各个地区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那些对于借贷进行更严格控制的地区政府对货币政策反应更敏感，货币政策敏感行业比重较高的地区业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更强烈。最后，那些劳资谈判比较多的地区对于货币政策反应更灵敏。名义工资谈判的余地越大，货币政策的真实效应就会越明显。

纳恰内、雷和高希（Nachane，Ray＆Ghosh，2002）研究了印度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并且寻找了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利率敏感性行业结构各州的差异，各个州企业构成的差异，各个州金融深化程度的差异。

阿诺德和弗拉格特（Arnold＆Vrugt，2004）研究了德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是否和区域经济的结构特征有关系，例如产业结构、公司规模、银行规模以及开放程度。得出结论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差异与产出构成相关，但是和公司规模和银行规模不相关。

汉森、赫斯特和帕克（Hanson，Hurst＆Park，2006）认为真实经济行为中的不同波动可能因为特殊的冲击或者是不同传导机制下的普遍冲击。产业结构或者是金融部门结构在区域水平上的不同经常被认为是这些差异的根源，尽管地区劳动市场、自然资源禀赋、支出和税收政策、管制环境或者其他特征上的不同可能都是起作用的因素。并通过实证表明认为银行部门对国家的各个不同区域产生不同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把各种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原因的观点综合起来，可以划分为经济结构差异和金融结构差异两大方面（见图2.3），经济结构差异具体包含宏观层面上的产业结构在利率敏感度上的差异和微观层面上企业规模的差异。金融结构差异具体包含银行规模、银行经营状况、银行集中程度、其他融资渠道等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之所以能影响货币政策效应的前提是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灵的存在，这导致了企业和个人对于本地区银行以及其他融资渠道的高度依赖。

（三）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内生性成因和外生性成因

富恩特斯和道（Fuentes＆Dow，2003）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原因除了在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差异以外，还应该考虑经济主体的行为因素，也就是在货币政策具有内生性的假设前提之下，银行流动性偏好、存款者和借款者的流动性偏好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都有影响。原因是随着金融体系的发展，中央银行对于货币供给的直接控制能力下降，货币供给在经济过程中具有越来越强的内生性。从传导机理来看，这过程包含三个主体，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存款者（投资者、居民）。并认为外生性和内生性的区分是很关键的，因为这决定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关键变量。

早期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都认为货币政策是外生的，因此早期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进行研究的凯恩斯主义者进行建模的时候，认为货币政策是通过利率变动对总需求的组成要素来发生作用的，例如，菲什坎德（Fishkind，1977）采用的宏观结构模型。而货币主义者则把商业周期看作是货币冲击导致的，认为区域对于商业周期的不同反应是通过区域产品需求或者是收入弹性的差异导致的（例如，贝尔（Beare，1976））。

但是，后凯恩斯货币理论认为随着银行系统的发展，信贷的增加更多的依赖于银行和借款者的流动性偏好，而不是依赖于中央银行的直接干预。因此，银行的发展阶段将会影响到银行借款能力，银行系统越发达，银行在给定存款基础的情况下信贷扩张能力就越强。银行越落后，受到低水平储蓄率约束的可能性就越大。另外，流动性偏好因素通过银行和存款者两个主体发生作用，即：银行在区域内借贷意愿和将存款者的行为偏好。较高的流动性偏好可能因为存款者采用了流动性更好的资产组合而降低了本地区的信用供给，这可能导致了金融资源从周边地区向核心地区的流动。但是，较高的流动性偏好了降低了地区的资金需求，因为投资者比较差的预期也不愿意借债。流动性偏好通常是以短期形式讨论的，但是周边地区经济较大的波动性，财富在波动中受到的保护较少，这会导致这些地区的流动性偏好随着时间也会产生较大的波动性。但是也存在流动性偏好产期的区域差异。周边地区在长期里表现出的流动性偏好要高于核心地区，因为他们对于不稳定性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因此，银行发展阶段以及流动性偏好的地区差异可能导致一些地区在信用获得性方面具有更高的不稳定性。

因此，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不应该仅仅局限于“非对称冲击：上，也应该分析货币政策对于微观主体行为影响。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原因的探寻可以总结为表2.3，表2.3中的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因既包含了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因素，也包含了对相关经济主体行为差异的分析。

从已有的实证结果来看，货币政策差异效应唯一令人信服的解释就是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对于其他解释，不同的方法和不同的数据选取得出的实证结果并不一致，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原因的探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

（四）国内文献对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因的研究

周孟亮、王凯丽（2005）认为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存在使货币供给调控的实际效果与预期效果存在较大差异，区域金融差异表现为区域间金融组织结构、金融价格、微观主体金融努力程度的差异。并从紧缩和扩张货币政策两个方面论述了区域金融差异是如何导致货币调控失灵的。并进一步提出了货币供给调控政策。周孟亮、王凯丽（2006）从不同区域的投资、消费利率敏感性差异、开放程度差异和商业银行发展和结构差异等区域结构性因素分析了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认为基于我国区域金融差异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有利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周孟亮、李海艳（2007）专门论述了区域文化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主体金融努力的差异，认为这是导致货币政策效应区域差异化的深层次原因。

丁文丽（2006）认为区域金融非均衡运行与统一货币政策之间存在矛盾，导致货币政策实施出现了地区差异。但是她对于区域金融的概念界定模糊，很多情况下可以与区域经济相互替代。周敏（2006）研究了欧元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认为银行的非中介化过程、金融资产证券化和以保险养老金形式实现的契约化进程在各个成员国的不平衡发展是导致统一的货币政策在各个成员国实施效果产生差异的原因。

刘玄、王剑（2006）区域层面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货币政策传导的速度和深度都显著不同。传导速度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周期非同步，传导深度差异导致了区域经济增长非对称。东部地区对货币政策敏感性高于中西部地区。归纳了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效率的因素，相关分析表明，中小企业、地区开放度、非国有经济比重与传导效果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企业比重和国有经济比重与传导效果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文章提出的货币政策导致了经济周期的观点仍然有待商榷。

闫红波（2007）认为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区域差异，各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企业特征、居民的消费决策、金融发展水平及结构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采用VAR模型、Logistic模型和Pearson检验等计量方法对这些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蒋益民、陈璋（2009）建立三大指标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影响因素：区域金融结构指标、区域生产力指标、区域产业结构指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区域生产力水平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相关性较高，生产力较高的地区货币脉冲响应的峰值较大。

韩蓓（2009）从微观主体差异角度分析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区域效应产生的原因。在不同地区银行、企业、居民微观主体的特征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统一的货币政策将通过信用传导机制产生差异性的区域效力。

何晓夏（2010）分析了上市公司数量、股票公司市值、银行贷款期限结构、证券机构结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和股本结构、居民资产结构等金融因素对货币政策效应不对称乘数模型中各个参数的影响，认为金融机构的区域差异导致了货币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的产出乘数存在差异。

刘郁葱（2010）认为国有产权制度和集中性银行体制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重要成因，并通过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银行体制的地区差异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主要原因。国有商业银行份额和银行集中度高的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应较弱；而国有商业银行份额和银行集中度较低的东部地区，货币政策效应较强。

董志勇、黄迈、周铭山（2010）认为供给曲线水平和斜率的区别是导致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成因，较高的经济开放度、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地方政府支出占GDP比重等因素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较大的原因。

杨红芬、余志伟（2011）提出政府博弈行为影响了金融资源配置，当经济处于萧条期，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博弈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刺激当地经济；当经济过热阶段，地方政府从地方利益角度考虑，采取措施缓冲中央政府的调控政策，影响货币政策区域效力。

邱崇明、黄燕辉（2012）从消费者流动性差异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区域效应成因，认为货币政策通过消费信贷可得性和消费信贷成本两种途径导致各个地区消费者具有不同的流动性约束，导致不同区域消费者消费支出水平调整程度不同，使货币政策产生区域效应。

可以看出，尽管国内文献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传导机制和影响因素的研究不乏一些创造性的思路。但是总的来说缺乏系统性，实证研究也基本上停留在比较初步的水平上，还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

（五）区域效应成因研究方法的国内外比较

国外对区域效应成因的基本研究框架都是类似于卡里诺和蒂凡那（Carlino＆DeFina，1998，1999）采用的横截面回归方法，首先对货币政策不同区域产生的作用进行分析，得出定量的结果，一般是脉冲响应的绝对值（例如八个季度的累积脉冲响应值）。第二步就是把可能的影响因素衡量指标作为自变量，把各个区域的累积脉冲响应值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通过估计参数的显著性来分析各个因素在区域效应中实际起到的作用。德·卢西奥和伊兹奎尔多（De Lucio＆Izquierdo，1998）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识别了可能的影响因素。阿诺德和弗拉格特（Arnold＆Vrugt，2004）在德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分析中，对于影响因素也采用了横截面分析，但是由于样本数量只有10个省份，无法进行回归分析，因此他们只是给出了每个结构特征以及区域的脉冲响应值相关的系数。欧扬和沃尔（Owyang＆Wall，2005）也采用了同样的横加面方法对整体样本结果和沃克尔-格林斯潘（Volcker-Greenspan）结果中的衰退成本（recession costs）分别进行了OLS估计。但是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并没有对前沃克尔（Volcker）时期的冲击响应结果进行回归。

而我国对于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影响因素分析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上，有些学者给出了简单的经济数据作为证据，但是对于货币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差异冲击解释力度不大。对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的只有刘玄、王剑（2006）和李海海（2006）。刘玄、王剑（2006）同样是由于样本总量过少，采用了Peason相关矩阵方法，大多数解释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货币政策传导结果与地区影响因素变量之间的相关联系在统计上是可靠的。但是刘玄、王剑（2006）的研究存在样本期间跨度较短的缺陷，减弱了实证分析对理论检验的可信度。李海海（2006）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金融结构对我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传导机制的影响。首先分析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M2的响应，得出结论，认为第二产业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明显大于第一和第三产业，进而通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各个地区的GDP占比间接推导出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区域经济的影响差异；对企业结构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用VAR分析了中国货币政策对各种规模企业的差异效应，在通过不同地区的小企业占企业的数量百分比间接推导出货币政策对于不同区域经济的影响差异；最后是通过各区域的金融资产占GDP比例，金融相关比率、金融相对比率等指标对金融结构差异进行了分析。

三　治理区域非均衡政策的述评

关于区域非均衡的政策研究，国外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对于区域的非均衡货币政策应做出怎样的反应以及论述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补充作用。而国内的文献提出了涵盖范围更广的政策建议。

（一）国外对于区域非均衡的政策研究

区域经济的商业周期很少处于同一阶段，很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经济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统一的货币政策不仅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些情况下还会加剧区域之间的差距。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并不能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对于货币政策和区域经济之间关系的现实态度都是一致的：不采取针对某个区域经济状况的货币政策。

例如克里夫兰美联储银行主席霍金斯（Hoskins）在1991年5月3日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太平洋西北区域经济会议第25届年会上的讲话认为，区域商业周期是存在的，货币的突然变动可能导致商业周期。在1980s早期，美国有两次衰退是由货币政策对于1970s的过多货币增长操作失误导致的。尽管区域经济对于货币政策的冲击反应的确存在差异，联邦储备也不应该用货币手段来纠正地区的长期结构冲击。原因如下：首先，联储没有针对地区的政策性工具，也就是说没有区别的对待不同地区的政策工具；第二，地区经济有自己适应区域冲击的市场机制；第三，货币政策的错误实施可能导致价格信号的扭曲，这会使地区市场调节机制工作失灵。区域调整过程是通过格林斯潘提出"人口流动套利"发生的。这个观点认为工人的地区流动我们经济从冲击中可以快速恢复的原因。另外，资本流动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事实上，欧共体（1991）单一市场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更好的市场调节机制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货币政策是短期的，也不适合去调整长期的地区冲击。而且货币当局也不能精确预测，经济对于政策又有时滞，促进的货币政策不能解决结构性问题。如果真的去实施货币政策解决这些问题，那么货币当局要冒着错误制定政策的风险，因为会扭曲对于经济冲击调整来讲必要的区域市场的价格信号。进行货币供给的微调来补偿那些区域经济中不同的结构冲击是白费力气并且存在害处的，这使得区域商业周期进一步恶化，并且区域经济很难吸收这样的失调。

他提出应该把物价稳定作为采用货币政策唯一目标。这样做既可以最大化货币作为区域间、全国和时间交易媒介的效率；也消除了规避非预期通货膨胀的必要，优化了资源分配。物价稳定促进了长期投资，这对于技术进步来讲是最重要的，并使人们在区域间合理分配劳动力和资本，所有的要素都促进了区域真实经济增长。因此用货币政策促进价格稳定是确保长期国家和区域经济增长的最好方式。

对于区域不平衡问题，他提出财政系统可以提供区域保障，因为联邦税收支出和转移是反周期的，减弱了区域间收入差别对区域的影响。

科格力（Cogley，1994）也认为联储不能进行地区差别的货币政策，并且提出了财政政策是达到区域稳定的更好手段。他借鉴了国际经济学家研究国家间金融流动的分析框架，对州之间的金融流动进行了分析。因为金融资产在州之间的流动是没有障碍的，所以投资者将把资金投向收益率最高的地方。而且各个州使用的是相同的货币，这相当于各个州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例如加利福尼亚美元和纽约的美元可以进行一比一兑换。因此美国各地区证券利率也肯定是相等的。否则投资者都会去买高收益的债券，卖掉低收益的债券，那么低收益债券的收益率将会提高，高收益债券将会降低到二者相等为止。同理，联邦基金利率在各地区也是相同的，美联储无法一方面放松加利福尼亚的信贷条件，同时又在中西部采取中立的姿态。尽管各州之间资本的自由流动使地区导向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实施，但是他们加强了区域财政政策。例如，如果加利福尼亚州要进行财政扩张，地区信贷需求就会增加。如果没有资本自由流动，区域利率可能会增加，一些投资项目就会被挤出。但是因为各州之间的资本流动是自由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扩张会吸引其他地区的资本，因此减弱了本地投资项目被挤出的程度。

对于区域经济不平衡问题，他提出财政政策可以以某个具体地区为目标。不同于联邦储备，州和联邦财政当局可以同时在某些地区扩张而紧缩另外一些地区。因此，财政政策在稳定区域方面效果较为明显。事实上联邦政府一直在为区域收入冲击提供保障。当国家的一部分经济地区衰退时，它的联邦税收支出会下降而联邦转移支付会上升。这些转移支付包括给州和地区政府的支出、社会保障救济金、失业者或者贫民的粮食券、补充的第二份收入支付等等。同时，在扩张的地区，税收会上升而转移支付会下降，所以联邦政府自行从发达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了资源。马丁和萨克斯（Martin＆Sachs，1992）估计了州一个美元的减少会导致34每分联邦政府支付的减少和6美分转移支付的增加。所以联邦政府吸收了大约40％的区域收入下降。因为这种税收机制是通过联邦税收系统操作的，受国会或者总统决定的干扰较小，任意性也较低。

尽管一个货币扩张可能减少落后地区的失业，它也会增加发达地区的通胀压力。为了区域稳定而对货币政策系统的使用将会造成有很多异质地区经济体的通胀倾向。财政政策并不受这种通胀倾向的影响，因为财政主体既可以在扩张某些较落后地区的同时紧缩发达的地区，区域稳定的问题可以由财政主体来解决。

事实上，早在1977年，菲什坎德（Fishkind）就指出忽略货币政策的区域差异效应将造成福利损失和公平问题，应该通过区域财政政策补偿紧缩货币政策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州政府可以降低1969年和1970年的州所得税，这样的财政刺激可以增加州的产出和就业。但是，印地安纳州法律规定禁止州采取赤字支出。税率降低会降低州政府收入。除非收入损失可以获得补偿，州政府就必须减少它的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州以外寻求财政资金，可以通过联邦政府进行拨款。如果紧缩货币政策对于各个州有不同的影响，受到负面影响的那些州应该获得联邦拨款。他们用模型对1969到1970年间降低州所得税率以及通过联邦拨款补偿了失去的收入后的印第安纳经济效果进行了研究。模型表明：产出、收入和就业都受到这项政策的促进，尽管乘数效应很小。而且由于失业率降低导致了转移支付的大量减少。在1970年，印地安纳州的转移支付因为联邦拨款增加而大大的下降了，这减少了联邦政府这项政策的总成本。他们认为模型表明了印第安纳具有稳定地区经济的政策工具。而且，模型证明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共同实施政策可以更大的分散紧缩货币政策的区域影响。

但是，有些学者（例如，德罗斯和赫菲克（Dros＆Hefeker，2002））指出，区域不均衡将会导致巨大的福利损失，因为在经济状况发生变动时，劳动力无法在区域之间自由流动。因此在不同区域内失业率存在差异。而且，实证检验表明区域间的风险分担并不完全，因此，高失业率地区的福利损失并不能完全被低失业率地区补偿。因此，他们认为区域均衡应该包含在中央银行的目标函数当中。

罗艾兰德（Roisland，2005）提出了另一个央行应该针对总量经济的原因：如果货币政策的实施考虑区域发展，央行会受到区域的游说团体的左右。他们证明了当一个对于区域平衡的冲击产生时，最优货币政策要求稳定那些对于利率弹性更大的地区，尽管这会破坏利率弹性较小地区的稳定。游说团体将会收买经济学家去寻找更高的利率弹性。区域稳定中巨大的游说和政治噪音可能会最终导致央行信誉度的下降。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央行应该对于考虑区域不平衡的货币政策保持慎重。另外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考虑区域不平衡将会加强了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

另外，阿什克拉夫特（Ashcraft，2001）认为那些以价格变动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规则一般会在货币政策区域传导过程中造成较大的扭曲，而以总收入波动为主要目标则造成的扭曲较小。货币政策实施的规则应该采用造到相对较小扭曲的总量目标。除了总量政策工具，可以考虑结构政策工具，例如通过地区银行的贴现窗口或者是把地方政府债券包括在公开市场操作可能对于那些受到需求冲击最需要调整的区域更有效。

（二）国内对于区域非均衡的政策研究

1.货币政策区域化

对于货币政策区域化的研究国内存在着三种观点，第一种是认为不适宜实施区域化的货币政策；第二种是认为应该实施区域化的货币政策；第三种则认为应该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部分货币政策区域化。

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存在区域差异的根源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改善中西部地区货币政策的运行环境，推进结构性改革，提高中西部投资收益率。不应该对中西部地区采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

很多认为货币政策存在区域效应的学者都提出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实施区域化的货币政策。耿同劲（2003）认为可以采取区域差异化的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率、再贴现率、贷款利率，给予西部地区优惠的法定准备金率、再贷款率、再贴现率，扩大西部地区贷款利率浮动水平；提高不发达地区通过公开市场融资的能力；通过对区域留汇水平的控制来调节基础货币投放。覃道爱（2004）认为应该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实施差异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大区分行、省会中心支行在制定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贷款政策方面的权限。贾卓鹏、贺向明（2004）认为在基准利率一般水平和浮动幅度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确定的前提下，各个地区利率具体水平确定权限可以下放给各区域性分行；通过规定资金外流利率上限防止中西部资金东流；鼓励固定资产投资贷款向中西部倾斜。

吴旭、蒋难、唐造时（2004）建议给予人民银行分行在资金额度、利率浮动、金融服务方面更大的自由度。他们认为应该通过资金流量的调控实施适度差异化的区域金融调控政策。具体可以通过实行有差别的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降低欠发达地区企业的投资成本，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的限额管理、规定资金用途、规定资金投放区域等直接信用管制措施改变可用资金的地区分布。

综合以上观点，可以总结出：这些观点认为不仅应该对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利率进行区域化，也要根据不同地区对利率进行更大的浮动，在再贷款再贴现的规模上也要进行有差别的限额管理。这种货币政策区域化的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差别化利率、再贴现率和再贷款利率的执行容易导致套利现象的出现。因为区域间的资金是流动的，如果利率执行出现差异，必然导致资金向高利率地区流动。

孙天琦（2004）提出的在统一性前提下部分货币政策区域化代表了第三类观点。他认为货币政策必须坚持统一性的大前提，实施部分内容的区域化。从最终目标来看，他认为最终目标本身就包含了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注；中介目标方面，应该通过对区域信贷规模和区域信贷结构等中介目标的监测获取各个地区的景气波动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货币操作工具方面，市场价格型的工具不适合区域差别化，如利率；而数量型工具（如支农再贷款）、非市场型价格工具（如支农再贷款利率）、定性工具（如信贷指导意见）可以有选择地进行区域化调控。他提出可以针对当地的法人类机构进行差别准备金率，但是当地非法人类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控还需要深入研究。最后，从货币政策传导角度，他提出要发展地方法人类金融机构，扩大政策性金融的支持范围，拓展既有机构的业务范围。

这一类观点认为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允许部分货币政策区域化，没有违背货币政策有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的准则，没有违背市场运行规律，相对来讲比较有可行性。

周孟亮、王凯丽（2005）提出了要建立区域中央银行货币供给调控体系，加强对辖区内经济形势的分析研究，给予人民银行区域分行再贷款再贴现方面更大的权利，在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增设区域分行代表以更多反映区域经济对货币政策实施的需求，组建区域货币政策委员会。提出了某些可以区别对待的货币政策工具，例如推行区域差异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实施向欠发达地区倾斜的再贴现，等等。另外，他们提出了要完善货币政策运行的外部环境，加强企业、金融机构产权改革，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和理念，强化金融收益和风险约束，提高金融创新意识。周孟亮、马昊（2007），周孟亮、李海艳（2007）和周孟亮、李明贤（2007）在相关文献中都提出了类似的政策建议。

黄国妍（2009）认为尽管我国不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但是仍然应采取单一货币和统一的货币政策。适当采取差别化的货币政策工具，同时运用其他政策缩小区域经济和金融发展差距。

黄飞鸣（2011）提出中央银行应对不同地区发放的贷款征收不同的贷款准备金，调控区域经济，消除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差异。王东明（2011）从信贷政策、货币政策、金融管理政策等方面总结我国货币政策区域差异化的实践经验，提出货币政策差异化操作的目标和原则，在协调好央行和地方政府关系，完善区域金融经济监测指标的基础上，实施差异化的货币政策。

2.协调实施互为补充的货币、财政和其他政策

贾卓鹏、贺向明（2004）认为不仅仅要依赖区域货币政策倾斜，更需要财政政策的积极支持，以扩大对中西部的投资，调整政府与企业单位间的投资比例和产业结构。

孙天琦（2004）指出，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靠市场力量发挥作用，财政政策在调节资金流动上作用更加直接，并且更能够体现政府的公平意图，因此财政政策在协调区域经济上更加有效。另外，还应该协调好证券、保险等方面金融政策、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政策的配合。

周孟亮、王凯丽（2005）认为货币政策作为总量政策，在解决区域性差异方面的作用有限，区域性、结构性问题应该靠财政政策来解决。

也有学者提出通过法律的颁布来促进区域资金在当地的运用。吴旭、蒋难、唐造时（2004）提出了颁布《区域投资法》，规定地方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一定比重必须要投放在当地，防止区域资金的外流；焦瑾璞、孙天琦、刘向耘（2006）提出借鉴美国的《社区再投资法》，保证欠发达地区存款主要投入在当地，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刘郁葱（2010）认为解决货币政策区域效应问题，短期可通过对西部地区实行倾斜性的财政政策降低负面效应；长期应通过金融制度改革消除区域间金融结构差异。

3.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

一些学者从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和经济结构等角度提出策略。

覃道爱（2003）提出通过发行地方政策债券、扩大企业债券、建立欠发达地区创业投资体系等方式加大直接投资比重，促进金融产品创新，发展多种融资方式。针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基层分支机构的情况，通过建立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的方式为县域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丁文丽（2006）认为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根源在于各区域经济与金融发展水平的非均衡，要实现货币政策区域协调，根本之道在于更大程度推进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与金融发展。

刘玄和王剑（2006）提出改善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环境，发展中西部地区银行、证券、保险等各类金融机构，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尤其要发展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信贷资金。加快市场化改革，提高中西部地区非国有企业经济比重，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向其提供政策和资金优惠。加快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政府应在土地、税收、外资进入行业限制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杨红芬、余志伟（2011）提出深化国企改革，消除对国企的信贷配给，通过发展直接融资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

4.制度改革

李海海（2006）指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严重的制度性障碍，这也导致了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差异。应该采取措施改善这些制度性因素，首先完善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变国有部门对货币政策变动敏感性不足的现状。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促进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发展，充分发挥利率作为市场价格信号的作用；另外，他指出要深化人民银行大区分行体制改革，科学调整大区分行的管辖范围，提高大区分行在货币政策制定及执行中的权力。

杨红芬、余志伟（2011）认为应深化央行大区分行体制改革，借鉴美国模式，赋予分行一定的决策权和调控权，使得分行根据区域特点制定有差别的货币政策。避免同一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的差异性冲击。

5.完善微观主体和微观机制

针对区域微观主体差异性的研究结论，一些研究提出微观层面的相应对策。吴伟军、方霞（2008）指出应提高次发达地区居民收入水平和未来支出的确定性，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提高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邱崇明、黄燕辉（2012）认为应平衡各个地区商业银行信贷供给，缩小不同区域消费者流动性约束差异，增加欠发达地区消费者信贷额度，刺激消费支出，缓解消费者流动性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