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世困境的心灵归宿

在苏维埃时期，有部分作家曾受过东正教的教育与影响，目睹了苏维埃时期的各种阶级革命与政治斗争，本人又在政治斗争遭受心灵与肉体的创伤，在社会现实中产生了矛盾困惑，他们出自内心的信仰，在现世困境中寻求心灵的归宿。他们的作品具有宗教人道主义气息，与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有相似之特征。

索尔仁尼琴在中国学界被一些学者认为是“世俗知识分子中的典型宗教思想者”[1]。索尔仁尼琴自幼在东正教文化的氛围中被熏陶，他的母亲及亲戚大都是虔诚的教徒，经常在宗教节日带他去教堂，东正教在他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地印象。在校期间他深受时代的感召，马列主义思想一度使他倾心，正如幼年起就强烈影响着他的东正教一般。索尔仁尼琴对斯大林时期的许多现象产生了怀疑，对30年代的政治氛围、阶级斗争等极为反感，但他仍有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他认为一旦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苏联国内的一切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1945年，由于在给朋友的信中有对斯大林的不敬之词而被捕，索尔

仁尼琴经受了长达10年的监狱、劳改营和流放生活，对他的社会观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亲身经历了劳改营服刑的非人生活，所从事的是闻之色变的劳动，“粗砾而且不足量的伙食，难以完成的劳动定量，褴褛的服装和恶劣的居住条件以及缺医少药等等”[2]。1953年刑满获释，但又无法回到莫斯科，苏联法律规定像他这样的政治犯人服完刑后都要被流放到偏远地区，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才回到莫斯科。索尔仁尼琴不幸患了癌症，生命本来就剩下几个月，但又奇迹般癌症被治愈了，他认为这是上帝的天意，延长了他的生命。

因为紧张的精神生活和对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的思考，使他对现实产生许多疑问，并做了文学的追问。他创作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2）、《第一圈》（1964）、《癌病房》（1967）、《古拉格群岛》（1968）等作品，大都是揭露斯大林时代的非人性的政治斗争，谴责不人道的制度。他的作品在国外出版，并在西方国家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在苏联遭到批判，被斥为文学界的反苏分子，最后以他的行为给苏维埃造成危害，剥夺他的苏联国籍，把他驱逐出境。由于作家深深受到东正教思想的影响，向善、行善是他的完美追求，而个人在社会的厄运使他的思想产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他认为“悔过与自律”，应成为“民族生活的原则”，“宗教应该使人民重新获得精神”，消除人的自身邪恶。他“主张以渐进的方式取代用革命的方式变革生活，而渐进的决定因素他认为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人们的精神一致”[3]。他以人的向善、行善解决一切矛盾，求得心灵的一种永恒的慰藉。

帕斯捷尔纳克是苏联具有特殊生活经历在创作上独具特色的作家，他受到19世纪俄罗斯作家的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影响。他在国内战争后的10年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这是作家“把自己对时代和生活的理解体现在长篇散文形式”的一种尝试。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日瓦戈在十月革命前后那个动荡年代的命运，他经历了革命前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经济建设等。历经人世的风风雨雨，他在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中十分矛盾痛苦，他进行了选择与追求，但又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他肯定革命的正义性，十月革命后，当许多医生纷纷辞职的时候，他却留在医院，以实际行动支持苏维埃政权，但当血淋淋的暴力革命的现实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又怀疑革命，否定暴力革命。

在他看来，死刑和牢狱并不能把生活铸成人文的模型，法律也不能使生活变得更美好，只有“用善行才能引导向善”。“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在于，他表达了人类精神的一种崇高的追求，直到生命垂危，他还对生活怀着无限的希望。”“去争取并达到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境界。”[4]小说宣传了仁慈博爱，上帝在作家的笔下是仁慈的，“你看上帝和生活、上帝与个性、上帝和女人，是多么亲切，又是多么平等！”[5]小说的结尾处安排了这样的情节，彼得以剑保护耶稣，不让那些想要捉他、让他痛苦死去的人接近他，“彼得挥剑反击这伙恶棍，把其中一人耳朵削掉”。耶稣基督说，“争执不该刀剑解决”，因此他命令彼得：“请你宝剑入鞘。”[6]小说形象地表现了日瓦戈对国家对世界发生的事件处理的态度，实则是作家思想的形象体现。帕斯捷尔纳克在一封信中承认自己的创作思想，“这篇东西将表明我对艺术、对圣经、对人在历史中的生活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的看法……作品的气氛是我的基督精神”[7]。作家所说的气氛或许就是小说表现出来的向善和谐。帕斯捷尔纳克的劝善思想在小说的体现是他受托尔斯泰影响的结果。

这类作家的共同特征是在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时期，面对暴力与人道的矛盾，感到困惑迷茫，但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他具有追求探索之心，但又因无法寻找到摆平暴力的人道，最后只得以东正教人道主义，获得灵魂的慰藉，追求尽善尽美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