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拯救人类的自觉意识
在苏维埃时期，还有更多的作家在社会生活和文学作品中也发出宗教信仰之声，但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认同，而体现了作家拯救人类的精神自觉，宗教成为作家解决现世问题的媒介，透过苏联作家的表白和文学作品的形象表现，可以清楚看到，苏联作家推崇宗教的缘故，并非是俄国历史宗教观念的简单重蹈，从而走向旧式宗教式的虚幻，其真正的内涵是寻求一种联系人类的精神，解决全球的现实危机问题。这些作家有着共同的思想特征，净化人的心灵，追求美好的充满爱与善的生命家园。这是一种人类人道主义，全人类性的思维观念。
阿斯塔菲耶夫是20世纪下半期苏联著名作家，他深感当今世界危机重重，他要以文学创作来负起历史使命。他思考着生活的爱与善、罪与罚等人类道德问题，在他看来，人类要想得到拯救，必须呼唤理性的复归和道德，在他的作品中体现着救世思想，宣扬爱善观念。阅读他的文学作品，会感受到一种宗教的理想道德。在《鱼王》（1976）中，明显表达了作恶的人必然遭到惩罚的观念，最具罪与罚色彩的情节是人与鱼王的搏斗，贪得无厌的伊格纳齐依奇捕捉鱼王，遭到自然的惩罚，他在经历了肉体与精神的痛苦后，终于心中有了悔忏之意。在《该诅咒的与该杀死的》（1992—1994）中的科利亚的身上体现了作家以爱善拯救世界的思想，这个来自西伯利亚林区的士兵是东正教分裂派教徒，身上保留着善良、真诚、坦率的性格，他用温顺容忍着一切，用仁爱感染他人，软化了在战争中变得冷酷的人们的心。
苏联著名作家拉斯普京一直关注苏联社会的发展现状与发展趋势，关注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建设，他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道德，主张弘扬古风古俗，是基于对现代人道德缺失、精神家园破损的现状不满，他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传统美德的普通人，表现人们对故土的眷恋，对传统美好道德的守护。拉斯普京的“故土”、“良心”传统道德题材小说成为一种瞩目的现象。他在90年代之前，陆续发表了小说《给玛丽娅借钱》（1967）、《最后的期限》（1970）、《活着，可要记住》（1974）、《告别马焦拉》（1976）和《火灾》（1985）等，都反映了在传统与现代、农村与城市矛盾的历史时期，人们“告别”家乡故土时的沉重心情，小说宣扬人性中的善良与真诚。拉斯普京因在小说中“告别”家乡故土时心情异样沉重，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于是作家为自己创作的乡土道德小说进行解释。“你常常可以听到在我们看来是一种肤浅的见解，说描写宗法制残余是我们写‘农村’的自己的主要目标，情况并不是这样。这个流派的作家同所有的作家一样，积极地反对农村生活过时的传统，反对农民劳动的重负。但是十分重要的是，在转到新的劳动条件和日常生活条件时，人不能丧失昔日生活重要的和美好的道德成果，要保持精神上的善良和真诚。”[8]在《告别马焦拉》中，作者描写达丽娅面对后辈安德烈没有故乡情、对人的灵魂铸造满不在乎的情形，她极为痛心地对安德烈说：“孩子，谁身上有灵魂，谁身上就有上帝。不管你多不相信，可上帝就在你身上，不是在天上。他祝福你，保佑你，为你指路。不光这样，他还保你做人。希望你生来是人，永远是人。让你心地善良，谁要是糟蹋了灵魂，谁就不是。”[9]由此可见，显然，作者观念中的灵魂、上帝实际是人类最本真的精神道德，作家要极力守护的是千古不灭的道德理想，具有全人类性的道德意义。
文学大师艾特玛托夫在1986年创作了长篇小说《断头台》，作家借鉴具有世界影响的《圣经》，塑造了一个酷似基督教的“耶稣”形象——阿夫季，但作者塑造的“耶稣”形象失去重要的宗教因素：蔑视尘世，超越肉体，强调人生的短暂和无望，提倡禁欲，鼓吹来世。作家笔下的“耶稣”是当代精神的探索者，小说主人公阿夫季是新宗教探索者，他曾是神学院的学生，他公然背叛基督教的传统观念而被革出教门。阿夫季最有挑战性的思想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上帝是不存在的。”他否定了基督教宣传的真理的一劳永逸，要寻找一个新的宗教，这不同于宣扬远离人世间的传统宗教，也反对膜拜核弹和武将的现代宗教。阿夫季寻找的新宗教是当今人类完善的精神道德，即作家艾特玛托夫倡导的全人类意识：关心人们的命运，希望人们幸福。小说描写阿夫季的思想言论，表明他已不再是诞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的信徒了。阿夫季是一个探索达到自我完善精神境界的勇士，是人类精神善与美的体现者、真理与正义的传播者和殉难者，为了劝说贩毒分子改恶从善，拯救罪恶深重的灵魂，被贩毒分子打得身受重伤，扔出飞驰的列车。为了阻止理性丧失者放弃屠杀大自然的恶行，被歹徒吊死在树上。作者安排阿夫季在所谓现代文明人的恶毒嘲笑中走上了肉体的断头台，为人类、为拯救这充满苦难、罪恶的人世间舍身殉难。作家曾声明自己是一个唯物者，在他心中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与全人类的悲欢苦乐相通的爱，这道出了当今精神守望的地球人的心声。
邦达列夫在长篇小说《岸》（1975）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要消除人类的悲剧，必须要构建爱的桥梁。小说描绘了体现完美人性的苏联中尉克尼亚日科夫，正值反法西斯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前夜，当所有人都期待着能够活着迎接黎明时，克尼亚日科夫中尉却为了保全同样是生命个体的德军残余而饮弹身亡——“克尼亚日科夫的牺牲是人性的完美的展现”[10]，克尼亚日科夫以牺牲自己呼吁制止人类的血腥战争。邦达列夫在《岸》中还细致地描写敌对国的尼基金与爱玛的爱情悲剧，揭示出恨给人类带来的悲剧。主人公尼基金在历史的痛苦与现实的矛盾的重压之下，思绪万千，悟出了一个人生的真谛：人类出于共同的本性都期待着一个幸福的彼岸——那个“绿色的、天国般的、阳光灿烂的、使他终生充满了希望的彼岸”，这个彼岸世界是作家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期待。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为什么把自己这部小说取名为“岸”，岸有此岸和彼岸，两岸之间存在间隔。作者把一对恋人置于两岸此岸与彼岸，把他们间隔开来的是国与国的对峙与战争，使他们俩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在两个星球敌意相撞的时刻，他们偶然相遇了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可是随着星球可怕地毁灭，他们重又疏远了，一对恋人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作者写得如此深沉悲切，令人心碎，这一对对峙国的男女爱而不得其所爱，但不能忘其所爱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人类之间的仇恨、对峙、战争摧残着人性，给人类带来无法补偿的损失。邦达列夫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人类要由此岸到达彼岸，须在自我认识中寻求，在自身中寻求，在完美人性中寻求，在伟大的人道中寻求。显然，这是超血缘的、超宗族的、超国界的爱。邦达列夫的小说《人生舞台》（1985）以和平时期人们心灵与肉体遭毁灭的悲剧，揭示了人的精神庙宇坍塌后的严重后果。小说主人公克雷莫夫在做的，他想要做的便是寻找人类那片失落的精神家园。面对人生舞台上的尔虞我诈、艺术生涯的沉浮起落，他意识到人都“病”了。克雷莫夫去寻访古老的普斯克托泽尔斯克，寓意着其试图挽回传统的道德和生活信念，表现了作者的重建时代精神庙宇的思考与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