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传播学在我国走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路径，其研究在经历了翻译、引进和介绍外国传播理论的早期阶段后，近年开始向纵深方向发展。一些研究者希望运用外国的传播理论以解决中国的传播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戴元光等的《传播学原理与运用》、段京肃的《基础传播学》、范东生等的《传播学原理》、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郭庆光的《传播学概论》、李彬的《传播学引论》等，在理论层面提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的构想。有些学者开始研究和探讨如何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同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丰富多彩的传播实践相结合问题，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如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等。还有些学者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受众调查，以期为中国的传播实践提供实证依据。毋庸置疑，这些研究都是中国传播学研究方面的可贵探索和努力。尤其是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究竟是怎样的状况？民族地区信息传播的途径是什么？“数字鸿沟”是不是在广大的民族地区存在？受众对大众传播信息的态度怎样？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具有什么样的特点？这些问题随着国内民族地区社会环境的变化而逐步变化。

当前我国经济正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这一转变和深化是与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利益多元、社会变革加速、新老矛盾交织、社会建设和管理等诸多改革瓶颈相关的。如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公平正义，理顺社会情绪，化解社会矛盾成为了当下社会的主题背景。

西北地区虽区域广大，资源丰富，民族众多，但历史性形成了区域经济欠发达、信息闭塞、文化落后、教育滞后的社会现实。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转型导致的深层次矛盾也日益凸显，在西北地区，社会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日益增大从而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同时，地处边陲的西北聚居着大量的少数民族族群，近年来，随着境外反华势力和国内民族分裂势力的合谋，制造了不少民族分裂事件，严重影响了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从而增强西北各少数民族的祖国认同、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认同，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属于精神传统的文化认同是解决西北少数民族族群诸多问题的内在要素。在经济文化全球化兴盛的今天，大众传播媒介已经超越了其作为传播手段的工具属性，在社会和文化的层面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传播和文化研究的交融成为时代发展的要求。大众传播媒介和大众文化对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信息社会的全面构建成为了时代话语。美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劳伦斯·格罗斯堡指出，文化成为“社会产品”的过程就是传播，文化既是传播的内容，又是传播的手段。反之，只有通过传播过程，文化才能扩散并完成意义的生产。所以说，将媒介置于民族地区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中，使充满变数的区域社会变迁在宽松、双向、多元的传播环境中，向稳定、合理、科学的方向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媒生态有了巨大进步，尤其体现在媒介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上。电脑、手机等新型媒介产品的接触使用已成为西北少数民族群体的日常生活。然而在媒介内容和媒介影响力方面，媒体并没有在这一广大区域发挥应有作用。依据研究者多年的田野研究经验，在这些区域，媒体的娱乐功能成为主体功能，而社会教育、社会培养功能则收效甚微。可以说，媒体仍然置于这一区域大多数族群个体精神生活之外，介入度、影响度均不容乐观。使现代化的媒体成为“器具”，而失去“信息载体”的功效。

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西北少数民族区域的传统媒体拥有和使用已经普遍化，新媒体的媒介接触也渐呈燎原之势。然而西北少数民族族群作为媒介受众，仍不能摆脱一维的、非人格接收端的现实。荷兰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认为受众是社会环境和特定媒介供应方式的产物，而西北少数民族区域的受众正是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映，久远的民族历史、灿烂的民族文化、普遍化的宗教信仰、各自成习的民族风俗都使这一受众群体具备与我国其他区域尤其是汉族受众区域迥异的传播特征。受众在进行媒介选择时，呈现出两种层面，一者由于大众受众媒介素养不足，尤其是汉语言能力和新媒介使用技术的不足，致使对编码信息解读困难，从而产生无效解读的结果。二者针对民族地区高端受众（知识精英），基于文化范式、身份意识的成型和高端，从而接受心理具有主动性和选择性的特征，易出现反向解读。部分精英受众甚至对于我国大众媒介所提供的支配性和霸权性意义具有抵抗和颠覆的意识。

我国媒体组织有其特殊性，大众传播媒介的“喉舌”性质，易产生“传播者本位”意识，而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商业体制运行模式促使媒介在文化工业背景下，注重公分母式的、单向传播道路，而对窄播和双向传播模式重视不足。这将导致传者和受众关系与地位差异，并形成不对称性的传播结构，最终影响传播效果。

西北少数民族区域当前的主题是发展和稳定，这既是党和政府的战略决策，也是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是国家的政治大局。如何通过多通道、多载体、多符号的新媒体传播信息，以推动西北地区社会变迁发展，以推动信息的顺畅流动是应对西北民族区域媒介困局的出路之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使本研究的价值凸显。

从能够收集到的文献来看，已经有研究者在民族地区传播研究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如云南大学的郭建斌教授的《独乡电视》对云南独龙族大众传播现状进行了全景式描述，西藏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的《西藏传播史》对西藏传播历史进行了扎实的梳理。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多积聚在西南地区和西藏地区，而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对民族地区传播的研究，只是零星的研究论文，还没有集成性的、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笔者之所以选择西北少数民族传播现状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首先，西北地区历史性地形成一个边疆区域，少数民族众多，且多为大聚居型的少数民族族群，具有独立的文化结构、文化模式；其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古是不同文化单元碰撞和融合的地区，复杂的历史脉络，必将给该课题的研究提供丰富的研究资源；最后，这一地区的研究在全国民族地区传播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因此，对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现状与社会变迁的研究，将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等方面有新的阐释，同时，如何借助有效的传播手段以整合西北民族地区的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最终完成西北民族地区良性社会变迁，早日步入小康乃至发达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