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祖国的版图上，西北地区从地理中心到西北边陲，占据了国土面积的30％，其中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3。从历史文化的传承来看，自汉唐以来，西北地区就承担了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功用。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在西北地区的高山、荒漠、古城中蜿蜒画成的。曾几何时，当年的“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似乎已随历史的滚滚烟尘湮灭在辞章典籍史书中。但是当行走在西北的大地上时，从陕西西安北院门的回民街开始，经由天水—兰州—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哈密—吐鲁番—库尔勒，曾经远去的历史却在我们的一食一服中，一舟一车中，一城一池中，听着关中口音的回民方言、蒙古语、突厥语，看着卷发、色目、古老风俗，渐渐由患漫不清而渐次清晰了起来。这些城池分明就是汉唐时期的秦州、凉州、甘州、肃州、沙洲、伊州、高昌古国，这些人分明就是回回人、回鹘人、突厥人、蒙古人、吐蕃人。在这片区域里，行走过阿拉伯商队、中国商队，在这条古道上，往来运送着丝绸、瓷器、茶叶、香料、药材、蔬果。这里曾经是东西方文化荟萃的繁华交通要道，这里是东西方文化传播的空间场，这里也是亚欧民族交融糅合的历史平台。当我们把视域调整到西北，将视角放置在民族区域，我们看到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冲突。这一切，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价值。

20世纪乃至21世纪的中国，主题词是大变革。一个由传统农业为主体的社会变革为一个由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社会。一个世纪的变革并没有完全去除中国农业传统社会的基因，缘起于乡村社会的“革命”与“改革”，让我们意识到研究乡村社会就是把握中国社会的命脉。在激烈动荡的中国乡村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工业的、农业的，技术的、文化传统的众多因素促就了中国乡村社会的现貌。在研究乡村社会的筚路蓝缕之路上，先人的研究成果宛如巨石高耸在眼前，从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李景汉的《北京郊外之乡村家庭》、《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林耀华的《义序的宗教研究》、《金翼》等皇皇巨著，到当下学者的《黄河边中国》（曹锦清）、《岳村政治》（于建嵘）、《独乡电视》（郭建斌），我们看到学者们从书斋走到了乡村，从务虚而务实。

中国社会的激烈变化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围绕着“现代化”而展开的革命和改革，使延续存在了上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甚至瓦解。在社会激烈变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传统的文化根基与现代文化的冲突，皇权思维与民权思维的对抗，这些冲突与对抗在生活方式、生计方式、价值体系、道德体系、风俗习惯和婚姻观念等诸多观念形态方面发生。只有将视角放在中国乡村社会大转变的时代语境中，在社会变迁的每一个观测点来研究和分析，才有可能获知答案。

大众传播媒介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基于技术革新的大众传播媒介直接导致了现代社会的产生。在泛传播论看来，道路、交通、纸张、身体、报刊、广播电视等都是传播媒体，马克思甚至将走锭纺纱机也概念在现代媒介之中。即便是我们将媒介定位为专业从事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的广播、电视、报刊这样的媒介组织，我们也能看到信息媒介在构建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社会的变迁起始于观念的变迁，而观念的变迁既与政治、经济生活变迁有关，也与外界新观念的介入和影响有关。来自于现代媒介的信息，不再是简单的文字信息的单体传播模式，而是借助科学技术的人体感官的综合放大传播模式，电视机在复合了声画等感官功能的技术背景下，为中国乡村社会的人们所青睐。电视作为物质载体，将城市为主体价值的观念通过电视剧、新闻信息、娱乐节目、健康栏目等不同模式灌输到乡村，乡村社会在生计方式发生复杂变化的同时，来自于媒介的观念植入也促使了人们观念的变化。曾经坚硬的东西在逐次被消解而烟消云散。了解哪些“坚硬的东西”在媒介的介入后消解、如何被消解、消解的状貌以及成因是本书的写作初衷，在前人及同辈学者铺就的道路上努力探索和发现是本书写作的底气和方向。

本书的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对所研究的区域或民族做一个社会背景的认知，这一认知不是简单地资料堆砌，而是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结合田野观察，给出历史、文化的背景图示。自法国年鉴历史学派开始，将所研究的对象置身于某种背景之中，通过历史语境的解读和感知获知所研究的对象，是使研究立体化的重要方法。本书在做出这种背景解读时，特别注重从信息传播的角度阐述。这里信息的内涵是宽泛的，包含基因信息、文化信息、媒介信息等与人类有关的信息。二是进行社区的个案研究。本书首先采用时间截面的方法，以一定时期为时间轴对所研究对象进行观察。其次，本书将空间轴放置到县、乡、村，并最终以村为个案对象。研究中国，必须以县为中心，这种思路在目前国内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共识。县作为中国政治结构中的基础单元，自秦设郡县开始，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地位。而乡的重要性是与中国政治权力的下移有关。本书作者十几年前在刚开始进行西北民族地区田野调查的时候，乡级建制中很多行政机构尚不健全，今天的中国乡镇，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无论从机构设置还是人员的数量，乡一级政权目前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直接面对农牧民的基层政权，正因如此，乡级政府也影响了中国乡村社会。基于几千年历史上，我国乡村既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础单元，又长期处于“散沙”状态。自20世纪初开始，各种政治力量、社会精英致力于乡村社会的改造和研究。从梁漱溟、晏阳初、费孝通等有识之士和学者，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乡村入手，改造国民并进而改造中国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路径。本书认可对离散式中国乡村社会的革新，对革新的方式、过程和结果的研究是本书的重要目的。故而将个案对象放置到村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考背景的。正如有学者所说：“为加强村一级组织调控作用，从目前农村变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将社会体制的下线伸入到村是必要的。”[1]

书中绪论主要对研究价值、意义、方法、样本状况做了阐述和交代。第一章宏观地叙述了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自第二章开始，分别对西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个案做了研究，涉及维吾尔族、藏族、蒙古族、保安族、东乡族、裕固族、哈萨克族7个少数民族社区及个案。如前文所述，首先对个案社区的社会背景做了阐述；其次，对个案以调查报告的方式阐述了该地区少数民族大众传播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和客观状况。本书还对部分极具典型意义的少数民族社区以田野调查手记的方式做了呈现，以田野调查的时间线为主体做了记录，其中不乏个人的感受和感想，乍然看起来，不似学术著作，然而正如于建嵘教授所言：“它不仅是有关论文证据可信性的保证，在一定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份证据，是乡村社会调查中必不可少的‘语境’说明。”[2]本书结论是对个案研究做了定性的分析，获得作者个人的主观结论。本书附录是调查问卷样本和数年来在各民族地区调研的图片。

[1]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转引自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页。

[2]于建嵘：《岳村政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