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寻找藏在深山的传播“活化石”。

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新闻传播学高峰论坛上，国内数位著名学者大胆断言，新闻传播学目前已经成为国内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显学”。我对此不以为然。什么是“显学”，据百度百科介绍，“显学通常是指与现实联系密切，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学问”，“‘显学’之名始见于《韩非子》，它不仅指盛行于世而影响较大的学术派别，更是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学问。”在维基百科的解释中，除了包括上述的意思，更进一步强调“显学”应该是“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在先秦思想史中特指儒家、墨家这两种学说。有时也指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占重要地位的儒、道、佛三家”。如果认可上述的解释，那么目前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是否达到了“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影响力，是否能够“在思想学术界占统治地位”，是否具备“文化内涵丰富、学术价值较高”的基本要求，是否能够同公认的甲骨学、敦煌学和红学这些显学相提并论呢？答案显然是悲观的。

新闻学和传播学都是由西方传入我国的现代社会科学（尽管也有人坚持认为新闻学属于人文科学，但我们迄今为止实在看不出现代新闻学所具备的人文科学属性。“人文科学是指以人的社会存在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目的的科学。”“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尽管前后相隔了半个多世纪，但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新的学科，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没有实质性涉及过的东西。所以我们的研究在开始的几十年中只是停留在引进、介绍的阶段，迄今为止尚无实质性的突破，在国际传播学研究界很难听到中国学界的声音。对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的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种遗憾。正因为如此，二十多年来传播学界关于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中国化”、“在地研究”的声音不断，也做出了许多的尝试和努力，形成了一些我们自己认为不错的成果。如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海峡两岸三地学者完成的《华夏传播论》。后来在这一领域成果的数量逐步增加，其中关于发展传播学和中国各民族传播研究的成果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我看到的传播学研究成果中，关于发展传播学和中国各民族传播研究的成果较有代表性的，如张国良、李本乾、姚君喜等人的《中国发展传播学》系列，郭建斌关于独龙江地区媒介发展研究的《独乡电视》和吴飞的《火塘、教堂、电视》等，已经形成了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和风格。另外还有白润生、周德仓等学者对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史的研究，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限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系统对中国各少数民族传播历史和传播实践、传播媒介的研究，特别是对地处偏远、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传播历史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有些宝贵的传播资料和化石般的传播媒介与活动处在消失的边缘。有一年笔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康乐草原参加少数民族一个庆典活动时，就听到当时的县委书记不无忧虑地谈到了裕固族语言和许多风俗逐步消失的情况。后来有一次，同西北民族大学几位学者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考察时发现，随着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政策的调整，众多原来以游牧形式生活生产的哈萨克牧民，被集中在县城聚居，生产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城市化了，原有的许多有特色的文化元素也在逐步消失。这当中有许多是构成中华文化宝库的珍贵元素，是各民族文化延续传承的“化石”，一旦被丢弃，将使文化发展的线索中断。

在人类历史上各个民族都曾经历了文化的裂变和中断的过程，朝代的更迭，政权的更替，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都赋予了文化不同的使命，不断对文化发展提出各种新的要求，各种新的文化式样和元素也不断出现。可是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又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遭遇不同的命运。有的因其对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而产生了巨大作用，被民族、社会甚至全世界所接受，而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因此被全人类接受、使用、保护并传承，以各种不同的媒介、渠道，在不同的地域、国家和民族中传承，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有的只在某些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被人们认可与接受，极具鲜明的地方特色、乡土特色。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化形式和文化产品共同构筑了世界文化的大厦。而不同的文化又同各个地方独具特色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密不可分。在特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媒介和传播活动是贯穿始终的核心元素。不能进入传播过程和不能通过特定的媒介传播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文化。通过对特定地方和民族的文化传播过程的挖掘和研究，进而找到独具特色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就是挽救众多濒临衰亡的文化形式的重要工作。

几十年来在西北地区始终活跃着一批深入基层、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守望文化、发掘文化、传承文化、保护文化的学者和文化工作者。朱杰和他所在的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是这支队伍中的重要成员。在十多年的时间中，我曾经多次和他们一道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亲身体验众多不同特色的民族文化的传承状况，亲眼目睹了他们在少数民族传播学研究中作出的努力，也分享了他们获得成果后的喜悦，常常为他们的成功而高兴。不久前，朱杰又捧来了这部沉甸甸的《徘徊与踌躇中的抉择——西北民族地区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研究》的书稿，并嘱我写个序。得到这份委托，我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看到了第一部对西北地区主要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事业和传播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忧的是以我的学力和学识，并没有对本书说三道四的资格。按照书中的介绍，“本书的研究有两个层面，一是对所研究的区域或民族做一个社会背景的认知，这一认知不是简单地资料堆砌，而是在占有资料基础上，结合田野观察，给出历史、文化的背景图示；二是进行社区的个案研究。本书首先采用时间截面的方法，以一定时期为时间轴对所研究对象进行观察。”这两个层面研究背后所要付出的劳动和代价，没有深入其中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虽然作为西北地区最高水平的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高校，他们有得天独厚的研究资源和研究力量，但无论是田野观察还是个案研究，脚步如果没有走到研究的地域和研究的对象面前，是无法完成的。朱杰和他的同事们每年都会抽出大量时间深入他们所研究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地方进行了长期的追踪观察和研究，因此才得到了一般人很难得到的大量第一手的鲜活材料，也为我们展示了以前没有机会见到的许多宝贵的“化石级”材料。在这个意义上，将他们称为寻找藏在深山的传播“活化石”的护宝人，当不为过。祝愿他们在这条路上继续攀登，为我们的传播学研究源源不断地提供源头活水。

是为序。

段京肃

2012年11月22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