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化研究与中共党史研究
（一）文化·中国文化
说到文化研究不能不从文化的解释谈起。不论在西方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一个各界使用频率很高同时歧义也很多的概念。人们的理解并不相同，以至于使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变得十分丰富、极富弹性，界定它的意义就变得比较困难，有时往往根据语境才能做出判断。
先看文化含义在中国的古今流变。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就写道：“后人之至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这里的“文化”显然指教化。西晋的束皙在《补亡诗》中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这个文化又是指人们的礼仪风俗。实际上，“文化”在中国古代，一直是在文治教化、礼乐典章制度的意义上使用的。它的变化，只是近代的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学术界对于文化有了新的界定。例如，梁漱溟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之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这个定义比较宽泛。有的定义比较狭窄，例如，陈独秀认为，文化的内容“是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科学这一类的事”。据考察，当时的基本含义大致有三点：（1）文明；（2）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的内容；（3）单指精神方面的内容。这样的理解比较接近西方有关“文化”的内涵，是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结果。《现代汉语词典》（第二版）对于“文化”是这样解释的：“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1980年代以来，我国文化讨论也涉及文化的定义问题，大体上也有两种趋向：一种是广义的界定方法，认为文化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独特创造，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成果——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一种是狭义的界定方法，把文化当做人类所创造的精神成果。对于文化的界定，大致是从三个不同角度进行的：（1）从人学的角度，强调文化的本质关系到人的本质、文化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基本形态，本质上是与自然相对的人造物，文化的本质是创造。（2）从社会功能的角度来界定，强调文化是生产力，是信息和知识，是一种文化心态和符号系统。（3）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界定，强调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
西方讲文化，一般使用civilization和culture。前者指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后者则指以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Raymond Williams认为，culture是英语中最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原因是这个词在欧洲几种语言中经历了比较复杂的历史演变，同时因为它在几个不同学科中都作为重要的概念使用。据Williams分析，目前，Culture主要用于三个范畴：（1）用以描述知识、精神、美学发展的一般过程；（2）表示一种生活方式，不论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或者整个人类的生活方式；（3）用以描述智力，特别是艺术活动的实践和成果。
在西方，人类学家——特别是文化人类学家一向重视文化，对于文化定义作过许多探讨。其中探讨最深的当推A.Kroeber和Clyde Kluckhohn。他们在1952年发表了一本专门研究文化定义的著作《文化概念和定义评述》。在书中，他们列举了自1871年之后半个多世纪中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对于文化所下的定义，其中包括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对文化所下的定义，总计近300个定义。有些定义是学者、专家经过苦思冥想、反复探讨以后提出的，有些则是在论著中顺便提到的，还有一些是不完整的定义。因此，这近300个定义并不具有同样的价值和分量。他们将这些定义归为六类：（1）侧重描述的定义；（2）侧重历史传统和社会继承的定义；（3）侧重规范性的定义；（4）从心理学角度下的定义；（5）从结构的角度下的定义；（6）从遗传的角度确定的定义。尽管此书出版在50多年前，但直到目前仍然没有任何一本能够超过他们对文化定义的论著。[1]
看来，要对文化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是比较困难的事情。不过，概括各种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看法：（1）文化是人们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是社会遗产；（2）文化既包括信念、价值观念、习俗、知识等，也包括实物和器具；（3）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为人们提供解决问题的答案；（4）文化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后天所学会的；（5）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可以根据不同的价值观念区分不同的文化。
文化包罗万象，既有内在的，又有外在的；既有深层的，又有浅层的。如果从精神实质上把握，可以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是指人类活动及其由它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总成果。根据这个理解我们可以把文化划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经过人的主观意志加工改造过的；制度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文艺作品、人际关系、习惯行为等；精神文化包括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情操、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等。当然，把文化分成三个层次，只是为了方便把握、方便研究而已。实际上，三者之间是没有绝对的界限的，区别只是相对而言，因为人类文化发展是三者交互作用、共同发展的结果。正是三者的对立统一，构成了文化的整体系统，这是文化的基本结构。而在这个大系统中，还包括有小系统，小系统中还有更小的系统。比如精神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思想体系。社会心理主要包括风俗习惯、价值观念、道德情操、审美意识、宗教感情、民族性格等。这是初级的社会意识，也就是尚未系统化、理论化的社会意识。思想体系则是系统化、理论化的高级的社会意识形式，比如政治、法律、哲学、文学、美学、科学、教育等理论体系。
文化是一个共时态和历时态相互统一的概念。同样，中国文化也是一个共时态和历时态相互统一的概念。从共时态来看，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它是由多种文化汇合、纠结、矛盾、斗争、渗透、融合而组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整体，具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中国文化是全面而丰富的，既有庙堂文化，又有村社文化；既有上层文化，又有底层文化；既有正统文化，又有反叛文化；既有主流文化，又有末流文化；既有精英文化，又有大众文化；既有雅文化，又有俗文化；既有本土文化，又有外来文化；既有政治文化，又有风俗文化；既有儒家文化，又有道家文化……还有性文化、饮食文化、“史”文化、“诗”文化、神秘文化、土匪侠文化等。多种文化在冲突和融合中不断发展，共同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内在本质。
从历时态来看，中国文化又贯通着历史性，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文化以及中国未来文化。文化是人类活动及其由它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成果的总称。那么，中国文化就应当是中华民族从古到今的一切活动和由它所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总成果。中国文化自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奠基到今天，历时两千多年，大约经过了古代、近代和现当代三大阶段的发展过程。古代中国文化实质就是中国封建制文化，也就是我们讲的传统文化。从思想文化的整体思维视野考虑，古代中国文化分为两个时期：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为第一个时期；汉代以后到鸦片战争为第二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文化基本上是本土文化，它的最典型的思维特点是中庸、和谐、具体、直观，思维的中心在人事。汉代以后，佛教的传入打破了中国本土文化的一统局面，传统儒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时的中国文化里，宇宙全体被纳入了一个统一的范畴，构造了自然、社会、人生一体化的整体系统思维模式。群体意识也进一步强化了，“生死轮回”说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和朱熹的“理气”说，就是典型的表现。尽管汉代前和汉代后中国文化的整体思维视野有很大不同，但从本质上看，二者仍然属于封建制范畴的文化，统称为中国传统文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及其基本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中国的生产力状况，推动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也改变了社会基本结构，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性质发生了改变。这一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科学技术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得到了确立。看来，只有到了近代，“科学”才突破旧的文化范畴，使中国文化具有了近代的意义。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
（二）文化研究·当代中国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现已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领域，称之为“显学”一点也不为过。不过，文化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兴起还没有多长的历史。基本上可以认为，文化研究20世纪60年代肇始于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of Studies）。在当时，文化研究并不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入，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全面性的反思。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文化研究逐渐形成了文化主义立场，与结构马克思主义展开了辩论。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讲授文化研究的课程并授予这方面的学位。这时，文化研究透过重读葛兰西（特别是他关于“霸权”【hegemony】的分析架构），将文化主义及结构主义相互结合，与后结构主义的论述理论（discourse theory）发生新一轮论战。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 University）集结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在历史、文化、政治、媒体等不同的层次再次面对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辩。在此以后，文化研究已经快速地渗入各个学科领域，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不再锁定在既定的单一学科中，不再仅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总的来说，文化研究企图摆脱学院式的既有框架，希望紧扣社会现实的脉动，并进一步介入社会的脉动。
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备受关注虽然只是近些年的事，不过已经取得了一些骄人的成果。这些成果目前主要集中在文艺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这些学科领域的文化研究包罗万象，从古代文化到现代文化，从中国文化到西方文化，从历史梳理到理论探究都是其涉猎的范围。下面仅仅从几个重要的关注点窥探一下这些学科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的大致状况。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思潮演变。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社会文化思潮同时并存，相互冲突。文化哲学研究者一般认为主要思潮可以划分为文化激进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有论者认为，对于三者的矛盾和冲突要做具体的层次分析：在文化层面上，新儒家和西化派对中国文化精神价值的阐释和开掘，对文化精神的古今承续和中西融通，是值得认真总结和借鉴的；在社会发展层面上，三者的对立分歧是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上的分歧。[2]
有论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弘扬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精神的文化激进主义，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势头趋猛。新儒学的再度兴起表明，中国转型期新文化精神的建构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在此过程中，必将经历各种文化精神的激烈碰撞和冲突。还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流行同新儒学殊途同归，加剧了中国学术界批判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端，拒斥现代理性精神和主体性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还有论者认为，进入90年代后，知识分子从文化激进主义走向文化保守主义，撤离文化启蒙立场。表现为两种倾向：文化保守主义以工业文明条件下导致的物化和异化现象为由，企图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来建构现代社会；另一些从后现代主义对工业文明弊端的批判出发，主张用后现代文化精神建构后工业文明的平面文化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中国现代化及文化转型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方位，存在巨大的时代落差：面临加速现代化和消除现代化弊端的双重历史使命，使中国人备受对现代化的渴望和对现代化弊端的恐惧的双重文化心态的困扰。所以，必须进行深层次的文化启蒙——日常生活世界的批判与重建。[3]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变迁的概貌。他们认为，近20年来，文化形态上的“主义”加速更迭，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少数话语、文化相对主义等各领风骚三五年。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的总体特征是“反思”，而20世纪90年代则是“审理”。20世纪80年代思想价值的基本问题：反传统的西化意向，知识分子的理想化，主体性启蒙，方法论热，本体论热，全民美学热，文学寻根热，精英文化的勃兴。20世纪90年代是传统的总体复归。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西学热”被“国学热”代替），知识分子的世俗化，非主体化，反方法论，反本体论，泛审美文化的兴起，后现代性情节，城市大众文化热。[4]
在文学领域，研究者从文学现象的变化、从对文学作品的分析反观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精神、基本价值、道德观念、社会心态的变迁。从文学思潮的流变中把握心态变迁的脉搏，是心灵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有的论者一反写思想家的历史的常规，描绘了改革开放年代普通民众的心灵史，抒写了时代情绪变迁史、精神史、时代精神变迁历程。论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心灵史以青年文化的变迁为主潮，心潮有长有落，其周期与社会变化呈现频繁更迭、此消彼长的规律性，它是中国人走出乌托邦幻梦以后“重新选择生存的顶峰”的精神历程，这将一直延伸到21世纪。关于“文革”之后的“信仰危机”，有论者认为它既是“世纪末情绪”的第一个浪头，又是大众的“政治情结”弱化的一个象征。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的高涨、文化生活的多元化更多地吸引了大众的兴趣，这些从根本上削弱了政治运动恶性循环的社会心理基础。[5]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文学艺术的变化趋势。论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启蒙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严肃文艺在公众生活中始终居于“领衔”的位置。但进入19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通过将商品观念渗透进文艺中，通过新的传播方式（主要是现代大众传媒）、新的文化消费方式和文化市场，对严肃文艺构成了有力的冲击，使其主导位置逐步丧失，同时也改变着文艺家和文艺消费者对待文艺的态度，改变着当代中国文艺的格局。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发展的趋势，论者认为，意识形态化从文学大步撤离，文学被推进了“第三产业”；在社会出现多元化价值取向的情况下，文学开始失宠。[6]
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兴起引起了研究者的较大兴趣。对大众文化的理论探讨是20世纪90年代开始趋热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不断扩大，大众文化从内容和形式上都较以往有了更多的变化，呈现出繁荣纷杂的景观。大众文化是泥沙俱下的。中国发展怎样的大众文化成为突出的论题。有些论者认为，大众文化对主流意识形态具有消解作用，应当对其重视并加以肯定。他们认为，应当正视大众文化在当代文化变革中所起的那种潜移默化的消解作用——消解主流文化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能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进行有效的侵蚀和解构，当前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客观上具有消解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在这种对大众文化功能的阐释过程中，论者还主张知识分子话语和大众文化和谋、结盟，疏离主流意识形态。另有论者则认为，繁荣大众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但一个社会必须有文化的主旋律，大众文化的发展应当有助于弘扬主旋律。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不能违背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旋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7]
关于当代中国文化转型。有论者认为文化危机的表现形态可划分为内源性文化危机和外源性文化危机两大类。当代中国文化危机的表现二者兼而有之，这主要是主导型文化模式和文化精神在人的生活和社会运行中失范所致。当代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包容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化的复合体。三者在相互消解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传统文化的潜在影响远远超越于其他文化因素对传统文化的消解力。[8]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政治为核心的文化。关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总体特质，学术界观点不尽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是王权主义、专制主义。[9]也有的学者将其归结为人治、王权、礼治和清官期盼。还有的学者其本质特征表现为以礼仁结合为内容的政治哲学，以伦理道德为标准的政治价值评价，以忠孝一体化为特点的政治统治原则，以封闭、趋同为特征的政治心理结构等。与此相近的观点认为，礼居于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礼以最强的意识和心理形态规范人们的生活、行为习惯、情操、态度情感、善恶观念、是非界限。[10]而有的学者将中国政治文化概括为：权威主义，没有自由的观念；民本主义而无民主的观念；人治主义和道德政治，没有法制传统；礼治主义和血缘政治。[11]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主要是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型。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目标是改变文化领域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局面，使文化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领域。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加快推进中国现代化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这个进程不仅仅是贫穷走向小康的过程，也是从宗法—专制社会结构下的伦理—政治形文化范式向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下的多元文化范式转型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与现代精神具有契合点？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条件下传统文化将面临什么命运？主要观点有三种：批判继承说，完全肯定说，彻底重建说。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机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自在文化与自为文化互动说；（2）自我意识嬗变说；（3）还原重阐说；（4）文化价值的有无统一说。[12]
而有的学者则认为，百年来的文化论争过分强调了文化的可选择性，忽略了社会结构为文化发展提供的可能性空间，没有把抽象的文化争论转向具体的社会结构模式转型的研究和新的社会结构模式对文化性状、运作方式、转型机制的要求的探讨上。他们出于民族存在的焦虑和担忧，出于家国天下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意识，渴求新文化，陷入了传统与现代、本土和外域、体和用的思维模式，陷入了抽象的文化论争，而忽略了文化的不可选择性、受动性。今天，应该探讨文化的变迁和转型的内在动力机制。[13]
政治思想是研究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的重要方面。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是其他思想的生命线。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国家性质、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管理形式、阶级状况、政党状况、政治生活状况、政治决策、政治发展、政治参与等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的思想、理论、观点和看法及其发展、演变为主要内容，尤其应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及其发展、演变为主线和中心内容，并进而解释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和特点，总结有益的经验和启示。有论者认为，当代中国政治思想，是以当代中国的国情为母体、以社会主义为灵魂、以现代化为血肉的新的思想体系。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特点主要是：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整体看，它既有鲜明的革命性又有深刻的继承性；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现实看，当代政治思想具有中枢性；从国际共运和当代世界政治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具有独创性和特殊性；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性质、内容看，具有一体多样性和人民民主性；从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轨迹看，具有探索性和实践性。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政治思想健康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政治思想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和目标；社会实践和理性制作是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经之途和检验是非的标准；爱国主义和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思想健康繁荣的立足点和生命线。概而言之，百年中国思想史是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和人民生存的思想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政治是开明政治，但这还不是法治政治、民主政治。不过这是百年中国发展的巨大进步。[14]而有的学者从三次思想解放的角度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思想史。[15]
（三）中共党史研究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中国共产党作为全国唯一的执政党，它的历史涉及方方面面，当然也包括文化方面。然而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要薄弱许多，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近年来，中共党史研究在史料整理、通史、断代史、地方史、专题史（主要是政治、经济、理论）、人物、党史学史、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等领域取得了一批丰硕成果乃至一些开拓性成果。总的看来，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的注意力长期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文化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研究的“软肋”。与文艺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相比，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的成果相对要少得多。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20多年来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文化的探讨已有一些开拓性成果。关于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史十一届中全会以来逐步纳入了学术视野并受到普遍重视，取得了一系列斐然可观的成绩。比如，对中国共产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对党领导的文化斗争、文化批判、文化论战的研究，对苏区、解放区文化建设的研究，对革命精神的研究等。关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文化史的研究的进展主要有：对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探索，对中国共产党文化方针、政策的研究，对中共党史上文化批判的反思与研究，对中共与文化建设问题的研究。不过总的来看，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文化建设成就与得失的讨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文化研究则集中在文化批判、知识分子等几个相对孤立的课题上，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研究集中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先进文化建设等领域，从学理层面上进行深层次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如前文所述，这种研究现状难以适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要求，更难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任务对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研究的殷切期盼。
可喜的是，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引入文化研究的工作已开始备受关注。中共党史研究在继续关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同时也要展示文化领域的存在，厘清中共党史与文化的理路，解释中共党史研究对象的文化内涵。从文化角度研究中共党史，有待开拓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领域和方面还很多，特别要加强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文化的研究。比如：反思中共党史上的文化论争和文化批判，中国共产党与先进文化的历史联系，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党的文化史与中国近现代、当代文化史以至中国文化史的联系，党的文化史各个阶段、领域、方面，党的文化理论特质，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和文化学方法论。
通过以上综述可以大致看出近年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1）关注的焦点基本锁定在三大问题上：文化理论，文化史问题，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也就是文化的理论问题、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2）一致认为当代中国面临着深刻的文化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的历史性转型。（3）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社会转型和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现状及其变迁的趋势作了比较广泛的分析。
当代中国文化研究方面需要关注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主要是：（1）在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上，应加强不同学科的交流，推动研究成果的借鉴和兼容，避免同一问题同一结论，各立门户，各说各话，各自为战。中共党史研究更要积极引进、大胆借鉴其他学科的有益方法和科学成果。（2）史论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结合，避免中国文化研究上的“宏大叙事”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避免只破不立的情绪宣泄，努力得出理性的建设性的结论。（3）应充分考虑当代中国文化变迁所面临的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深刻背景，着力探讨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对当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决定性作用，注意各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文化对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文化政策、文化建设乃至意识形态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