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泓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朴实无华。几年前，当他为选择论文题目征求我的意见时，我提到可否围绕新时期文化做点研究。

提出这个建议，很大程度出于我个人近些年的学术兴趣。

我1980年代中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王桧林先生攻读中国近现代史硕士学位，当时正值文化热波及史学界。北师大历史系是国内较早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李侃、龚书铎、耿云志等先生在我们中国近代文化史专题课上开思路的讲座至今记忆犹新。而业师王桧林先生不仅在中国现代史领域造诣极深，且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包括佛学早有涉猎。在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道德经》、《逍遥游》、《齐物论》、《华严金师子章》。但自我矇眬学语了解这个世界时起，经历把《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都烧掉的“文革”“破四旧”，直到学完大学历史本科，其间除“批林批孔”时从报纸上抄材料编演批判“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对口词，还有大学一位年长同学学士论文涉及中西印度文化比较因其推重中国文化而未获得学位一事给我的印象，此外，对“文化”和“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为了寻找学问突破口，我的硕博士论文都涉及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发表的《论五四时期的平民主义思潮》、《论五四时代民主观念的特点》等在国内外小有反响。1993年研究中国现代史学史的叶桂生、刘茂林二位先生编辑纪念毛泽东的文章，我应邀写了《毛泽东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地位》，次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扬弃》，这是我涉及文化研究之始。

浏览成果发现，国内文化研究有两个路子：一是从史的角度研究文化的流变，自然也涉及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的命运、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二是从文化哲学的角度，侧重研究文化的类型、精神及在当今时代的可借鉴性。我原本学史，习惯从时代变迁因果过程角度看问题，又由于一度担任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教学，涉及当代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发展，联系到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及思想观念的巨大变化，对比较为熟悉的戊戌到五四时期思想文化，感到近二三十年中国文化的活跃远远胜过20世纪头二十年，带给中国的变化也将来得更为猛烈深刻。这是我建议李泓研究新时期文化的原因。

李泓此前没有做过文化研究，接受这个建议颇有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味道。根据自己的经验，我要求李泓坐下来，一方面细心浏览有关文化、国学、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及相关译著，恶补一番基础理论；一边尽可能多地翻阅从“文革”前到近二三十年间的各种出版物，注重哲学、文化、思想、教育、文学、民俗，兼及新闻、文艺、体育消息和评论，以感受其中反映的人们心理、风貌、价值观念的变化。这是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个中感味只有李泓自己心里清楚。但除了这笨法子，似乎没有其他捷径可走。经过一段艰苦的摸索，他提出以1978至1997年为时间范围，以“从文化革命到文化创新”概括这二十年文化发展的趋势。我觉得从时间看，20年是一个整数，更主要的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1997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逝世，同年十五大召开，大体可以算作一个时代。从发展趋势来看，自从毛泽东1940年代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经由1950年代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连续的文化批判，同时大力宣传贯彻马克思主义，取代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到1960年代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直至“文化大革命”批判“前十七年”教育路线、文艺路线……党的文化思想和工作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应政治上阶级斗争和不断革命的要求，文化的口号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用“文化革命”来概括亦有道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恢复双百方针，在牢牢抓住经济建设中心工作的同时，提倡建设精神文明。大体上，到1997年前，邓小平讲话和中央的文件多提“两个文明一起抓”，但党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大批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做了大量的文化反思、引进、创新工作，改革开放日新月异的社会面貌和社会生活，成为思想观念迅速变革的充沛源泉。正由于此，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所作《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一整套创新思路和措施；中共十五大第一次以党的大会决议的形式，将文化提升与经济、政治并行，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六大进一步把文化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成部分。在这段时间里，“拨乱反正”的批判实质上已不再是“破”的问题，而在于消除迷信，清理垃圾，澄清理性。文化从作为政治、经济的附庸摆脱出来，具有了独立地位，当然仍要服务于经济、政治，更要反思经济、政治及文化自身。理论创新、价值观念更新……都顺理成章地进入视野。把这个阶段称为“文化创新”，或者是走向创新的过程，也是有道理的。

就这20年间文化发展的内容和动力而言，大概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被称作主流意识形态的执政党指导思想的发展。党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坚定不移地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文化发展进步，也促进了自身思想进步。二是获得了思想解放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和学术研究领域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创新，带动了社会思想进步，反过来也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进步。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生产和生活面貌，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李泓接受学界将新时期文化分为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分类，正符合这一事实。论文集中讨论了二十年间理论界文化界知识界关于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在新的开放的环境中运用新的眼界新思想方法提出的新思考，同时重点讨论执政党在新观念新思想汹涌奔流的大潮中如何确立新的路线方针，掌握着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只是大众文化，特别是市场经济带来的社会观念变化着笔不多。这或许是个遗憾。

由于我本人对文化理论和新时期历史研究都不够深入，指导只能停留于方法原则。论文需要的工作量极大，成文过程显得匆忙，不如人意之处不少。但读者可以看出，它的确凝聚了作者大量的辛勤劳动和用心思考。有心者可以从中看出改革开放最初20年间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轨迹，更有可能从中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李泓修改论文出版，邀我作序，我很高兴。写上上面的话，算是对研究缘起的补充说明。也希望李泓坚持研究下去，做出更好的成果。

朱志敏

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