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及其创作过程中的文献学问题
《共产党宣言》（Marr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同与它齐名的《资本论》相比，《宣言》的发行量更大、传播更广泛、影响更持久。多年来，人们对这部极具战斗性和思想性的小册子进行了孜孜不倦和细致深入的研究，迄今为止，关于介绍、解读、评价、反思《宣言》及其内容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并且这种类型的书籍和文章并不会因为年代的更迭而数量减少，反而显现出一种年年递增的趋势。人们总是能从《宣言》的字里行间寻找到马克思、恩格斯给以今人的“启示”，在深深佩服两位历史巨人的同时，感叹和佩服于这部工人阶级运动纲领的理论性、哲理性、前瞻性和深刻性。
作为一部历史性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宣言》从准备、起草、誊写直到正式出版，也必定要经历一段时间。由于《宣言》产生于轰轰烈烈的1848年欧洲革命前夕，加上它本身就是为工人阶级运动提供行动纲领和指导原则，因此，它普遍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光辉夺目的文献地位和历史功绩，使得人们习惯于直接面对和研究《宣言》中的具体问题和字句，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对《宣言》整个写作过程的考察。然而，如上所述，任何一部著作和文献都不可能是作者凭空设想和瞬间写出的，都要经过一个整体的构思、计划、打稿、修改甚至是誊写、抄录、最终才能定稿的过程。而这中间曲折和繁复的思想演变、理论发展及文献撰写的细节和经过，正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研究者所要解决和探究的主要问题。
说《宣言》的创作史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深究是有依据的。截至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版过一部专门研究《宣言》创作史问题的专著，而此领域的学术论文也是近几年才陆续为一些中青年学者发表。在这一点上，中国学者从一开始就远远落后于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学者。当然，语言文化、历史传统、地理环境极大地束缚和缩小了中国学者的见识范围的研究眼界，这肯定是一个客观的原因，中国学者没有条件去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类原始手稿和文献，即便能够见到这些珍贵的“历史档案”，大部分的中国学者也没有能力去读懂艰深陌生的德文，更别说对其解释和研究了。正因为此，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宣言》创作史研究的力作，如《〈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形成》等，都是由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完成的，前者的作者是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者、现MEGA2编委会成员马丁·洪特，后者的作者是国际知名的巴加图利亚。
一般来说，这些学者都能够在其著作中原原本本、忠于史实地还原和展现《宣言》创作的历史过程，毕竟他们掌握着与《宣言》创作史密切相关的大量文献资料，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评论、手稿和书信外，还有各类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章、著作、信件，以及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献资料和记录文件，等等。特别是前苏联的众多学者，“对《共产党宣言》创作史十分关注，他们持续追踪新发现和发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新的研究成果，不断在具体细节和阶段上条分缕析，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和权威”[1]。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风格和专业特长，可以将前苏联和前东欧在《宣言》创作史研究上的各种成果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突出和强调对《宣言》创作史史实的考证和辨析的作品和文章，如马丁·洪特的《〈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康捷尔的《〈共产党宣言〉的创作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组织者》以及《〈共产党宣言〉创作经过的新事实》等等。这类研究成果特别注意尊重历史事实，意图完全真实地揭示出《宣言》产生过程中的点点滴滴；另一类是精于思想解析和理论探索的作品和文章，如巴加图利亚的《〈共产党宣言〉的理论内容和逻辑结构的形成》、巴斯基的《国际反动势力反对〈共产党宣言〉》等。这些学者在可靠和扎实的史实研究基础上，对《宣言》创作史中的很多问题进行了反思与探讨，挖掘和开发出了《宣言》创作史研究中的新天地。
总体上讲，这些文章和著作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已实属不易。公正地说，即便是现在，国内外的学者也未必会在某些方面超过这些学术前辈已有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方法。随着MEGA2的不断出版和编译，对“马克思文献学”的研究需要和研究热情也随着增长和提高起来。况且，前苏联和前东欧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宣言》创作史中还遗留着较多的有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文献问题。可以说，对《宣言》创作史中问题的研究任务还是非常繁重的。我国有学者曾对《宣言》创作史中仍待研究的问题作出过大致的划分和总结，具体如下：
（1）《宣言》中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2）“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怎样一再发展和嬗变的？
（3）“正义者同盟”的纲领为何会一再流产？
（4）《宣言》一共有几份“草稿”？各“草稿”间的文献关系是怎样的？
（5）《共产主义信条草案》（Entwurf des Kommunistischen Glaubensbekenntnisses）（以下简称《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Grundsätze des Kommunismus）（以下简称《原理》）和《宣言》这“三个稿本”的文本结构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各个文献的文稿结构、理论内容、核心概念、中心议题又是怎样的？它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2]
如果说上述的（2）和（3）是纯粹的“历史问题”，那么（1）、（4）和（5）则是典型的文献问题和理论问题，这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其核心在于对“三个稿本”的创作、思想和文献文本进行研究，而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和史实陈述，不是本书的关注焦点，尽管有时会在分析和解释理论思想问题的同时对一些历史背景作出简略的介绍和陈述。
[1] 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页。
[2] 参见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