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共产党宣言》创作的经过及其重要文献
《宣言》的产生离不开“共产主义者同盟”发展嬗变的历史过程，归根结底《宣言》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行动纲领，“《宣言》是第一个现代党纲。而且，它还是一个政治派别经过广泛的民主讨论而产生的第一个党纲。”[1]因而，对《宣言》创作的开始时间的界定应该考虑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何时将其科学共产主义思想首次同“正义者同盟”的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宣言》的创作时间不仅仅是“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这一个月的时间，否则的话，根本就没有更多的可供我们研究的文献和文本。至少，《宣言》的两个“草稿”《信条草案》和《原理》绝对是值得人们重视、挖掘、研究和分析的重要文献。实际上，本书正是围绕着广为人知的“三个稿本”来展开论述和讨论。
一 《共产党宣言》创作的大致过程
先来回顾一下《宣言》诞生的整个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历史是由人来讲述的，不同的人会因讲解角度、立意立场、学识水平、思维风格以及占有资料的丰富程度等原因而对同一段历史做出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因此没有哪个个人能够彻底客观和真实地“还原”历史。所以接下来对《宣言》创作史的简要介绍也不够“权威”，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出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文献。
1834年，“正义者同盟”的前身“流亡者同盟”由侨居于巴黎的德国人所组建。
1836年，“正义者同盟”在“流亡者同盟”的基础上创建，它的领导人沙佩尔、鲍威尔和莫尔曾被恩格斯称为“三个真正的男子汉”[2]，是当时最为精明能干的工人领袖。
“正义者同盟”十分重视同盟纲领的制定，1838年在巴黎进行了关于同盟纲领的讨论，随后就委托魏特林起草纲领。魏特林借此机会写成了《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但“正义者同盟”对这份纲领并不满意。在此期间，沙佩尔也在1838年撰写了一份名为《财产公有》的文章，可能是为了和魏特林起草的同盟纲领竞争。但沙佩尔的这篇文章也没有为“正义者同盟”所采用。
1839年，“正义者同盟”中有人参加了布朗基主义者在巴黎发动的武装暴动，沙佩尔等人被捕入狱。沙佩尔、鲍威尔等人出狱后移居伦敦，这样也把同盟的革命中心移到了英国。从1840年起，“正义者同盟”对于共产主义的理解水平缓慢地增长，魏特林的“手工业共产主义”、卡贝主义、巴贝夫主义以及其他的各色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充斥着同盟成员的大脑。
1842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开始接触工人。在英国，他还与沙佩尔等人相识了。恩格斯自1842年起就在理论界和知识界崭露头角，他的评论和文章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的赞同和支持。恩格斯也从中渐渐地认识到，“生产的发展、物质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3]，广大受苦受难、肮脏贫困却勤劳善良的工人阶级才是最有前途的阶级。
1843年，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马克思在巴黎首次接触了工人并与其对话。此时的马克思已经看到了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决定作用，并隐约察觉到了对现存社会关系进行变革的必要性。
1844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同时，他还在巴黎将他最新的研究心得同“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成员做了交流，[4]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已经和同盟产生了“交集”，《宣言》的创作已经悄然拉开帷幕。
同年，为了批判蔑视群众、污蔑工人的布鲁诺·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撰写了《神圣家族》，这部著作中闪现了较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但由于各种原因工人阶级不可能读懂它；但“该书关于社会、国家、唯物主义、妇女解放和政治经济学的章节，都与当时工人运动的纲领讨论有很大关系”[5]。
1844年年底，“正义者同盟”决定在伦敦发起一场广泛而深刻的讨论，通过这种形式来解决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为同盟纲领的起草统一好思想。魏特林为此拟出了“二十个以上的问题”[6]供人们在共产主义教育协会上加以讨论，这就是有名的“20条”。这些问题依次为人们所讨论，从现有的讨论会记录上看，当时的“正义者同盟”的各领导人员的观点是极不一致的，有时甚至还是完全相反的。比如，魏特林不承认在德国要先经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沙佩尔、莫尔、鲍威尔等人则呼吁“首先必须由资产阶级进行斗争”[7]。
1845年，恩格斯出版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和马克思一起通过思想交流影响了“正义者同盟”的伦敦讨论会。
与此同时，“正义者同盟”的成员也在不懈地追求科学的纲领，他们不间断地学习和阅读各类书籍和文章，以提高关于共产主义的思想认识层次。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得知“正义者同盟”的好多成员都在研读费尔巴哈的著作，这使得他们感到是时候和费尔巴哈以及整个德国观念论哲学划清界限了。这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清算他们过去的哲学信仰的直接诱因。
1846年，《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得以写成，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自此创立，共产主义理论有了全新的哲学基础。
1846年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以更好地和“正义者同盟”进行沟通和联系，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正义者同盟”成员思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批判以克利盖、卡尔·格律恩等人为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至1847年间分别撰写了《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驳卡尔·格律恩》（1847年）、《“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1847年）、《保护关税派、自由贸易派和工人阶级》（1847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德国的制宪问题》（1847年）、《保护关税制度还是自由贸易制度》（1847年）、《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6—1847年）《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1847年）等论战性文章，为科学共产主义理论被“正义者同盟”成员接受打下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1846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议“正义者同盟”召开代表大会，沙佩尔等人听从了这个建议。
1846年秋，恩格斯在“正义者同盟”的巴黎支部会议上批判和驳斥了格律恩分子，并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写了封信。信中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本质区别，阐明了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革命（革命方式）。这些思想要点几乎成为了《信条草案》的思想提纲。
1846年11月，为了通知同盟成员将要召开同盟的“一大”并号召大家讨论纲领，沙佩尔等人发出了一份《告同盟书》，即“十一月公告”。这份公告指出了缔造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并提示同盟成员同盟现有的状况离这个要求还相去甚远。
1847年1月，“正义者同盟”正式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组织并帮助改组同盟。“正义者同盟”向马克思、恩格斯保证，如果马克思、恩格斯愿意加入同盟，他们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将会以宣言的形式在同盟的代表大会上阐述。
1847年2月，“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再次发出了一份公告，即“二月公告”。这份公告继续公布了一些有待讨论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后来的《信条草案》的核心内容。
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这部书是批判和反驳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写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马克思全面地评析和批评了蒲鲁东的哲学思想、政治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理论，指出蒲鲁东根本就是一个浅薄的改良主义者，他不懂黑格尔的辩证法，也不懂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更搞不清楚当年的德国需要什么性质的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首次公开阐发了《形态》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使得这本书一时间成了同盟成员竞相学习和钻研的难得佳作。
1847年6月2日至9日，“正义者同盟”的“一大”在伦敦召开。马克思由于经济原因未能参会，恩格斯和威廉·沃尔弗代表布鲁塞尔支部参加了会议。经恩格斯提议，大会决定改“正义者同盟”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新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旧口号“人人皆兄弟”。更为重要的是，这次大会还产生了《宣言》的“第一稿”——《信条草案》，其主要执笔人是恩格斯。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拟订了这份纲领草案，阐述了科学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但同盟的“一大”还接收到了多份“信条式”的纲领草案，且《信条草案》中的部分问答不是恩格斯的原创，因此“一大”并未敲定同盟的纲领。由于恩格斯考虑到争取同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他对同盟成员头脑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不得已的妥协，这造成了《信条草案》的少数几条问答带有明显的“空想社会主义”色彩。
1847年10月，恩格斯在同盟巴黎支部会议上见到了赫斯撰写的一份同盟纲领草案。这份被恩格斯讥讽为“一篇绝妙的教义问答修正稿”[8]意欲将《信条草案》取而代之，成为同盟的纲领。恩格斯意识到应该对《信条草案》中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残余”作出修改和更正，否则的话会有越来越多的同盟成员深陷其中而头脑不清。在驳倒了赫斯的纲领草案之后，恩格斯赶紧对《信条草案》进行了删改、补充、加写和扩充，写成了《宣言》的“第二稿”——《共产主义原理》（以下简称《原理》）。与《信条草案》相比，《原理》是一个日趋成熟的工人政党纲领草案，它已经包含了《宣言》中所论述的基本问题，它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特色都十分鲜明。但恩格斯仍然在《原理》中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方式，这令他对《原理》感到不满，并写信建议马克思不要把同盟的纲领写成“信条问答式”的文体形式。
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伦敦召开。这次马克思也参会了。在会上，马克思铿锵有力、据理力争的发言和辩论征服了参会人员，大家一致同意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共同起草同盟的纲领——《宣言》。同盟交给了马克思众多的关于同盟的文件资料，委托马克思、恩格斯尽快将《宣言》的定稿交给伦敦总部。
1847年12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共同磋商理论内容并撰写《宣言》，但他们的实际工作并没有中断。
1847年年底，马克思、恩格斯参加了各国经济学家讨论自由贸易的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因此写下了《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在此演讲中初步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所在，预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雇佣劳动与资本》达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为《宣言》的写作奠定了经济理论基础。
1847年12月底，恩格斯因同盟事务前往巴黎，这样创作《宣言》的任务就落到了马克思一人身上。
1848年1月24日，同盟中央委员会发函催促马克思交稿。
1848年2月初，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将《宣言》最终定稿。至此，《宣言》正式同广大工人阶级见面了，新的历史篇章从此展开。
二 《共产党宣言》“三个稿本”的MEGA收录情况
《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代名词”，但遗憾的是，这部文献的“全身”，即“三个稿本”从未在MEGA（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MEGA”）中“完全齐整”地出现过。梁赞诺夫主编的MEGA1中收录了《宣言》和《原理》（而且，MEGA1中的《宣言》收录情况也不甚理想，因为《宣言》的七篇序言并没有在MEGA1中的《宣言》正文前刊出。按道理来讲，仅就MEGA1中的《宣言》收录状况而言，阿多拉茨基等苏共专家没有认真贯彻“历史考证版”的准则和标准。这可能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很大的关系，即受各种各样政治、手稿掌握、编辑人员数量及质量以及现实的学术和社会氛围等因素的制约，阿多拉茨基等人未能把MEGA1第6卷的编辑工作做到最好），未能将《信条草案》收入其中，因为梁赞诺夫当年未能发现《宣言》的“第一个稿本”。1968年，《信条草案》才迟迟走入人们的视线之中，可惜MEGA1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夭折了。MEGA1中，《原理》和《宣言》被编入第6卷[9]（原计划放在第5卷，但最后出版时，第5卷被编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专题卷）。
《原理》的原始文献是由梁赞诺夫首先发现并给予足够的重视的。这份手稿深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马克思、恩格斯遗稿之中，后来梁赞诺夫对其进行了复制，使其得以编辑在MEGA1的第6卷。当时梁赞诺夫希望能够按图索骥，找到《信条草案》的原始文献，但是他失败了，致使在后来长时期以内，世界上各个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里都未能收入《信条草案》［《信条草案》首次刊登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盟文献（1847年6月至9月）》1969年汉堡版[10]］在MEGA1第6卷中《原理》正文的注释栏里，编者（阿多拉茨基主编）简要地注明了恩格斯原始手稿上的修改笔迹[11]，随后《宣言》的注释中，编者标明了1842年2月最初版本中的文字信息以及之后各个版次的译文情况[12]。可以说，这就是目前这两部文献所能展示给人最权威、最规范的“历史考证版”了。
我们在MEGA1中还能看到《宣言》和《原理》，唯独找不到《信条草案》，这多少让人有“残缺不全”的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去了解全面的《宣言》创作史一样。随着MEGA2各卷次的不断刊行和出版，能称得上是目前最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逐渐地向人们展示出它的神秘面庞。可是，“三个稿本”所在的MEGA2第6卷一直处于编辑状态中（该卷次由“BBAW”选编，即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Academy Project MEGA.），这就意味着目前大多数研究工作者根本就无法见到MEGA2中的“三个稿本”。
而且，同《宣言》创作史关系密切的MEGA2第4卷（马克思、恩格斯1844年8月至1845年12月间的著作，包含《神圣家族》、《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等）和第5卷（《形态》的专题卷）也未编成出版，这就使得当前在研究《宣言》创作史问题时，不能有效、准确和及时地利用MEGA2的文献资料。因此，要想核对德文原文，或是使用最为权威的文献资料，暂时还是要借助于MEGA1和新德文版（《Marx Engels Werke》，Dietz Verlag，Berlin）。
MEGA资料的暂缺并不影响我们对“三个稿本”进行文本研究，只是文献资料的滞后或许会将理论研究的前瞻性和前沿性打上折扣。这中间不涉及所谓的“MEGA崇拜”，MEGA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绝佳学术资源，但过于纠缠在具体的文献学信息之中，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也不是明智的做法。拿“三个稿本”为例，中国学人在不占有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手稿（包括缩印胶卷及其他形式的文献材料）的情况下，非要“彻底跟上国际最新文献资料水准”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假如为了等待MEGA2相应卷次的面世，就无异于在一段时间内放弃对《宣言》的“三个稿本”做文献研究；即便是能拿到MEGA2的第6卷、第4卷和第5卷，此时起步去进行文本研究还是落后于西方学者，因为在编录MEGA2的同时，学者们不可能不牵涉理论问题的研究。所以，中国学者应该大胆地去对《宣言》创作史中的问题进行独到特色的整理、挖掘、探讨和深究，并在适当的时候将这些研究成果翻译出来，去同西方学者面对面地交流和切磋。
公允地说，“三个稿本”并不像《形态》、《神圣家族》等著作充满了烦琐、复杂和精密的文献学问题，它们当中并没有太多的专业色彩异常浓重的术语、词汇、逻辑以及句式，很多时候大多数文献学问题只是局限在词语的翻译问题上（如“Eigentum”是译成“私有财产”恰当，还是译成“私有制”更合理？“财产公有”和“财产共有”在德文中是不是同一个词汇？“Aufheben”一词应该翻译为“扬弃”还是“消灭”？等等），相比于《形态》而言，“三个稿本”在MEGA中“隐藏”得并不深。单看正文部分，新德文版中的《宣言》同MEGA1并无不同，因此，如果仅就《宣言》和《原理》的行文来解析思想和研讨理论的话，新德文版甚至都可以用来代替MEGA1。
但是，MEGA1毕竟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文献意义，因而在核对原文之时，主要还是以MEGA1为标准。在这里还是要重提一下：《信条草案》在MEGA1中的缺失，不仅是梁赞诺夫本人的一大憾事，更是给许许多多《宣言》爱好者带来了无奈与哀叹。
三 我们要重点研究哪些文献
从上面对《宣言》创作过程的大致介绍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最早在1844年将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作用于”“正义者同盟”，要是按照广义的理解——《宣言》的创作开端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萌芽）首次和“正义者同盟”相结合[13]——的话，凡是1844年之后的同“正义者同盟”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有关的文献或著作都是本书需要研究的文献。显而易见，这是不可能做到和完成的“浩大工程”，先不说有些历史文献本身都有重大的理论研究价值和意义，就拿同盟众多的公告和盟员之间的书信来说，对其进行过多的研究必然会导致“历史陈述盖过理论探讨”的局面。前面说到，本书侧重于理论研究和文献、文本研究，因此其研究对象的选择，应该以相对来说最重要的文献文本为标准。
《宣言》创作史中的文献，无外乎要么是“同盟的纲领”，要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笔记、札记、通讯、评论、书信）”。其中，最值得进行文献研究的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与“同盟的纲领”的“结合体”。纵观所有的文献，恐怕未能有什么文献能够和《宣言》的“三个稿本”相“媲美”了。因此，《宣言》的“三个稿本”就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文献。
当然，在对“三个稿本”进行研究的时候，与其相关的文献都会进入研究者的研究范围内，历史与文献、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贯通和密切联系的，将任一文献、文本孤立开来，只能得出狭隘、偏激甚至是臆想独断的结论。所以，对“三个稿本”的文本研究和对其中所体现出的理论问题的研究过程是开放且“灵活”的，“三个稿本”总是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各个时期的著作及手稿“系出同源”，不同文献之中的具体思想和理论，终归出于同样的作者，“三个稿本”不是“冰冷孤傲”的绝缘体，它们终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体思想的部分显现和载体。
值得一提的是，《宣言》的创作史，还必须包括《宣言》的七篇序言的创作历史（“《宣言》的七篇序言”会在第四章中展开研究和探讨）。这就是说，从1842年起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期间所出现的一切关于《宣言》中思想、内容、结论、观点的疑问，都能够成为“《宣言》创作史中的问题”。显然，本书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只能挑选出其中最为核心和最为关键的问题进行讨论。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丁·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2页。
[3] 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0页。
[4]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丁·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页。
[5] 同上书，第48—49页。
[6] 同上书，第20页。
[7]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马丁·洪特：《〈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0页。
[9] 参见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6，Marx-Engels-Verlag G.m.b.H.，Berlin，1932，第501—557页。
[1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3页。
[11] 参见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6，Marx-Engels-Verlag G.m.b.H.，Berlin，1932，第501—522页。
[12] 参见MARX/ENGELS GESAMTAUSGABE，BAND 6，Marx-Engels-Verlag G.m.b.H.，Berlin，1932，第523—557页。
[13] 参见李锐《〈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从何时开始——兼论〈共产党宣言〉的“草稿问题”》，《唯实》2010年第8—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