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传教士与晚清女性公共人化
早在18世纪40年代的美国，由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引领的“新神启派”（New Lights）之巡游布道活动拉开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序幕。这场运动不久就遭到了清教团体中的保守势力“旧神启派”（Old Lights）的攻击，同时也被很多宗教“自由派”（Liberals）反对。前者认为这场运动严重地威胁了宗教正统性，后者则批评它鲁莽地背叛了欧洲启蒙精神中的人文主义原则。公理会牧师、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hathan Edwards，1703—1758）把宗教复兴主义的虔诚、热忱和正统加尔文陈腐的教条巧妙地结合起来，对“新神启派”的神学观点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和雄辩的说理。爱德华兹一方面反省“新神启派”在指责对手“未受神启”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优越感”，另一方面试图论证大觉醒运动的兴起是振兴而非削减了加尔文派的宗教思想。对于“自由派”的责难，爱德华兹首先避其锋芒，指出“新神启派”无意贬低人类理性的价值与力量；接着强调了脱离《圣经》的神启与宗教体验，任何形式的知识本身都无力改造人的本性。可以说，爱德华兹对“新神启派”观点相对稳健周密的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推向了前进。
充满了争论与辩难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取得了一定的历史成果：“在大觉醒运动之后的那段时间里，人们不再局限于探求救赎问题—他们不仅要做主的荣耀的接受者，还要努力做它的传播者。”[2]
18世纪末叶，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爱德华兹最有名的学生，阐释和发挥了后者关于基督在千禧年重临的预言：
千禧年必然带来理性与知识的高度发展，人们届时将能更好地认识上帝所启示的伟大真理和信条，认识到那些真理和信条之间的联系、它们的完美和重要之处。它们必将被所有的人认识及信奉。人们将在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认识之下联合起来，将世界共同构建成一个幸福、友爱的基督徒大联盟，人们彼此真心相爱、坦诚相待。[3]
简言之，霍普金斯的《论千禧年》就是基督徒版的乌托邦。霍普金斯的思想直接引发了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使美洲大陆的福音派基督徒们充满了传教的热情。与此同时，在“对世界局势的担忧和神学冲动的刺激下”[4]，欧洲新成立的传教差会也热衷于海外传教。因此，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及欧洲国家掀起了向海外（包括中国）输送传教士的热潮。
传教士来华的“主业”即是传播福音，为上帝招募信奉者。但是，文化的传播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渐进的浸润、渗透，从而逐渐被传播对象有选择地消化和吸收。突然地、人为地从外部植入异质文化，效果必然难以令人满意—作为与社会文化、心理、习俗密切相关的宗教文化，则尤其如是。
来华传教士面临着上述困境。为了传教工作的开展，传教士们出版教会报刊，开办教会学校、医院，通过这些“贰业”来接近中国人，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然而，有的传教差会是反对传教士热衷于此的，主张传教士要把更多的精力用于进行“朴实的福音传播”。
一 尴尬的“主业”：以使命对抗传统
为了把基督的福音传给至少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中国“异教徒”，传教士们需要克服重重的困难，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还要面对惨淡的传教成果。
1.语言障碍
要面向中国人传教，来自大洋彼岸的传教士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但是，18世纪以前的西方人对于中文几乎一无所知。譬如，18世纪初的英国，懂中文的本国公民只有一个叫史当东的人，并且此人并不住在英国；英国仅有的一部不完整的中文版《新约全书》，据说是由巴黎天主教的传教士巴设翻译的。所以，英国“伦敦传教会”[5]派遣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当时得到的指令是：编纂一部更加适用的中文字典；将《圣经》翻译成中文，以使占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可以直接阅读。
然而，汉语一直被拉丁语系的西方人认为是最难学的一门语言，甚至有的语言学家还宣称，要想掌握这门语言要花上一辈子的时间。[6]卫斐列在其父卫三畏[7]的传记中提到了学习汉语的众多难题：“除去非字母语言本身固有的困难外，还有这个方言众多这些进一步的障碍。每种方言里同一字符的发音不同，首字母又经常相异，还有语音的贫乏（官话不足550个）所产生的诸多同音字；此外每个汉字都奇特地具有不同的声调。另外还有送气音与不送气音（这在西方人听起来几乎相同），比如pa和ba意义就迥然不同；还有同一字符常见的不同的书写形式，以及同一汉字表面上毫无逻辑的多种含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各种绕人的东西都贯穿在对这种可怕语言的研究中。”[8]众多被宗教狂热支配的、为救主耶稣来中国开疆辟土的传教士，也同样面临着这一难题。
马礼逊在来中国之前，曾经跟伦敦的一位中国人容德三学习中文。但是虔敬的马礼逊面对机械、枯燥的中文学习，还是忍不住发作了：一次老师在纸上写了一段中文要他练习背诵，马礼逊把那张纸当着老师的面扭成一团，丢进壁炉里烧掉了。[9]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也抱怨：“它的五六千常用词都是由一个与众不同的字符来表示的。这些字符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和不明确性，以致任何分类法都是不完整的。”[10]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曾经尖刻地批评：“汉语是一种贫乏、讨厌的语言，即使我们能准确无误地使用它，我们也很难用它来准确简明地阐释和宣传一种新的教义。……用这样的语言来讲解我们的教义，对于我们教义本身来说也是一种灾难。”[11]
并且，早期来华传教士学习中文时也难觅其师。清政府禁止中国人向洋人讲授汉语，违者重罚。不过，事实是，虽然头悬利剑，但还是有只身犯险者。据丁韪良所说，第一位英国来华传教士马礼逊所聘请的汉文教师身上总是带着毒药，以便在被逮捕的时候用于自尽；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所请的汉文教师来去时手里总是拿着一只旧鞋，随时准备在紧急关头装扮成一个修鞋匠。[12]
终于，马礼逊以顽强的毅力和惊人的勇气，在来到中国后的第16年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编纂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并把《圣经》翻译成中文。卫三畏也穷11年之力编订了《汉英韵府》（A Syllab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华洋阻隔
来华传教士与中国本土居民之间阻隔重重，难以直接交流。这是开展传教工作所面临的困局之一。华洋之间的阻隔，一方面是由于清政府相关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本土居民对外国人、异质文化的天然抗拒。
其一，政策方面的阻碍。18世纪初，由于“礼仪之争”[13]，清政府改变了之前对于传教士的优容态度，开始采取禁教政策。康熙朝的措施相对宽松，对传教士采取领取信票制度进行管理。获得认可的传教士可以居住在中国境内，但不可以公开传教。到了雍正朝，由于发现一些传教士未曾领票即窜入内地，便制定了彻底严格的禁教政策，把所有的传教士都驱逐出内地，解往澳门。至此到鸦片战争之前，传教士都只能在澳门传教。由于广州有大量的外国商人，所以也有传教士混杂其中，伺机传教。但是洋人只能在广州城外居留，基本上是不可能进入城门之内的。所以传教士能接触的中国人非常有限。而且，马礼逊在中国广州翻译、印刷和散发中文《新约全书》和其他宗教读物，这都是违背中国皇帝的禁令的行为，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
《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此时，传教士在中国国内的活动范围相应扩大，但传教活动尚不合法。1849年，道光皇帝应耆英在奏章中的提请，敕令允许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但直到《天津条约》（1858年），才明确规定了传教士可以进入内地自由传教。
其二，华洋之间的天然界限。马礼逊认为中国人“一部分是出于恐惧，一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妒忌心”[14]，所以不肯同外国人往来。鸦片战争之前不久，卫三畏描述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一种贸易和敌视的奇怪混合”[15]，向中国人直接传教基本是不可能的。广州附近的农村吸食鸦片的人很多，但卫三畏发现，这些人对外国人怀着一种极为憎恶的感情。甚至到了1870年，多数民众对外国人抠取儿童眼珠用于制药的奇谈深信不疑。普通民众对于外国人的疑惧可见一斑。
上海开埠后，外国租界的建立给人们提供了更多与外国人接触的机会，这使得中国人开始改变原来一些对外国人的“极荒诞、极不切实际的猜想”[16]。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发现，这座城市里的居民很显然是受到了鸦片战争的教训而变得乖巧了。他们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不单是顺从，简直是奴颜婢膝，好像是害怕大棒再次落到他们身上一样”[17]。但是，让裨治文无法忍受的是，他们竟然将“洋人”蔑称为“鬼子”，而且，这里的人比广州的人更缺少友好交流的意愿。丁韪良诧异于宁波人对自己的友好态度，究其原因，是“鸦片战争时期受到了英国人的善待”[18]，宁波人以前也是害怕“红毛蛮夷”的。
3.寂寞孤独
传教士离开了熟悉的家人、朋友和故土，来到万里之遥的中国，内心有着十分浓重的孤独与寂寞。
马礼逊在离开家乡、绕道美国乘船前往中国的时候，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船在泰晤士河上航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离开了亲爱的家人、朋友和祖国，从这里出发去从事一项巨大的工作，我对此在思想上感到无所依托。于是我读圣经和仰望上帝以寻求支持。昨晚我哭得很厉害。我更加觉得我所要去做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当我在船舱里散步时，我的心突然喊出，啊，耶和华，万君之上帝啊，你就是我的力量和我的支柱！啊，上帝，我的救主，求你与我同行！[19]
裨治文认为派驻海外的传教士“与‘差房’[20]之间缺乏自由而充分的沟通”。美部会[21]对待外派传教士的官僚和冷漠作风，使裨治文和其他一些传教士都感到十分失望和不满。裨治文向负责人安德森指出，他们甚至一连好几个月都接不到来自总部的一封信或者一份报纸，他抱怨道：“不能及时得到差会和亲人的消息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件小事。在这些死寂一般的地方，频繁往来的信件都是带着魔力的。它们就如同‘饥渴心灵的甘泉’。”[22]
不过，有的传教士还是慢慢适应了这种难忍的落寞，在中国居留长达数十年，从而达到个人事业的顶峰。开始的时候，马礼逊三个月没有收到国内的来信，就倍感失望。到后来，他从容经历了与家属分居地球两端长达六年的煎熬。[23]作为传教士印刷工来到中国的卫三畏，向美部会申请一套金属的中文活字，久无回音，便觉得“国内的教会似乎对在海外的传教士采取了一种可怕的不闻不问的态度”[24]。但后来，他在中国工作了11年之后，因为父亲的健康恶化，才第一次有机会回国和亲人团聚。马礼逊甚至曾经说过：“如果环境需要，基督徒必须牺牲个人的和家庭的幸福，有时是偶然的，有时是经常的，有时是终身的幸福。”[25]撇开民族和宗教的因素，某些传教士的献身精神确实值得我们由衷赞叹和肃然起敬。
4.信徒在哪里
传教士们在中国奋斗多年，但是往往种瓜得豆，甚至南辕北辙—皈依者寥寥，且信仰并不坚定。
最初，有的传教士为了传教，会招收几个中国孩子跟他学习英文和基督教教义入门知识。但是，这些学生掌握一些英文之后，就会被政府召去充当翻译或者自己主动去政府任职，几乎完全放弃了基督教信仰。
裨治文早先所培养的一些学生，由于中国对翻译人才的巨大需求而放弃了宗教事业，充当翻译去了。比如梁德[26]，自小便是裨治文最得意、最细心栽培的学生，后来竟被“林钦差诱去做事，他几乎被废了”[27]。尽管林则徐被免职后，梁德回到了裨治文的身边，但1844年夏天，梁德又受命到钦差大臣耆英的手下当差。事实上，“尽管裨治文在中国奋斗了12年，但仍不能自信地称他的哪位学生是真正的基督徒”。[28]丁韪良也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中国人：
总督[29]的翻译是文慧廉主教[30]的学生，并继承了主教的名字。他大肆吹嘘自己皈依了基督教。这小聪明使得我对他将来的作为抱有很大希望。但不久以后，他退出了基督教，娶了两房妻妾，在内地做起了县官。[31]
传教士面向普通民众的传教，也是难觅知音。丁韪良住在宁波城里，每天都在城市教堂中主持晚祷会。一个有200个座位的小礼拜堂经常是座无虚席，听众大多数是工匠和手艺人。但是丁韪良发现，“他们起身离去的时候，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相互在说：‘这个故事真是比戏文还好听。’”[32]看来，这些劳动群众只是在劳作一天之后，把听布道当做消遣罢了。
马礼逊在伦敦传教会中国差会成立25年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差会成立25年来，共施洗10人入教，其中包括梁发。对于在中国传教的艰难，居留中国多年的卫三畏非常清楚。《天津条约》签订后，卫三畏到达上海。上海传教站的裨治文便特意把所有的传教士召集到一起，请德高望重的卫三畏给众人演讲新条约对于传教的划时代意义。然而卫三畏在其演讲后第二天的日记中写道：“但是在他们听到的消息中，我们所争取到的自由被夸大了，这带给了他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期望。如果他们中间有人能在中国生活25年，他们就会发现，虽然根据条约他们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地传教，但是他们并不能用基督教占领这些土地。”[33]
但是传教士还是以惊人的耐心和毅力继续坚持：“让我们不要忘记感谢上帝。如果我们不怯懦，我们以及我们的后继者，可看到比此更大的成就。……我们已经撒了一些种子，虽然只有一把，散布在一片广大的田里，如能生根，就会发芽结果。这就产生了更多的种子，可由别人再去撒种。—如此，工作就必定会进步，遍地都洒满了福音—所以，我们不要怯懦。”[34]
当然，不是所有的来华传教士都是足够坚韧和坚强，足以成功克服在中国面临的重重困难。也有一些传教士，他们没有适应这充满挑战的环境，最终以悲剧结尾。如裨治文的堂弟詹姆士·布里奇曼。詹姆士到达中国之后，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心理病态，“神情恍惚，精神不稳定”[35]，最终自杀身亡。撇开民族感情，传教士这一群体所具有的献身精神是非常值得称道的。
二 “贰业”：传教士对中国女性公共人化的推进
传教士来到中国这个完全陌生的国度，面对迥然相异的文化，难以接近的民众，不得不开办一些“贰业”[36]，作为接近中国受众、宣传自身主张的办法。这些“贰业”包括创办中文报刊、教会学校、教会医院等。必须承认，传教士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些新气象。譬如，在中国近代女权的开放及女子地位的改变方面，传教士起到了先导和引领作用，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女性公共人化的进程。
1.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女子学校教育
中国大陆最早的女子学校 近代中国最早的女子学校创办者是传教士。一般认为，传教士阿尔德茜小姐（Miss Mary Aldersey，今译为阿尔德塞小姐）于1844年在宁波创办的女塾为基督教会在中国大陆开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37]
关于阿尔德塞小姐及她在宁波的女子学校，相关的记载并不多。曾在宁波传教的丁韪良这样记述：
洋人区最著名的人物是阿尔德茜（Mary Ann Aldersey）小姐，她是一位英国传教士，和任何团体没有联系。她天生丽质，颇富家财，却没有婚姻，这不是说缺乏求爱者，据说她至少拒绝过别人一次。她很早就被传教工作所吸引，却一直待在家里照料上了年纪的父亲，直到他去世。其后她在爪哇呆了几年，最终在鸦片战争结束的时候来到中国。尽管她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不再年轻，但还是学会了阅读中文。至于会话方面，如果不是面对陌生人，她的话是能够被自己学生理解的。为了办学，她花费了一大笔钱在城市中心租赁了一套大房子，开办了女学。尽管这种尝试在中国显得为时过早，因而难以产生好的结果，但那依然是一个具有示范性的学校。应她的邀请，我主持了这所学校三年的宗教事宜，因而得以对这位了不起的女人的充沛精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她体质纤弱并时常患病，但她给中国人，无论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38]
阿尔德塞小姐创办了中国大陆的第一所女校，其开创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开办女学的尝试“在中国显得为时过早”、前景难期的情况下，阿尔德塞小姐毅然选择以此种方式接近异教徒。在此之后，开办女校成为传教士“曲线传教”的主要途径之一。
裨治文女校 裨治文1847年6月到达上海，决定成立美部会上海传教站。在1850年4月15日，裨治文夫人伊丽莎终于实现了她在中国开办女子学校的梦想。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她终于成功说服一些中国邻居，让他们将自己的女儿送来上学。
由于当时上海没有别的教会女子学校，裨治文夫妇必须完全依靠自己的判断和经验来设置相应的课程。他们请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本地老师，女学生们在学会一些汉字后，便开始学习一本根据《三字经》编写的初级课本。裨治文夫妇所采用的就是麦都思[39]的修订本，是在上海墨海书馆刊印的。[40]这个基督教版本的《三字经》是用押韵的对句写成的，每行三字，为学生简单介绍了《圣经》故事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裨治文女子学校的学生能通背这本书，她们能“从头到尾把它背诵出来，不需要任何提示，也不会错漏一个字”[41]。在掌握了这些简单的课文之后，女学生们便开始进一步阅读用方言口语写的《新约》。[42]学校还使用了一种被裨治文称作“女子训育”的中文课本，专门用以教导社会生活的礼仪；数学课程则仅仅是学到乘法运算为止。不过，这些女生还接受了一些音乐基础知识的教育，并学唱了一些赞美诗。学校还要求女生们参加各种家务劳动，如做饭、清扫、擦洗、清洁、缝补等；参加每日的祈祷活动，而每个周六，除了留给她们一部分娱乐活动的时间以外，其他时间她们都用以准备安息日的祈祷。这样，在主日，她们除了准备食物和整理床铺以外，便不做其他任何事情。[43]
裨治文于1861年11月去世，裨治文女校完全由裨治文夫人伊丽莎管理。据卫三畏所述，该女校在1862年还继续运转。
中西女塾 美国南方卫理公会的传教士林乐知[44]（Young J. Allen）于1892年3月建立了中西女塾（McTyeire School for Girls，墨梯女校），为富裕阶层的中国年轻女子提供教育。其教育目标是给女孩们以“通才”教育，有能力去理解，并服务于中美的文化传统。
中西女塾
图片来源：李新主编《老上海200旧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28页。
中西女塾是一个转折点，她是中国第一所收费的教会学校，虽然第一班的学生只有七个“有贵族背景的”女孩（包括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女儿）。林乐知认为，开设慈善学校的日常传教行为隔离了传教士和能够在其团体中施加影响的真正的中国领导者。他提倡改变之前的教育方向，使学生成为“最好的与最有希望的阶级”。同时，林乐知创建此校的目的亦在于尝试实现海外传教活动的自立自营，以改变海外传教团长期依附国内资金的状况。当时海外传教的巨大花费已经成为一个令不少传教团体分外头痛的问题。譬如，妇女外国传教团（The 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声称：
传教士应当停止作为慈善的代名词。目前流行的方法是我们救济所有的教堂和传教士的工作，对于国内教堂的完全自营，我们惊讶和叹息……我们把男孩和女孩关在学校里，用成百上千的圣经诗篇捆绑和填满他们，以巨大的花费供他们吃饭穿衣，说服他们表白信仰……最终成为一个传教士或教师。他们接受了一切，粘着我们，成为正统的皈依者，总是指望母教堂去喂养它们。……我不会说他们都是寄生虫、伪善者，但是，的确这一制度是有缺陷的。[45]
林乐知聘请海淑德（Laura Askew Haygood，1845-1900）作为中西女塾的第一任校长。到1897年学校有了29名学生。学生们的父亲包括帝国电报局的经理、上海著名报纸的编辑和一些教会人员。海淑德死于1900年，这是中西女塾早期历史的关键一年，此时学校共容纳75名寄宿生和25名走读生。中西女塾的第一届毕业生有3人，全都成为教师。中西女塾开始接受已婚学生，并开始完全自立自营。这一“令人鼓舞的进步”被记录在妇女外国传教团的年度报告里：到1903年，有99名学生，6个是已婚的，30个是基督徒，只有5个是缠足的。
海伦·理查森是海淑德的继任者，在1908年的校目中规定基督教为必修课程。所有的学生都要在周日上午回到学校参加礼拜，之后她们才能回家，然后周一上午再次到校。
远涉重洋的传教士来到陌生的、没有基督教传统的中国，他们需要可以深入中国民众的切入点，以便可以加快、加深其传播福音的效果，而教会女校则是传教士制造的切入点之一。美国传教士裨文治的妻子伊丽莎在给美部会的一封信中曾经提到她准备不久就招收“一些当地小学生，12—15名的样子，通过书面契约的方式，让她们离开她们的异教徒父母，跟着我生活几年。我要在中国老师的帮助下，用她们自己的母语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基督教教育”[46]。此即道出了传教士热心开办学校等文化事业的初衷。在上海裨治文女校开办一段时间后，裨治文在给美部会的报告中说：“我们毫不怀疑，她们即使不是全部，也总会有一些人会与大批的真正的基督徒一道，成为来自中国之地的、被送入上帝的教会的第一批果实。”[47]
不过，传教士创办的教会女子学校，直接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的女性。并且，有意或者无意，教会学校传授了属于近代文明的知识，这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中西女塾的创建是一个分界线。之前，教会女校主要是面向贫民女子；之后，教会女校成为富裕阶层追捧的对象。富裕阶层对教会女校的追捧和肯定，直接有利于国人自办女校的发展。
2.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不缠足运动
传教士对于缠足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了妇女缠足的这一特殊习惯及其危害。卜舫济（Hawrs Pott）等以《万国公报》为主要阵地，列出缠足的罪状：妨害生理、违背人性、禁锢女性身体和智识、影响后代健康及歪曲的审美。
“天足会”的名称是伦敦会的麦考文女士（Macgowan）在厦门首先提出来的。不过，立德夫人（Archiblad Little）[48]则是最早的、积极的宣传者与活动者，她在上海第一个发起成立了“天足会”组织。1895年，立德夫妇去拜访当时广学会的负责人李提摩太先生，就成立反缠足协会的事征求建议、商讨对策。他们要求广学会除发表自己的文章外，还要协助写作、发表有关反缠足的文章，以便唤起舆论，反对这种罪恶。李提摩太允诺为他们写一些传单和小册子。[49]从此，反缠足会的所有书刊都由广学会负责出版，直到1906年立德夫人回国。
20世纪初，当时的天足会名誉会长写信给中国招商局，称立德夫人代表天足会出行，请招商局免费供其乘汽船周游全中国。得到了这样的优待，酷爱游历的立德夫人非常欣慰，从而也为反缠足的宣传活动付出了很多努力。她以女性的温婉和感性，直斥缠足对于女性的戕害：
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踏进冰冷的海水时的感觉，那么你就能体会到我现在动身去中国南方宣传反对裹脚时的心情。[50]
立德夫人
图片来源：［英］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袍的国度》，刘云浩、王成东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05页。
外国人的身份使她获得了很多便利：得以访问一些地方官吏甚至朝廷大员，向他们宣传不缠足理念，并要求得到他们的支持。譬如，杭州的道台在接见立德夫人后，表示很愿意把张之洞总督关于反对裹脚的雄辩文章张贴在杭州城里；再如，请张之洞总督修改其著名的反缠足文章，以便在维新派遭到通缉的情况下，继续使用该文章进行宣传（后来未能如愿）。在其游记著作《穿蓝袍的国度》中，立德夫人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访问李鸿章并机智地向其索取“反缠足”题词的过程。
他（李鸿章）总是极力避开裹脚—我此行要与他讨论的话题。还没提到裹脚，他就问起我的丈夫，说见过我丈夫，还谈起他们见面时说过什么话……我让他收回了话锋并说明了此行的目的。“不，我不喜欢小孩子因为裹脚而哇哇地哭，”这位和善的总督嘴里嘟哝着，“可我从没听过她们哭。”他接着说。我告诉他，他兄弟的家人，也是他的亲戚中，有许多人已经不裹脚了。他不信，所以我又斗胆提起他的母亲。“噢，她年龄大了，不裹脚了，”李鸿章说道，“我想李家的女人都裹过脚。”我有些泄气，年轻一代是不裹脚的，我不想与这位大人物在家庭琐事上过多地纠缠。这时候李大人很有礼貌地插话道：“我告诉你，有个人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裹脚，我的小女儿。”李鸿章显然认为假装没有听见这话更合适，他接着说：“你想让我叫全国的女人都不裹脚？不，我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全中国的女人能穿同一双鞋吗？不能。你想让我像张之洞那样给你写点东西？好，你知道，那我得写篇文章了。”他笑了笑，嘟哝着说：“我不善写文章，现在老了，更写不动了。”我灵机一动，能让他在我的扇子上写些东西，也算是对废除裹脚运动的认可呀！他同意了，没有人帮助的话，这位善良的老人已经不能自己起立了。他年事已高，身材高大，两个仆人扶他到书桌前为我题词。[51]
得到李鸿章的支持不缠足的题词，是立德夫人的最大的战利品之一。在此后每次集会上，李鸿章的题词都会被展示，确实极有分量。
除此之外，立德夫人还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各处演讲，以宣传不缠足的主张。在杭州，立德夫人即举行了一次妇女集会，向她们演讲缠足的危害，但女士们几乎不为所动。还有一位“她的家庭如果不是当地最有名望的，也是较有名望的之一”的姑娘表示，尽管缠了足，但她照样能跑能跳、行动自如，并且，当场做了几个幅度很大的跳跃动作。
在当时中国的巴黎—苏州，立德夫人被人提醒：苏州人除了服装和时尚之外，什么也不关心。其后，她在为女士们举行的反缠足集会上也确实对苏州女士装扮的美妙大开眼界。[52]虽然如此，立德夫人还是满怀希望：如果苏州这个时尚中心的女性能松开她们的双脚，那将是对废除裹脚运动的一个有力的推动。她向这些女士坦言裹脚有多么可怕，害处有多么大。终于，坐在前排的一位妇女—她可能是当地最有名望的女士—有了积极、正面的回应，这使得本次演讲的气氛大为改观，收效甚佳：
她的每句话都不长，一句说完后必定明显地停顿一下，她说：“我简直厌烦总是谈论裹脚—我要松开双脚，加入天足会。”“不，我先来！我先来！”坐在她后面第三排的一位衣着灰暗的女士大声叫道。先前已经有人告诉我，这位女士是苏州最有文化的女士，能写古文，她丈夫也为她感到骄傲。有位盐政司的妻子替家中的五位妇女索取会员证，几位年轻的女士退场时有些伤感，但又不失体面地说：“我自己不能做主，要先问问家里人的意见。”除她们之外，所有的女士都加入了天足会，许多人表示要为废除裹脚做些工作。[53]
同样在苏州，一次为中国男人举行的集会之后，听众们立即自己开了个会，决定成立协会，在苏州附近的城镇开展反对裹脚的工作，并随时在报纸上刊登工作进展。
由于丈夫的健康急剧恶化，1906年，立德夫人不得不护送他返回英国。立德夫人把天足会的工作交给了一个由中国人组成的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一位姓萨的海军司令[54]，一位叫沈敦和（音译）的道台。[55]
传教士的确给中国女子带来了很大变化：他们创办的女子学校给中国的女孩提供了教育（很多是免费的），在学校里女孩们学习了基督教知识，重要的是，受到了具有近代文明气息的文化教育；教会学校还要求女孩不缠足，这使得女孩的行动更自由，体魄更健康。立德夫人在《穿蓝袍的国度》里曾经详细描述了清江美国循道公会的一所女子学校的女学生：
在清江，一位面容和善文雅的中国青年女子路过你的身边，人们就可能告诉你“她是罗宾逊小姐的学生”。这时候，人们的表情，我想，是对罗宾逊小姐任校长的女子学校最出类拔萃的地方的最高评价。许多妻子和她的母亲都把美满的婚姻归功于罗宾逊小姐的教育。女校毕业生的第二代正在上母亲上过的课，纤弱的罗宾逊小姐希望能够教育她们的第三代。这所女校出来的姑娘，她们的孩子讲究卫生，家里整洁，家中的小院种满了花。很多普通的中国妇女做不到，这些女生能。罗宾逊小姐的学生能双脚站稳，也能像外国女子一样，一步一跳地走路。姑娘们的体格因此改变，再不经心的人，也会注意到他们更加光彩照人。只要见过这些女子，你就不会怀疑，她们比绝大多数中国妇女幸福。[56]
“面容和善文雅”、“讲究卫生”、懂得审美、步履矫健成为人们对教会学校女学生的综合评价。由此便不难窥见传教士对中国女子教育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虽然其提供教育有着别样的目的。
3.传教士与中国士人
除了传播基督教，为上帝开疆辟土，传教士还注意通过书籍、报刊等媒体，用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对中国的士人施加影响，希望借此达到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的终极目的。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等在上海创立了墨海书馆。以1852年为界，墨海书馆的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翻译《圣经》；到了1852年，传教士才开始着手翻译一些科学书籍，尤其是在伟烈亚力主持墨海书馆时期，见表1—1。
表1—1
续表
续表
1868年，由传教士编辑的《万国公报》在上海创刊，初名《教会新报》。《万国公报》是“一份以中国的高级官员和学者为对象的月刊”，除了宗教内容，也切合时事，介绍西方的政治经济及其他科学知识。《万国公报》后来由广学会掌管。
广学会成立于1887年的上海，原名“同文书会”，创始人是英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廉臣。广学会主要负责编纂书籍或翻译西人著作并出版发行。创办广学会的计划书中这样写道：“文人士绅……是满清帝国的灵魂和实际统治者，所以很显然，如果要影响中国整个国家，我们就必须从这些人开始。……送他们几本我们出版的好书，可以瓦解他们的反抗……利用一些合适的书籍……来指导他们……就可以完全渗透这个帝国，并有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和行动。”[57]1890年，韦廉臣去世，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开始接管广学会。
李提摩太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西学宣扬者，出任广学会负责人后，组织出版了很多西学书籍。1892年，他写信给中国的一些有名望的传教士，请他们提供一些他们认为对中国人最重要的题目，以便组织翻译。后来根据后者的建议，他拟出了一个包括70个题目的单子。“有二十位朋友，都是富有学养的传教士，答应就其中一些题目著书立说；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乔治·哲美森（George Jamieson）先生，慷慨地承担了法律方面书籍的写作；我在海关的朋友也就一些专门问题写了文章。”[58]
他本人还亲自翻译了麦肯西的《泰西新史揽要》（《十九世纪史》），并编著了《天下五洲各大国志要》、《欧洲八帝记》、《地球一百名人传》等。同时，他还负责编辑《万国公报》以及在《时报》等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譬如，1894年，李提摩太把此前在《时报》上发的文章以《时世评论》为名，结集出版，足见所发文章不少；1898年2月，强学会在上海出版了《时论新编》，其中44篇文章是梁启超写的，38篇出自康有为之手，而李提摩太的文章则有31篇被选入其中。
此外，为了扩大影响，广学会在中国的活动还有：
在中国的科举试场免费发放印刷品 1892年春，在北京举行三年一度的举人考试。在考场上，李提摩太组织散发了小册子《中西四大政》。次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加考恩科乡试。安保罗牧师（Kranz）出资1200元，用于在参加考试的秀才之间散发《自西徂东》一书。同时，广学会也在其他考试中心共散发了各类出版物六万余册。
就西学问题向中国秀才征文 1894年，广学会经由托马斯·韩白瑞（Thomas Hanbury）先生的捐资，在秀才中进行有奖征文，征文的主题如下：
（1）中国应仿效日本，修筑铁路，铸造银币，开办邮政，以强国裕民。
（2）中国应引进机器加工茶叶、缫丝，增加产量，提高质量，以便输出，与外国竞争。
（3）中国近三十年的海关管理所取得的成就。
（4）如果印度政府同意停止鸦片的产销，中国在境内是否能认真禁绝鸦片的栽种和销售。
（5）如何同外国政府建立更有价值、更友好的关系。[59]
建立公学 传教士在中国创办了很多学校，除了前文所讲的女学，还有更多的针对男子的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教会学校。这里仅以上海公学为例。1899年，李提摩太等针对租界内中国人的教育，开始筹划在上海建立一所公学。但由于义和团运动的蔓延，这个办学计划被搁置了。义和团运动之后，广学会的卜舫济博士、福格森（Ferguson）博士和李提摩太一起向市政委员提出申请。后得到答复，要求中国人自己出资三万两白银，市政委员会则提供地皮并每年资助一千两银子。后中方的资金由上海的华商领袖楚先生、中国轮船招商局的董事兼经理陈梵廷先生、贾丹—马西森有限公司的买办童克荪先生负责筹集。
第二年（1903年），漂亮的校舍就伫立起来，配备了满足四百名学生使用的设施设备。外籍教师使用的宿舍楼也建成了。还成立了由三名外国人、两名中国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学校的管理。在学校走上正轨之前，我担任校务委员会的主席。根据委员会的决议，我还负责从英国招聘教师的工作。学校的建筑群成了租界区的一大风景。现在，它成了上海最著名的学校之一。[60]
上海中国公学
图片来源：[英]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页。
传教士翻译的书籍及其所办的教会学校影响了中国整整一代的士人，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传教士担任了中国士人的近代文化启蒙师。李提摩太在其回忆录中曾饶有兴趣地提到俄国公使对其翻译的《泰西新史概要》的评论：
几年以后，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概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
“那您认为它怎么样？”
“对中国来说，是一本非常有用的书。”
“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四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六百万满族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61]
某种程度上，这位卡西尼（Cassini）伯爵的预言在1911年变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