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公共知识分子与晚清女性的公共人化
“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一词，由美国历史学家罗素·雅各比于其著作《最后的知识分子》中首先提出，定义为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知识分子。美国法学家理查德·A.波斯纳在其著作—《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剖析和论证，从而使其更加生动饱满。波斯纳所称的“公共知识分子”，“以社会公众可接近的方式表达自己，并且其表达聚焦于有关或涉及政治或意识形态色调的社会公众关注之问题。”[62]此外，公共知识分子还拥有一些优秀品质：“视角、气质、品格和知识”。
“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于2001年因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一书之刊行而引发广泛的关注与讨论。约在2002年，随着该书中译版的出版及国际学术交流的促进，“公共知识分子”为国内学者所接受和采纳，并用于对当前社会事件、问题之探讨。其实，除了当代史，中外历史的其他时段也不乏“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譬如波斯纳提到的苏格拉底，再如中国的孔子，等等。
一 危局之下的愤然崛起
受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及政治体制等条件所限，中国古代社会并没有给公共知识分子的成长留下太多空间。至清代晚期，随着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清朝政府的节节败退，公共知识分子在危机中愤然而起。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63]是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开始崛起的标志。
1895年春天，康有为与弟子梁启超至京师参加会试。当中国与日本在下关签订丧权辱国和约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康有为趁机鼓动众多士子一起坚决反对和约，向朝廷请愿：
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64]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与二十八日粤楚同递，粤士八十余人，楚则全省矣。与卓如分托朝士鼓（动），各省莫不发愤，连日并递章满察院，衣冠塞途，围其长官之车。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65]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前里许。[66]
甲午战败于素所轻蔑之弹丸小国日本，此为大惊；战后巨额赔款兼大片割地，此为巨恸。知识分子们终于在巨恸中爆发，群情激奋，“衣冠塞途”，“垂涕而请命”。虽然这次“万言书”上递，最终以条约批准无可挽回而悲情收场，但是，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近代第一次大规模集结，从此走上崛起之路。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知识分子成为近代第一批公共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自身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其表达内容着眼于公众所关注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问题；第二，其表达方式是社会公众可以理解、接受的。就外部环境来说，“公共知识分子”的崛起，相对宽松的言论、出版环境是一个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晚清之所以具备这一条件，不是封建政府政治开明、政权开放、舆论自由的表现，而是在外患频仍、内忧加剧、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专制政权对内控制的触角不得已收缩。
从知识结构来看，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少数有留学经历，接受了东西洋的一些先进的文化；也有一部分受过中国新式学堂教育，经受了近代文化的熏陶；还有相当一部分晚清公共知识分子是由中国传统的旧式知识分子转化而来，其知识基础为中国的儒家文化（这一部分人，多属维新派）。但国门洞开历时已久，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之下，后两部分人也已逐渐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说、主权在民说等理论、学说。所以，整体来说，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大多学兼中西。当然，中学与西学在其知识构成中的比例因人而异。从政治派别来看，除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尚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以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以及以陈以益为代表的相对温和的社会改良分子—后改良派。虽然政见不尽相同，但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改变国家既贫且弱、国将不国的现状，促使国家走向更加光明的前途。正因为其终极目标的一致性，所以，当革命风潮席卷而来时，立宪派和后改良派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都放弃了对清政府的最后希望，转而成为革命浪潮的衷心拥护者。
二 兴办报刊以占领舆论高地
晚清公共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方式，主要有办报、演说、立会、兴学等。然而，在平面媒体时代，报刊成为传播范围最广、效果最好的方式。
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创办的报刊，分布区域多，涉及内容广。据统计，1895年至1898年，新创刊报刊达112种，其中80%是国人自办的；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刊物更有120余种。[67]并且出现了不少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刊物，一时风气开通，蔚为大观。
著名报人陈以益认为报纸具有“助教育之不及，补政法之未备，通上下之感情，揭内外之利弊，为种种之机关”的作用，因此“欲求社会之进步，必先求报纸之发达”。[68]作为封疆大吏的张之洞也对其时报刊增广见闻、开通民智的效果表示承认：
乙未[69]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鸩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
《南方报》认为，报章云起之时，当在“丙申、丁酉之际”，即1896年至1897年之间，并对中国的报章史作一分期：“我国报章之发达，约可分为数期。光绪初元至甲午以前为萌芽时期，甲午至庚子前为发生期，庚子后至甲辰前为增长期，甲辰后至今，则应由增长期而入成立期。”[70]
处八面受敌之局，际万端待理之时，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大厦将倾。晚清公共知识分子艰难奋起。他们挥动如椽之笔，积极利用报纸这一有力武器，明示时局之危，针砭社会弊端，宣扬政治主张，力图惊醒国人，亦冀望谏言当道。
1.极言国势之危
《时务报》的编辑们总结了中国被列强环视、瓜分的危局：“今西人之侮我甚矣。割我土地，劫我盟约，阻我加税，拒我使臣，逐我华工，揽我铁路，掳我矿务，要我口岸。”[71]领土主权被侵犯，外交尊严被践踏，商务利益被掠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瓜分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实在是国将不国，国之将亡。
并且西方人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时务报》曾经刊载了一位英国人的评论，其直把中国视为一麻木不仁之东方病夫。并称，中国虽然昔日强甲天下，今日亦称地广兵多，但都不足虑。“兹已洞烛实情，可高枕无忧矣！”[72]更甚者，有称“华人不徒已死，并且臭烂”[73]者，其言真不堪入耳。
面对西人对我中国的百般窘辱，我们应该怎么办？梁启超们号召国人一定要幡然醒悟、愤然而起，否则，就要重蹈印度、土耳其等已亡之国的覆辙。
《东方杂志》的编辑回顾中国之前的骄傲与强盛：“而回顾五十年前，人人脑中印一中华大国活字版，则固自视为文明，而视人为野蛮者也。非但如此，又自视为人，而视人为鬼者也。更回顾一百年前，一统帝国主义，膨胀至于极点。平准噶尔置伊犁，平回部置新疆，战无不胜，攻无不取。若以为四海以外，六合之内，必无有国势更雄于我者。故不独藩边小国，视同奴隶；即欧人之来者，不曰慕化，则曰仰威。”[74]较之今日，“俄人居满洲，英人侵西藏”，列强争相瓜分，中国则束手无策、任人脔割。《大公报》亦称：“我中国为何如国，东亚之大国也。当五洲未交通以前，赫赫声威震慑中外。四境各小国无不纳贡来王。试披中国古史，中国之高尚尊贵于东亚，独有特别声价，而懔懔乎不可犯焉。”[75]如今却落得列强“蚕食鲸吞，各施政策”；中国“赔款割地，屡削国权”，既贫且弱，国将不国。《岭东日报》曾详述波兰二百年之亡国历史：“自十八世纪中叶，俄奥德三国合力攻波。波兰二千万人民，遂群伏于俄罗斯专制黑暗之下，不复见天日。”[76]并与中国的现状作以比较，希望能以此警醒国人，从而奋起御外兴邦。
面对国家之外患内忧，晚清公共知识分子迅速占领报刊这一舆论宣传的高地，言不绝如线之危局，发振聋发聩之呼声，以期警醒四万万国人之酣梦，从而群策群力，共克国难。
2.针砭陋俗弊端
晚清时期的中国，遭受列强的频频欺凌，实在国将不国。然而国人尚有诸多陋俗与弊端，须指刺之，使风俗得到改良、弊端得以消除，而后国家可渐趋于强大。
他们指出，国人“勇于私斗，怯于公战”[77]，“公德腐败，群体散沙”[78]，“无国家思想”[79]。国中迷信风习甚笃，而鸦片之流弊更是积重难返。有游学日本回国者云：日本学堂之密布，甚于中国之鸦片馆。[80]欲改良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们提出要先去三毒，即“五经毒”、“鸦片毒”、“迷信毒”。[81]
去五经旧学毒之法有三：其一，废科举。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末，弊端已多，已成为社会进步的阻碍。其二，兴新式学堂。教授时新之普通以及专门学问，使人民学以致用，以得为官、为兵、为士、为农、为工、为商之才。其三，修实学。注重实用学问。
去鸦片毒之法：第一，清流品。凡癖嗜鸦片成瘾者，在官必尽行参撤，在绅不得充举地方董事。其余士商，亦不得报捐投考。有犯此者，准人讦告，告发之后，当即去其所应得之权利。使人人知吸食鸦片为浊流，为卑品。第二，重烟灯捐，科以重捐以遏制之。第三，立演说会。就像乡村社会中之“宣讲乡约”那样，仿照西方各国设立演说会。或学生，或绅士，或地方长吏，或过境达官，皆可随时邀集民众，演说利弊。（此法不独为攻治鸦片毒而设，有多种开通风气、启发民智之功）并且，烟馆之中，特许青年志士，联袂入座，互相演说，馆主不得禁阻。
去迷信毒之法之一曰：改“时宪书”（历书）。把历书中有关天罡、河魁、三合、六煞等荒诞无稽之说，尽行剔除，加上卫生、种植等相关知识。之二，兴女学。中国女子之识字者，富贵之家，十或一二；贫寒之家，百不得一。而女子则是迷信活动的主要实行者。若能使女子有学问，懂科学，则迷信之毒销解大半（而且西洋之谚曰：女子者，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如果女学昌明，则社会进步必然迅速）。之三，广白话报。下层社会的民众识字者少，白话报易识易读；再者，白话报便于识字不多的女子阅读。推广白话报，更有利于在女子及下层社会中开通智识。
在西方文明的对照下，晚清中国社会已是一片阴霾晦塞、日月全蔽的景象。公共知识分子们正是希望通过报刊的舆论宣传，可以奋力廓清之，以“振极敝之人心，挽沦胥之世道”[82]。
3.宣扬政治主张
晚清公共知识分子通过所办刊物，要传达的一个主要信息就是其政治主张。通过报刊这一信息平台，他们或向统治者推销自己的政治立场，冀望得到当道者的支持，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其主张；或向广大民众表明自身的政治意向，普及相关知识，争取社会大众的支持。
戊戌时期最著名的报纸，即为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梁启超的政论文章以形式自由、行文畅达、笔端常带感情为特色，被称为“时务文体”，一时广受追捧。而《时务报》也风靡全国，成为当时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83]这一著名的词句，已经成为戊戌维新派的政治宣言与标签。梁启超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该经历六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发展阶段：“多君之世之别又有二：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一君世之别又有二：一曰君主之世，一曰君民共主之世；民政世之别亦有二：一曰有总统之世，一曰无总统之世。”[84]而现时之世，就当是“君民共主之世”，应该实行变法图强，实行君主立宪制。
《东方杂志》是立宪派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之一。《论中国民气之可用》[85]一文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无国家思想”，不是民众之罪，而是因为封建政体使人民与政治绝缘。人民毫无参政权利，感到国家之胜败荣辱与己身毫不相涉，因此缺乏爱国情感。参政权与爱国心常为正比例。要使人民爱国，必须向人民开放政权。《论外患之所由起》[86]一文亦称，欲去中国自弱之病根，“必使宪法立定，人人有国家感情”。同时，自清廷于1906年9月1日发布了“预备立宪”的诏旨，《东方杂志》就一直关注清廷的立宪进程。1906年临时增刊之《立宪纪闻·考政大臣之陈奏及廷臣会议立宪情形》即对当时立宪派大臣与顽固派分子的斗争表示关注及忧心：“于是顽固诸臣，百端阻挠，设为疑似之词，故作异同之论，或以立宪有妨君主大权为说，或以立宪利汉不利满为言，肆其簧鼓，淆乱视听。泽、戴、端[87]诸大臣地处孤立，几有不能自克之势。” 1908年8月27日，清廷发布了《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事宜谕》及《钦定宪法大纲》后，《东方杂志》的版面也为之发生了重大变化，俨然成为宣传立宪的一个专门杂志。
《民报》是革命派公共知识分子的喉舌。在其发刊词中，孙中山指出中国目前面临“异种残之，外邦逼之”的危局，而中国却“沈梦不起”，以致“万事堕坏”。借鉴欧美的进步，则“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88]譬如，“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扬时代也。”[89]《民报》大力宣传三民主义，后与转向保皇的梁启超进行论争，进一步为“革命排满”风潮推波助澜。
4.往车虽折，来轸方遒
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和尚且“一枕黑甜”的民众，晚清公共知识分子们并没有因此对中国的前途丧失信心。他们认为“势虽岌岌，犹未晚也”。[90]大声疾呼“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91]，号召四万万中国人“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92]，努力改变中国现状，以求跻身世界强国之列。
《时务报》指出，“中国沃壤二万余里，物产二十六万，地界温带，人尤灵慧”[93]，大地万国岂有此哉？通过国土面积、物产种类、气候类型和人民禀赋来断定“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94]。梁启超还运用康有为的“运会说”论证中国必强之理：“十年之后，两运相交，于是中国之强盛，将甲于天下。”[95]此谓“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96]。
《东方杂志》称：“夫中国为文明最古之邦，上有羲轩黄顼之创造，中有尧舜汤文之扩充，下有伊周孔孟之法守，历史炳然，何一不足以震耀宇宙。”[97]历史上的辉煌昭示了中国未来的希望，而今应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团四万万人之体为一体”。[98]往者已矣，来犹可追，中国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民报》发刊词亦称“翳我祖国，以最大之民族，聪明强力，超绝等伦，而沈梦不起，万事堕坏；幸为风潮所激，醒其渴睡，旦夕之间，奋发振强，励精不已，则半事倍功，良非夸嫚。”[99]中华民族的优秀和伟大是无可置疑的，只要有一些有良心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去警醒之、振奋之、引导之，中国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虽然家国破败，但他们依然坚信：往车虽折，来轸方遒；中国人在，中国不亡！
三 倡白话文以普及民众文化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实业等新事物频现，学科门类渐众，文言文与专业学习、日常应用的矛盾日渐明显。并且，国家忧患重重，而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者，比比皆是。为了适应时势变迁，以及更广泛地、更亲切地对广大普通民众进行宣传、呼号，晚清公共知识分子也对其表达方式进行了革新，这就是“晚清白话文运动”。
1.立言倡导
最早主张“语言与文字合”的是黄遵宪。1887年，黄遵宪在其撰写的《日本国志》中就提出语言与文字应当合二为一，以便广大民众易学易识。他通过列举西方诸国语言变迁的例子来论证这一观点：
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字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00]
如此，天下之贩夫走卒、妇女儿童皆能粗识文字、遣词作文。普及文化、开通智识，赖此而已。《日本国志》曾于1890年交羊城富文斋付印，然而直至1895年[101]才得以面世。梁启超在他于1896年撰写的《变法通议》中，也谈及“语言与文字合”对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无不以读书为难事。”[102]
最早于报章上系统阐释白话文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的是裘廷梁[103]。裘氏于1897年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指出人类语言最初与鸟兽的“咿咿哑哑、啁啁啾啾”并无本质差别；文字也不过是造字的人为了人记事方便而作，也并无神秘之处，只是后来的人发挥、粉饰，使文字徒生尊贵之感。文言与白话只有繁简之不同，绝无精粗之分、贵贱之别。他进而指出，白话文较之文言文有以下益处：“省日力”，使用白话文，可以加快读书速度、迅速博览群书；“除骄气”，可以取缔文人相轻之陋习，使之修习实学；“免枉读”，防止水平不高之人读书发生歧义；“保圣教”，译文化元典为白话，便于普通民众学习；“便幼学”，儿童易于学习，学问进步日新月异；“少弃才”，方便普及专门知识，使人民各有所长；“便贫民”，各种白话实用书籍布于乡僻之地，便于贫民儿童学习。此外，裘氏还列举几个显示白话文功效的成功范例：古代成周时期通行当时的白话而人民聪慧、国家强盛；基督教使用世界各地的本土语言传教，而发展成为世界第一个宗教；日本使用白话译书译报，民智开通，国家臻于富强。裘廷梁最后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只有通行白话、振兴实学，国家始入强盛之途；反之，亡国灭种，指日可待。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也成为一种需要。学童入塾读书，学习那些“高古”文章，历四五年而不能写字、记账者，比比皆是。
西人恒言中国读书之人少，自吾观之，未少也。他郡县吾不知，以无锡言之，总角、读书，微独士族，商之子弟，尽人而读之。工之子弟，读者十七八。农之子弟，读者十五六。少者一二年，多者三四年、五六年、七八年，年十三四，而后改就他业，尤多者年十七八，而后改业矣。由一县而推之天下，度不甚相远，诵学庸论孟之人，非不多也，就傅之岁月，不逮西童，而所差无几也。然而不通古今，不知中外，不解字义，不晓文法。商不知角逐，工不知制造，农不知变硗瘠为膏腴……[104]
读书子弟并不少，然入塾读书，竟有历数年而字义、文法不通者，更遑论古今中外之大事！更有兴办实业者，所聘多为文章之士，其对于商业事务几乎一窍不通：
有人向某公司购股票，询以银钱折合之比例，公司中人瞠目不能对。购股者持钱而去。盖该公司所用，除管工程外，多为文人，无一习商业、知算法故也。[105]
创办实业，而商业运营的具体事务，公司中却乏人通晓，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并且，国家忧患重重，而普通民众对此一无所知者[106]比比皆是。面对这种情况，公共知识分子有提议将文字分类分别研习者，更有提倡“以白话济文字之穷，即以演说助白话之力”，以白话报纸加以白话演说，普及民众知识。
提议将文字分类为“美术之文字”与“应用之文字”者，认为可以将“陈义务高，征引务博”的美术文字，列为专门之学问，供部分人学习、使用，使其学院化。而适合广大民众生活日用的应用文字，则应当人人学习，以便记账、写信这些普通技能，人人力所能及。“应用之文字”，但求辞能达意，“虽或间以俚语，杂以讹字，苟于义可通，犹无害其为用，故不必深求也”。如是，“则习之者不难，为之者自多”，有利于文化普及。
提倡“以白话济文字之穷，即以演说助白话之力”[107]者，认为居于寰球大通，列强竞进之日，为了求存于竞争激烈之世界，必须普及知识，使识字和不识字的民众咸知时局艰难、国家政策以及“我国在世界之位置如何，世界各国之对我如何，我国对各国如何，我国对异国人民当如何”，以期达到以下目标：“一以激发其爱国之心，一以指示其对外之法，一以启迪其世界之知识。……咸知自奋以与各国竞立争存，而不致有无意识之排外也”。
2.积极践行
除了舆论宣传外，晚清公共知识分子还身体力行，创立了众多的白话报，并用白话报写作、出版。戊戌时代风靡一时的“时务文体”，其文字形式即介于古典文言与口头白话之间。梁启超以其简单易懂、脍炙人口的时务文章，成为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破冰者。
最早的白话报，当是1897年章伯初、章仲和等创刊于上海的《演义白话报》。1897年10月26日，关于《演义白话报》的开办广告在《申报》刊出，并表明其办报宗旨：“本报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二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108]以白话的形式陈述、评论时事，简单易懂，更贴近普通读者：
我们中国，在五大洲中，也算大国。自从开辟以来，中国总是关门自立。不料如今东西洋各国，四面进来，夺我的属地，占我的码头，他要通商就通商，他要立约就立约。同是做生意，外国人运货进来，中国关税极轻，中国货到了外国，都要加倍收税。同是做工，外国人多多少少，听凭他到我中国，中国人到外国，进口就要收人身税，还有许多规矩。近来美国竟把我华工赶出。同是杀人放火，中国人杀了外国人，立刻抵命，外国人杀了中国人，不过监禁几年，便就释放。我们中国人种种吃亏，不止一处。讲到这句，便要气死。[109]
主权沦丧殆尽，外交尊严全无，国家衰弱至此，国人更是饱受欺凌。文章以通俗明了的语言介绍了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被迫国门洞开，从昔日泱泱大国到今日沦为列强半殖民地的屈辱过程。白话文的形式使得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说受众大为增加，大大提高了其宣传广度。然而，《演义白话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1897年11月7日），现存的最后一期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1897年12月23日），历时仅月余而已。惜乎其短暂，不过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演义白话报》之后尚有《无锡白话报》。《无锡白话报》创刊于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一日（1898年5月11日），是由裘廷梁和其侄女裘毓芳、其族孙剑岑以及同乡顾植之、吴荫阶、丁梅轩等一起创办的。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其一，采中国古籍中之有利于彰显儒家精髓者及与西方的近代学说相互印证者；其二，选中西名人著述及西人小说之有益世用者；其三，讲述时事及西方新理论、新技术等，以期有利于中国，寄望“汰芜秽，存精英”，以致商、农、工各阶层及童稚少年等阅此报者，可以“略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最后达到广开民智的目的。不过，《无锡白话报》存在的时间也不长，其最后一期出版于同年八月初一日（1898年9月16日），历时计四个月余而已。
《演义白话报》与《无锡白话报》由于存在时间较短，在当时的影响可能并不大，以致《东方杂志》的编辑们以1901年创办的《杭州白话报》为中国白话报之滥觞：
各省之有白话报自浙江杭州始，即名为杭州白话报。以浙省论，继起者有绍兴白话报、宁波白话报、湖州白话报。此外则有中国白话报、京话报、智群白话报、苏州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福建白话报，亦皆继杭州白话报而起者也。[110]
《杭州白话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五（1901年6月20日），经理人为项藻馨（兰生），编务有陈叔通、林獬等。其宗旨为“开民智和作民气两事并重。不开民智，便是民气可用，也是义和团一流的人物；不作民气，便是民智可用，也不过是作个聪明的奴隶，中国人要想享自由平等的幸福，可永远没有这一日”。[111]主张开启民智，振奋精神，改良社会。由于编辑人员的变化（有的负笈海外，有的转作他务），《杭州白话报》于光绪二十九年底（1904年1月）停刊。其中，该报编务之一林獬[112]，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903年12月19日）创办《中国白话报》，开始进行反清革命宣传。
其时，也有专门面对女性读者的白话报刊出现。譬如，张筠芗女士在京创一女报，以进女界于文明之域。“其体裁悉仿日报：一上谕、二公门抄、三论说、四电报、五新闻、六小说，均演以白话，间用浅文，俾各等人皆可购阅。”[113]这与《（官话）女学报》之“雅三俗七”的格局相比，更加便于普遍识字不多的广大女性读者。据统计，至清末，我国的白话报刊已有140种。此外，更有可以开发民智、助益教育、适合不识字者观览的画报出现，譬如粤东《时事画报》、北京《星期画报》等。
四 领导晚清女性解放运动
晚清女性的生存状态，大都是小脚伶仃、识字无多，基本处于一个“由家人和朋友构成的、受到遮蔽的生活区域” —私人领域，几乎没有对于公共生活的参与。在对中国困局的深刻反思和建言献策过程中，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发现中国二万万女性基本处于无用（抑或有害）的境地，于是发起了晚清轰轰烈烈的女性解放运动。公共知识分子们通过办女报、作演讲，用强大的舆论攻势启发民众，造就氛围；通过创兴女学、立不缠足会，躬行践履自己的女权主张，对推动晚清女性的公共人化起到了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
1.发起之动议
1895年，甲午之役中国战败，泱泱中华上国负于东瀛弹丸之国，举国上下，莫不震惊，悲愤异常。是年二月初八，严复即开始在天津《直报》 上发表《原强》 一文，第一次把达尔文的著名论断“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引入中国人的视野范围，从而引起中国知识界的大震动。
戊戌维新派公共知识分子较早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用其中之“优胜劣败”说作为在中国进行维新变法的立论依据。在另一个阵线上，梁启超又利用达尔文之“物种进化”论来论证“母亲”的重要作用：
西国之理学家，考物种人种第嬗递进之理，以为凡有官之物，一体之中，有其死焉，有其不死焉。……而常有不死者，离母耳附于其子，绵绵延延相续不断，是曰传种。……虽然，两种化合之间，有浸淫而变者，可以使其种日进于善。由猩猴而进为人也，由野番贱族而进为文明贵种也。[114]
梁启超还引述当时西方种族学者关于“胎教”重要性的论述，并结合中国古老的“胎教”说，以论证肌体健康、文化优良的“母亲”之于铸造强大国民的重要性：“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115]女子教育 “是保种之权舆”。女性占人口之一半，而另一半人口大多数由妇女抚养。[116]女性所接受的教育在产前、产后都会传递给子女。梁启超们希望，通过优秀母亲的生育、教导，再加之一系列政治变革、社会改良，“使其种……进诈而为忠，进私而为公，进涣而为群，进愚而为智，进野而为文”。[117]最后，达到中国的国民素质极大提高、国家富强的终极目的。
戊戌之后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秉承了前人关于“母亲”重要性的论述，详陈女学的重要性。《大公报》岳来子曰：“吾中国而苟望兴学之有成……其必自遍兴蒙学与女学始。…… 若夫女学之不兴，其影响于人才之消长者，较蒙学为尤烈矣……凡人自襁褓以至垂髫，保抱携持，饮食晏习，无贵贱贫富之分，靡不有恃于母也。是故有贤女而后有贤母，有贤母而后有贤子。”[118]母亲对于蒙养教育至关重要，只有贤淑的母亲方能养育贤良之国民。作者希望各省督抚大加提倡，在所属之州县、乡镇莫不广设女校，通过振兴女学，达到“母教盛而家有画荻之风”的效果。
在公共知识分子在对女学之重要性进行发挥、论证的过程中，在逻辑上发生了一定的偏离，出现了新“女祸论”的倾向。
为了论证“女学之重要性”，公共知识分子们提出：国势衰败，“兴女学所以救国也”。何也？“夫国势之积弱，既为女学不兴所致。”[119]“迨夫后世，政体愈趋专制，风教日就式微。学士大夫，见解益陋，以女子无才为德，以妇人不学为能。既锢蔽其智识，而复戕其形体；既桎梏其心思，而复夺其权利。遂使女子成一无用之废物。母道日丧，家政日替，而其影响所及，至于弱国而贫民。”[120]
这一奇怪的论证模式，明显是逻辑学之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混用。“母道日丧，家政日替”，并不是国弱民贫的充分条件。然而，在当时，这种论调竟无往而不利，呈体系化之势：
（一）女子不学，则害男子生计。生利者众而分利者寡，则富；反是则贫。
（二）女子不学，则害男子身体。……我国妇女，妖娆其容，纤小其足，凡所以博男子之欢心者，几于无所不至。
（三）女子不学则害男子之道德。……闺房议论，最易动人。故古训虽昭垂，而因此败德者，终不绝于天壤也。[121]
并且，男子兴女学，着眼点在于“家庭教育”、“家政”，希望借此而能母教大兴，风俗日臻美好，从而达到“裨于世用”[122]之目的。稍后出现的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也被男子的这种既成论证模式感染，一时蔚为风气。不过女性公共知识分子在论证女子应尽责任、义务的过程中，多有提倡女权的主动：
不知女权之兴非释放于礼法之范围，实欲释放其幽囚束缚之虐权。且非欲其势力胜过男子，实欲使平等自由，得与男子同趋于文明教化之途。同习有用之学，同具强毅之气，使四百兆人合为一大群，合力以争于列强，合力以保全我种族，合力以保全我疆土。[123]
以上是晚清女性公共知识分子、女权先驱吕碧城关于提倡女学的议论节选。吕氏严谨阐述兴女权之必要性，及其男女平权，共同发展，共纾国难的终极目标。她进而指出：“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124]
2.施行之方略
发生在清朝晚期的女性解放运动，其领导者是晚清公共知识分子，主要目的是改变女子无学、无用的地位，使女性能够为国家自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废缠足和兴女学是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两大主题。公共知识分子们宣传、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方式主要有办报、兴学、演讲、立会四种。
（1）办报
为了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推进，积极宣传兴女学、反缠足等主张，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同样运用了报刊这一重要的媒体。
公共知识分子们痛陈国难、针砭鄙俗及普及白话的报刊中，已经对中国女性的现状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关注：在宣讲时事、开启民智的文章中，反复提及二万万女子亦应当知晓国事、共克时艰；在作改良风俗的过程中，已经试图对中国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旧俗进行鞭挞和纠正；在白话文运动中，更从未忽视对女性读者的教育和影响。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达到宣传目的，公共知识分子们还创办了一系列专门的女性报刊。
表1—2是陈以益在戊申年（1908年）所作的女报调查（最早的女性报刊《（官话）女学报》及陈以益自己主编之《神州女报》、《女报》没有列入）：
表1—2
其时女报之外的其他出版物陈以益也有提及：
女报以外，关于女子之出版物，稍有所见，如《女学生》、《女界钟》、《女子新世界》、《东洋女权萌芽小史》、《处女卫生》、《万国青楼沿革史》、《女豪杰》、《豪杰之细君》、《传种改良问答》、《世界女权发达史》、《妊娠论》等书，均是论述妇人问题的出版物。当然，泰西女权鼻祖斯宾塞的《女权篇》、东瀛福泽渝吉的破天荒之作《男女交际论》，均已早有译本。
陈以益对于女报之外的书籍，除《女权篇》、《男女交际论》之外而鲜有嘉许。陈氏对自己编著之《女论》寄望颇高：“则本书之出，当为中国妇人社会之新纪元，中国妇人问题之大进步。本书出后，传流而广，则当（从此前的萌芽时代）进入中国妇人问题发达时代。”[125]陈以益希望通过提倡女学，扶植女权，以为社会改良之基：“吾所望于天下者，在革男尊女卑之恶习，去良妻贤母之劣性，养自由自立之精神，践平等平权之实事，而女界急进于独立之时代，世界立臻于真正之平和耳。”[126]
（2）兴学
维新派公共知识分子最早从在传教士创办女子学校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一。于是他们除了呼吁兴女学，也积极从事开办女校，从事近代女子学校教育的活动。需要指出的是，在兴学事业中，除了公共知识分子，一些士绅也加入到兴办女校的行列中来。
1898年5月，中国第一所“民捐民办”的女学堂—经正女塾终于上海开办。然而，经正女塾的华文功课竟有《女孝经》、《女四书》[127]之类封建性质浓厚的读本，并且，维新派公共知识分子对于女子受教育的期望也仅限于“相夫教子”之类。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经正女塾作为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其突破性和开创性是不言而喻的。至1899年1月4日，朝廷发布诏令，声称皇帝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决定退位。这引起了戊戌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惊惶，纷纷表示抗议。上海电报局总办、经正女塾的校长经元善，以上海工商学界人士名义发出电报，请求太后不要让皇帝退位，否则会引发外国的干涉。电报发出数天后，经元善逃亡澳门，经正女塾亦很快被查封。[128]
经正女塾被查封后，中国人自办女校的活动一度陷入沉寂。到1901年，始有吴怀疚创办的上海务本女塾。其后，1902年蔡元培等所办之爱国女学校始立于上海：
至于爱国女学校，虽亦为中国教育会所办，其性质与爱国学社完全不同。最初拟办女学者，为上虞经莲三。适林少泉偕其妻及妹林宗素，自福州来沪，亦提倡女学。蔡孑民亦赞成之，因此偕其夫人黄仲玉，在白克路登贤里寓所，邀集诸人，开会讨论。到会者经、林二氏外，尚有吴彦复偕其女亚男、弱男及其妾夏小正，陈梦坡（范）偕其女撷芬及二妾，复有韦增佩、增英两姐妹。开会时蔡、林、陈三氏，均有演说。会毕，在里外空地摄影。而吴彦复夫人，凭窗望见之，肆口大骂，深不以其女参与此会为然。未几，薛锦琴女士到沪，蒋观云设席欢迎，乃请蔡夫人与林氏姑嫂作陪，而自身不敢入席作主人，盖其时男女界限尚严，避嫌如此。壬寅之冬，即由蒋观云、宗仰提议，设立女校。蔡、林、陈、吴均列名发起。租校舍于登贤里，名曰爱国女学校，推蒋观云为经理（当时尚无校长名称）；经费由宗仰介绍罗迦陵女士独任之。未几，蒋观云赴日本，蔡孑民继任为经理。所有学生，即发起人家中之妻女，有因年龄长大家务分心，不久退学者，故学生只十人左右。[129]
爱国女学校1903年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并由吴稚晖提议，迁校舍于福源里。同时，发动爱国学社之社员，各劝其姐妹就学。女校之学生，也逐渐增多。
1902年之后，国人自办之女子学校逐渐兴盛。据《新女子世界》1907年所载之“最近各女学校生徒募集之调查一斑”，当年即有20所女校登报招生。
（3）演讲
演讲又叫讲演或演说，是一种与受众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方式，其情感上的感染力与语言上的冲击力要大大优于平面媒体。晚清公共知识分子们充分利用了演讲这一有效方式，进行各种宣传。同样，在关于女性解放的宣传中，演讲之功不可磨没。
晚清女性报刊刊载了很多演讲的盛事，其中包括开校开学、反对缠足、陈述国难以及反对外国列强的凌侮等。我们以常州女士张罗兰的图书馆演说为例，窥当时演说盛况之一斑：
我们常州的地方，风气不开，到了前年，方才有演说。来听的人，也不晓得演说是什么事情。到了去年，方才人人晓得演说两个字，也从没有女子来听演说的。如今竟有许多姊妹来听演说，这真是我们常州的邀倖。我替常州欢喜得了不得。我从小没有读过书，旧年到了上海，进务本女学堂一个月，后来又到了爱国女学校。年纪也大了，要求学问，也来不及了。我自己想想，如若怕来不及，就不去学，这便更觉不中用了。所以今年还要去求点学。就是务本女学堂里，有一个嘉兴学生，年纪四十多岁了，领着女儿、媳妇，也到上海读书。拿他［她］来比比，我们三十左右岁的人，年纪也不算十分大。所以我要奉劝诸位姊妹三件事情。[130]
“张罗兰”，当是后改的名字，这是女子解放运动发展的结果和女权扩张的表现。她通过演说自身进学堂的经历，劝广大女性同胞要努力读书、不要缠足、不要参与迷信活动。“解放”后的新派女性本身作为演讲人，本人就是女权扩张、女子解放的历史；再加之生动的、白话的演讲，因而引发的巨大震荡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4）立会
立会，即成立一个团体，并以之为单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会”以其有限约束性、目标一致性，更容易在相关人群中产生作用。在推进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过程中，公共知识分子们充分利用了这一组织形式。其中，设立团体进行活动的以“不缠足会”（天足会、放足会）最为耳熟能详。
中国人自己发起的不缠足会草创伊始，主要通过朗诵 “不缠足启”和摄影留念来进行号召：
倡其意者大绅高君白叔之夫人也，总其事者茂才戴君蔚云之太夫人也。和而往之者则皆吾杭绅之妻女也。
至张祠，女宾满座，观者如堵。
不须臾时而来者如云，已不下数十人。乃由某老士持劝不缠足启而入，据高朗诵，听者肃然。诵既竟，乃仿泰东西设会纪念之意，招写真者留影焉。事竟，诸女散。[131]
其后，不缠足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有了成文的章程[132]。《常州不缠足会章程》规定会员本人家庭之人必须做到十岁以下的女子不缠足，如若不然，将根据被缠足女子的年龄处以相应的罚金（年龄愈小，罚金愈多）。此外，会员尚有劝导其他人不缠足及演说天足之善、缠足之害的义务。《黎厘不缠足会章程》开始交流放足法及靴鞋样，并于女会员间定期开茶话会及恳亲会，或讨论学术或提议治事，以期交换智识、结合团体。到后来女子智识发达，天足会开会之时，女会员争相演说，场面何其热烈、壮观：
无锡天足社于四月十八日（1905年5月21日），在少宰第二次开会。首宣布劝告辞，此社员来宾相继演说。（内有竞志女学生五人）是日签名者颇众。六月十七日在竞志女学校第三次开会，来宾亦有二百余人，演说者甚众。[133]
自美国“华工禁约”之事起，天足会更与“争约”活动结合起来，号召广大女性反对禁约，不买美货。
除了“不缠足会”，女性解放运动过程中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会”。综合性的团体，譬如女界协赞会、中国妇女会、城东女学妇女宣讲会、阅报会、学生演说会，此外还有各种有针对性的诸如抵制美约会、对俄同志女会、赤十字会、卫生讲习会、女校学生自治会、女子复权会、女子军事研究会，以及女性公共知识分子组织的共爱会等。
每个团体的设立都有其渊源及目标，譬如，对俄同志女会是日俄战争后支持俄国之举；抵制美约会是为了反对美国之“华工禁例”；卫生讲习会是为了促使养成现代的卫生习惯等。下面以“女子军事研究会”的创设为例，试窥晚清女子解放运动中女子团体之一斑。
风云日紧，祸患益亟。环视列强，竞搏武力。强凌弱，众暴寡，甚至灭国之术，杀人之法，尤层出而不穷。向所谓崇尚公理者，今则崇尚武力矣。向所谓尊重人道者，今则尊重武力矣。然则当今之世，舍此武力，又安有自卫自全之具哉？从事武力，其道安在，曰：非使人人有军事之知识不可。……自东省危殆，全国国民，尤提倡军事不遗余力。如留学界之国民军，各省之商团，奋力预备，拼死一战，诚前途莫大志希望也。我女同胞虽无当兵之义务，然推之人类活动之原理，其与军事上相辅依者，实有密切之关系。大而言之，如组织红十字会，为军人看护；小则一家之中，如夫子从戎，儿童尚武，鼓励劝勉，莫不赖之赞助。以今日之女子处此，是犹三年之病，求七年之艾也。故不及今而图军事之知识，他日欲为之，亦无及已。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今日之中国，其危相已达极点，岂特匹夫有责已哉？凡我姊妹，要亦与有责焉……[134]
观全球局势，则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睹国内则亦正值重视军事之秋，女子没有当兵之义务[135]，但女子应当积极组织赤十字会，充当看护之责。如今国运不绝如线，天下兴亡，非但匹夫有责，女子也当负起责任。“女子军事研究会”主要研究各种实用体操及体育学，军事知识和技能以及红十字会看护、急救技术，以备将来之用。
国难当头，男子主张解放女权，直接目的是为了救国。所以，在女子享有了一定的自由与权利后，立即被要求尽义务。从维新派公共知识分子主张的“事亲教子，内助分劳”到革命派公共知识分子的“组织红十字会，为军人看护”，硕果仅存的女子权利被“义务”层层裹挟。当女性公共知识分子为“女权”呼吁的时候，立即会招来“先尽义务”的呵斥。在国家危难时刻，在震耳欲聋的救国声中，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之先义务后权利的模式最终形成。
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崛起于中国国运衰微，中华民族几束手以待他人脔割之际，挺身而出，勉励以最适合普通民众接受的方式，向他们普及知识、宣讲时事，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时代感及使命感。但公共知识分子与普通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的主要战场和舞台不在书斋，而在书斋之外的广阔天地；他们的主要表述目的不是为了“藏之名山”或待访于“明主”，而是直接面对最广大的民众，或奋笔疾书，或慷慨陈词，普及知识、唤醒灵魂、激发爱国热情。在“国运方夷险”、存亡继绝之秋，慨然奋起，遍寻医国之良方，以求振极敝之人心，挽沦胥之世道。他们或要求师从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或要求师从法国，走革命救国之路；或走和平请愿等“文明”斗争路线，促进政府改革；或从一二方面做一些切实的工作以求改良社会，等等。可以说，晚清公共知识分子唤醒了中国人，唤醒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