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中国城市农民工群体透析
在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阶层结构变化，就是亿万农民进城打工，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现象。可以说，不了解这个大群体，就不能说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关爱这个大群体，就不能说是一个有大爱情怀的中国人；不解决好这个大群体，就实现不了中国的现代化。
（一）中国人口基本情况
据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进行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总人口为1370536875人。其中普查登记的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为1339724852人。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口为7097600人。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口为552300人。台湾地区人口为23162123人。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家庭户401517330户，家庭户的人口为1244608395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3.10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3.44人减少了0.34人。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男性人口为686852572人，占51.27%；女性人口为652872280人，占48.73%。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由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为105.20。
（二）城乡人口以及流动人口情况
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了207137093人，乡村人口减少了133237289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了13.46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多是当今中国人口国情的一大特点。根据这次普查，我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如果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则为22143万人。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其中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增加10036万人，增长82.89%。这主要是多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也就是说，2010年中国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流动人口为2.21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亿人。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一次沿海发达省份的常住人口占的比重增加，而内陆稍微欠发达地区的常住人口占的比重在下降。这也就是说，更多的人口从内陆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1]
（三）中国目前城乡劳动力情况
根据2010年11月1日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内地15—59岁人口（即劳动力人口）为939616410人，占70.14%；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5—59岁人口的比重上升了3.3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内地总人口13.7亿多中的劳动力有近9.4亿为劳动力人口。目前居住在乡村的总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城乡人口各占一半左右。2009年，中国农村的劳动力约为4.6875亿。
（四）中国目前城市农民工规模情况
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国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亿人，如果包括半年以下的流动人口（不包括很短期的流动人口），其数量则更为庞大。在这些流动人口中，其主体应是离乡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农民工的数量已经超过2.4亿，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专项调查显示，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总人数为8487万。同时，2010年全国有超过2000万农民工的随迁子女，其中有1167万学龄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2]根据另一资料，全国当前有2.23亿的农民工，而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约有1.4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3]目前中国内地约有4.69亿的农村劳动力人口，起码有50%以上属进城进企业打工的农民工。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1月17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年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增长4.4%；其中本地农民工9415万人，外出农民工15863万人。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2049元，比上年增长21.2%。
（五）城市“农民工”的历史进程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即农民的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历史角度讲，有城镇形成并同时出现工商业之后，也就开始了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当然，我们这里主要指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的市民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对农民进城的政策或者说制度安排，大致经历了从“自由迁移”到“严格控制”、从“离土不离乡”到“离土又离乡”、从“消极应对”到“积极引导”这样若干历史演进阶段。
第一阶段是允许“自由迁徙”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1958年。新中国成立初期，法律规定公民有自由迁移权，加之城镇发展工商业需要，当时有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工厂、商店而成为城市市民。1957年国务院通过了《关于各单位从农村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开始限制农民进城工作。1958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从此，中国内地开始产生了城乡二元化特有的社会结构。
第二阶段是“市民返流”段。从1958年开始，不但严格控制农民进城落户，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出现了反工业化、城市化的城乡人口倒流现象。总的看，改革开放前，由于推行计划经济，实行户口管制和粮食统购统销挂钩制度，工农业基础薄弱，发展不快，供给短缺，加之严控式的社会管理体制，因而中国内地长期实施限制农村人口进城的户籍管理制度。
第三阶段是自发的“离土不离乡”阶段，即类似于介于红、绿灯之间的“黄灯”阶段，时间大约在1980—2000年。此时，中国内地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初期。1980年，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及其一系列相关文件出台，从此为农村劳动力流动打开了一个历史性缺口。1984年10月，中国内地开始进行城市改革，但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同年，国家允许农民进入城镇务工经商，这成为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改革的一个重大标志。那时，国有企业普遍亏本，但乡镇企业开始有了较快发展，外资企业也发展起来了，企业的雇员基本上都是农民工。这些从事实上成了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政策改革的标志。1989年，中国内地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正是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加速流动，到1996年，农民工就达到了8000万。这个阶段，政府对农民工总体上处于消极被动的应付状态，政策上提倡“离土不离乡”。
第四阶段是积极引导阶段，时间上是2000—2010年。进入21世纪初，上层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开始更正面看待和评价农民工，并积极疏导农村人口流动大潮。2001年，政府提出了加速推进“城市化”进程，开始着手建立惠及农民工的覆盖城乡的公共服务体制。2003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首次以中央名义做出重要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l月31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各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建立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体系和执法机制，建立惠及农民工的城乡公共服务体制和制度。
第五阶段是更多关注“新生代”阶段，时间上是2010年以来。2001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春光第一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2005年，“新农工”、“新生代农民工”、“二代农民工”等称谓先后广泛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2010年伊始，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新概念。这标志着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城市流动的劳动大军，开始进入了又一个新的演进阶段，即新一代农民工阶段，第一代农民工大多谢幕南方沿海城市，陆续回归家乡。目前，新一代农民工正成为中国内地城镇的亦工亦农的流动着的劳动大军。
（六）城市农民工产生的社会原因
当今中国城镇流动农民工约2.5亿左右，这实属是个巨量的庞大群体。它的产生、演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人类的现代化进程，就是人口、经济、政治、阶层、文化等社会结构的演进过程。
显然，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从以农业经济为主导必然要向工业经济转变，即工业化发展进程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而随着工业化、商业化水平的提高，社会城乡结构也必然要从以农村为主导向城镇转变，即城市化发展进程也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社会的就业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等等，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在当代中国，由于人口多，农村劳动力相当充裕或者说相当过剩（至少目前还如此），再加上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的户籍身份、土地住宅、社会保障等社会管理制度（虽有松动但尚未有重大改变）；再加上社会政策、思想观念、社会管理体制还不适应、来不及消化如此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等等，自然造成了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虽然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遇到过类似当今中国的城市农民工问题，甚至到今天还遗留着多少与城市“农民工”有关联的城市“贫民窟”问题，但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涌现出如此庞大的城市农民工群体（如按70%的城市化率计算，13.7亿多人口将有9亿多人口要成为城市人口，中国内地尚有近3亿左右农村人口要转化为市民），这就同加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庞大的人口以及城乡二元的社会管理体制有关了。
工业化、城市化造就城市农民工，也将消融城市农民工；城市农民工托起、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将逐步造就自己，消融自己。但中国的城市农民工的形成、演化、作用及其命运和前景，却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七）城市农民工的尴尬特性
城市农民工是一个有着特殊身份、特殊地位、特殊利益的社会大群体。
当今中国农民工的特性，主要有：一是来自农村、身份属“农”的“农民”，但他们已经不从事一般的农业生产，而主要从事工业、三产服务业了；二是他们虽然户籍在农村，但工作、生活主要在城镇了；三是他们虽然在城镇从事工商业，但他们的就业岗位、生活居住地却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和不稳定性；四是他们虽然是当代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力军，但由于技能、体制、政策等原因，他们得到的报酬与他们所付出的劳动通常不相一致，总体上属于低廉的劳动力；五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居住、工作在城镇，而且向往城镇生活，但对他们中的多数人，目前却又很难融入城镇，可谓除了身在城市、心向城市却又有些可望而不太可即的尴尬状态；六是进城打工的亿万农民工，是当代中国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主体之一，是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建设者之一，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他们还主要不是社会财富的分享者，也还不是政府所渴望的那样成为城市的主要消费群体，因为“我需要抚养孩子和赡养老人”。这真是“大城市的高楼大厦是我们农民工们建的，但我们却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农民工兄弟姐妹们有的会经常这样说，但更多的是尚未意识或尚未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应有权益。这另一种的尴尬。平心而论，是到了政府应该更多地确保农民工能分享到更多社会财富的时候了。
总之，这是一个具有多层特性、变动之中的社会大群体。
（八）城市农民工的历史贡献
当今中国城镇农民工不但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而且具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过去、现在和未来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离开城市农民工这个群体的贡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都是不可想象的。
改革开放以来，进城打工的亿万农民工为当代中国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主要有：一是产业工人的主体。在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工业、三产服务业都或多或少离不开农民工，尤其是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农民工更是其主体。二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城镇的高楼大厦、建筑工地、道路水沟、绿化卫生、家政服务、市场商店等等，到处都凝聚着农民工们的辛劳汗水，而且几乎所有最苦最累最脏最重的活儿都是农民工们干的。三是农民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支撑了中国三十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中国产品开拓国际市场、形成低廉的产品价格优势、扩大外贸出口作出了巨大贡献。四是农民进城打工，一方面解决了他们的就业出路，另一方面他们客观上也为国家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而且他们还同时创造了大量新的就业岗位、新的市场需求，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提升国际化水平以及社会就业水平，创造了历史性成就。五是农民工群体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城镇，一头连着工商业，一头连着农业，一头连着农耕文明，一头连着城市现代文明，一头延续着朴实的传统生活方式，一头接受并慢慢融入城市的现代生活方式，因而城市农民工们极大地拉近了城市与农村的距离，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六是农民工群体的存在和变化，客观上加快推动了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以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进程，等等。
上述几个方面，足以说明农民工群体对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是功不可没的。没有农民工群体，就没有当今中国的现代化；不理解他们，就不能理解当今中国。他们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巨大的主要群体，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主要国情，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特色。难怪有识之士呼吁要在当今中国建一个非常特殊的博物馆——“农民工博物馆”，以展示、彰显农民工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所付出的艰辛劳动和巨大的历史贡献。
（九）城市农民工的困苦呼声
城市农民工是一个贡献多却回报少、劳动苦却待遇差的群体。他们在就业、报酬、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等方面，都面临着许许多多城市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据有关方面的调查汇总，目前农民工的主要困难和诉求有：一是社会上对农民工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社会歧视，不少人看不起农民工，把他们看做是低人一等的卖苦力的“劳工”，不能平等看待他们、尊重他们，因而存在着身份、职业等方面观念上或者说是社会心理上的歧视。二是农民工工资水平普遍较低。虽然近年来农民工工资持续增长，但相对水平仍然较低。据调查，2010年多数省农民工月平均工资大约1800元左右，只有全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一半左右，而且与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有扩大之势。因此，增加收入仍然是农民工当前最强烈的要求。农民工们希望政府能持续合理地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并强化劳动权益保护，确保加班费能及时足额发放。三是农民工们“安居”条件，他们不但是城里的无房户，也是城里居无定所者，同时房租费用与收入水平差距大，因而他们往往只求有一个“睡觉地方”的低要求。因此，农民工们普遍对居住状况不满，希望政府和用工单位改善居住条件，或政府能出台特殊政策，允许他们购买政策性住房。四是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比率偏低，希望用工单位为农民工缴纳的工伤、医保、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险，能灵活缴费和方便续转，尤其期望能尽快融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以解后顾之忧。五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希望政府和执法部门加大执法力度，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六是农民工子女就学是其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难题，尤其随着新一代农民工逐渐进入结婚生子的年龄段后，这个问题更加凸现。从调查情况来看，对农民工子女就学“两为主”的政策，其中“以流入地为主”的政策执行较好，但“以公办学校为主”的政策执行的情况各地参差不齐。现在，要求子女能接受平等教育和非义务教育，越来越成为农民工们的新诉求。七是希望改善他们的工作、生活环境，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城市的农民工的确有着许许多多烦恼和困惑。他们工作在企业，却是农民身份；他们生活在城市，但不是市民；他们天天盖高楼，却难求七尺安身之屋；他们向往城市，却很难融入城市。
前不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强调“要着力解决农民工实际问题。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4]。
我们期待着这一重大决策的贯彻落实，为城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创造更多更实惠的政策、法律、社会保障、社会氛围等环境。
（十）城市农民工群体的漫漫前景
这是一个被当今中国经济社会现实，包括人口、体制现实所孕育出来的巨量群体，又是改造当今中国现实社会的具有巨大能量的群体；这是一个参与创造中国未来的群体，又是被中国未来所改变的群体。那么，城市农民工们的前景命运如何呢？当代城市农民工群体可能的出路前景有：
一是从历史长河角度来分析，“城市农民工”将成为一个消失的历史概念。随着城市化、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工”将会消亡，就像如今发达国家那样，不但没有了“农民工”，甚至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农民都逐渐消失了。但中国农村人口特别多，这个消亡的历史将是漫长的，而且新形态的农村也将长期存在。有人预测，到2050年，中国城镇人口的比例可能达到80%，相当于美国目前的水平[5]。也许，乐观的估计，中国要再过50年后，才会逐步消失“城市农民工”这个社会大群体。他们参与创造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前景，同时他们本身也将被这个城市化、现代化进程所改造，并被这个进程所消融。
二是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人数会增多，速度会加快。因为，第一代农民工年龄进入中老阶段，他们中的多数逐渐回归农村故乡，而新生代农民工逐步取代前辈成为“农民工”的主体，但他们多数生在城市、长在城市，适应并向往城市生活，对农村却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再加上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对社会发展趋势、农民工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施更大的推进城市化政策力度，因而今后我国农民工转化为城市市民，即融入城市的步伐会有所加快。
三是相当一部分仍然要返回农村。尽管长期讲农民工要消失，中期讲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会加速，但今后中短时期，仍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还要返回农村。这是因为，工业化、城市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农民转化为市民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目前，中国的城镇还难以消化、承接大量的农民成为城市市民。再说，中国是一个有着13.7亿人之多的人口大国，而且农村辽阔，农村人口也多，因而中国城市化不太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今后中国的城市化是城乡统筹一体发展的新型城市化，农村还会存在，但这是新形态的农村；农民还会存在，但这是产业工人型的新生代农民。因此，中国无论城镇还是农村，客观上都决定了在相当长的历史跨度内，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要返回农村。
四是相当数量的城市农民工不但会转化为市民，今后会在城镇安居乐业，而且他们中的一批能干者，经过打拼搏击，会脱颖而出，有的会成为单位骨干，有的成为自己办企业的创业者，从而转化为社会的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群体。
五是农民工群体对城市发展能力提出了大难题。30多年来，中国城市化取得了长足进步。1980年时城镇人口为1.9亿人，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仅为17.9%，到2010年，这两个指标已经分别达到近6.66亿人和49.68%。而到2011年年底，中国城镇人口已占总人口数的51.27%。201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城市化水平超过50%。中国的城镇化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世所罕见。中国的城镇人口目前已超过6亿多人，这个数字也超过了世界上许多大国城乡人口的总和。短时期内的城镇人口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就业、住房、上学、医疗及各类公共服务的巨大压力。大量农民移居城镇，使城镇化水平很快提高，同时也不可避免带来或加剧了诸如交通拥挤、就业困难、环境恶化等一系列“城市病”，给城镇发展能力提出了难题。
六是农民工群体对社会管理提出了新挑战。这又是一个与亿万农民工们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大课题。农民工群体是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城市乡村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的功劳人所共见。但如此庞大的、流动性很大的群体，也给我们提出了许许多多需要加快社会体制、城乡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的课题。社会改革和社会管理不当或缺位，这个群体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的群体之一。
今天的中国，已经有6亿多人口工作、生活、居住在城镇，未来还有数亿农村人口在等待着城市化进程，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尚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也就是他们一方面已成为城市中的非农就业人口或常住人口，另一方面却难以像城镇非农户口居民那样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待遇，他们尚未完全融入城市社会保障等体制），但中国的这种变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城镇人口百分比的变化，它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中国首次成为一个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世界对中国是“农业大国”的传统认识，从农历“兔年”（2011年）的结束而开始改变了。中国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欧美国家用上百年时间完成的城镇化过程。而所有这一切巨大变化，都同亿万城市农民工的辛劳和创造分不开。同样，未来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必然是同城市农民工这个巨量群体紧紧联结在一起的。
（本文刊发于《中国城市化》2012年第6期。）
[1]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人民日报》2011年4月29日第9版。
[2] 《进退两难的农民工》，转引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改革内参》2011年第47期，第1页。
[3]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中国政协》2011年第14期，第24页。
[4] 《国务院发文要求户籍改革要解决民工实际问题》，《浙江日报》2012年2月24日第6版。
[5] 《城镇人口超农村考验巨大中国》，《环球时报》2012年1月20日第2641期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