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宽宥与祭祀

一　假冒建文帝事件

虽然明初官修史书一致认定建文帝阖宫自焚，但把从火中起出的一具烧焦的尸体称为建文帝，难以服众。因此，关于建文帝不死的说法很早就出现了。据《明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十四年（1416），蜀王椿之子、崇宁王悦燇获罪于父，逃往谷王朱橞处，心怀不轨的朱橞欲加利用，诈称：“建文君初实不死，今已在此。”[1]关于此事，清官修《明史》所记朱橞说辞更为详细，谓：“往年我开金川门出建文君，今在邸中。我将为申大义，事发有日矣。”[2]这是明代第一次声称建文帝不死而假冒的事件。

最著名的假冒建文帝的事件，发生在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十一月，主角是一位名叫杨行祥的老僧人。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僧年九十余，自云南至广西，绐人曰：“我建文也。张天师言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宜亟还邦国。”以黄纸为书，命其徒清进持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执送总兵官，柳濮械至京，会官鞠之，乃言其姓名为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为僧，历游两京、云南、贵州至广西。上命锦衣卫痼禁之，凡四逾月，死狱中。其同谋僧十二人俱谪戍辽东边卫。[3]

假冒的杨行祥年已九十余，而建文帝生于洪武十年（1377），至正统五年（1440）为六十四岁，两人年岁相差太大，自然容易被识破。老僧人为什么要冒充建文帝呢？官方不是说建文帝已焚死了吗？此事无疑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息，就是人们不相信官方的说法，不认为建文帝已死。本来明官方把一具无法辨认的烧焦的尸体指认为建文帝，就启人疑窦，而建文帝无大错却结局凄惨，人们内心深为同情，这样的民意基础是建文不死说广泛流传的重要原因。冒充的建文帝是假的，但它反映的希望建文帝不死的民心却是真的。因此，才会出现他不死出亡的传说，才会有人想到利用这个传说进行假冒。

二　杨士奇“举三事”说质疑

明宣宗崩后，英宗即位，因其年幼，由张太后掌权。张太后重用“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人，“三杨”也尽心竭力地辅佐。杨荣于正统五年（1440）卒后，“二杨”继续受到信用。清官修《明史》记张太后临终前，召“二杨”问国家大事，杨士奇独举建文“三事”以对：

（张皇后）正统七年十月崩。当大渐，召士奇、溥入，命中官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举三事。一谓建庶人虽亡，当修《实录》。一谓太宗诏有收方孝孺诸臣遗书者死，宜弛其禁。其三未及奏上，而太后已崩。[4]

《明史》所记士奇“举三事”，在明中期后大量私家史著中多有述及[5]，但其史源，应为正德时祝允明所撰的《野记》。其曰：

皇后大渐，召三杨于榻前，问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者，文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虽已灭，曾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起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后曰：“历日已革除之，岂可复用？”对曰：“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乱实？”后颔之。其二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诛，太宗皇帝诏“收其片言一字，论死”，乞驰其禁，文辞不系国事者，听令存而传之。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趋下，叩头言臣等谨受顾命，遂出。[6]

将该段话与《明史》相关部分比较，可知《野记》内容详尽，而《明史》文字简洁；《野记》谓“召三杨”，《明史》则变为召士奇、溥二杨；《野记》置无具体内容的“后亦首肯”之事为第二位序，《明史》则变为“未及奏上”的第三事。另外，《明史》还删掉了《野记》中张太后对杨士奇的奏对“颔之”、“首肯”的字样。这大约因为在张太后身后，并未有为建文帝修《实录》等举动，若称“首肯”，其与实情矛盾，并曝显明英宗不奉懿旨之不孝，所以，《明史》改写时就删掉了。

《野记》所载杨士奇举“三事”阙如的一条，内容为何？据万历时张朝瑞《忠节录》，为“或曰请谥为神圣皇帝”[7]。祝允明是弘治、正德间著名文士，殊非史家，《野记》卷二自谓：“允明幼存内外二祖之怀膝，长侍妇翁之杖几，师们友习，崇论烁闻，洋洋乎盈耳矣。”[8]《野记》一书即据传闻而写成。既是传闻，就不可高看其史料价值。嘉靖时著名史家王世贞批评此书“轻听而多舛”，称“其人生长闾阎间，不复知县官事，谬闻而遂述之，若枝山《野记》、《翦胜野闻》之类是也”。[9]嘉靖时，因写《皇明通纪》而开有明一代当代史编撰之风的陈建，对《野记》所述就持强烈的怀疑态度，谓：“第不知当时果有此言否？窃疑文贞累朝元老，自洪熙来即得君行志，言听计从。使果有此意，何不于仁、宣二祖时言之？直待太后临崩而已，亦耄期倦瘁，乃言之乎？枝山此记，当出于传闻。”[10]陈建从士奇所言时机不宜提出怀疑，并作推断，极为有理。万历时张朝瑞则是从事理上对《野记》所录“三事”进行详细辨析，谓：“张太后遗诏今存，未闻有此三事也。即有之，《实录》何以不书？以失国之君加神圣之谥，尤为不伦，且孝孺集成化时始出。”[11]很短的一段话，就从张太后遗诏未有此三事、《实录》未书、失国之君加神圣之谥不伦、方孝孺文集刻于成化而非正统时四个方面进行了批驳，非常有力。修实录、上谥号是何等大事，在万历时，为恢复建文年号、为建文帝修史，曾掀起了怎样的波澜，朝野议论、史家记载不绝，而正统时张太后等人的这一番重大举动，如真为事实，怎不见朝臣议论，不见史书记载，岂非太不可思议了吗？可见，祝允明的记载，当据传闻而来，齐东野语之类，非可信矣。

如此，源于《野记》的《明史》之言，也是不能成立的，谓士奇“举三事”，当非事实。

上面曾提及，《明史》将《野记》的“召三杨”变为“召二杨”，这有一段小插曲。清修《明史》馆臣杨椿曾见过此传的未定稿，原稿所记为召士奇、荣、溥三人，即“三杨”。杨椿见之，大为惊奇，写信给撰稿人，谓“正统五年二月，杨荣请归省墓，七月还朝，卒于杭州道中。张后崩，荣之卒已三年矣，何得与士奇、溥并召也”。[12]恐此之故，后来的修订稿才将杨荣的名字划去，使得《明史》少犯了一个错误。

此外，《野记》、《明史》等书称建文帝为“建庶人”，这是不正确的称呼。朱棣虽以即位当年为“洪武三十五年”（1042），但从未宣布废建文帝为庶人，明代所称“建庶人”者，当另有其人，乃建文帝少子文圭也，“靖难”之变后遭囚禁，英宗时才被释放。

三　明英宗释放建庶人

明英宗被人们看作导致明朝衰落的罪人，但在明人的文集中，他不算一个刻薄寡恩之君，这从他对建文帝后嗣的态度似可证之。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失掉了皇位，先是被掳为人质，送回京师后又遭软禁。也许因自身经历的触动，在他复位之后，对“建庶人辈淹禁将五六十年”产生了同情之心，“意欲宽之”。他先与执政大臣李贤商量，得到热烈响应，被赞“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实临之，太祖在天之灵实临之，尧舜存心不过如此”，遂禀告太后，得到许可。于是在天顺元年（1457）十月二十六日，英宗敕谕文武群臣：

朕恭膺天命，复承祖宗大统，夙夜忧勤，欲使天下群生咸得其所，而况宗室至亲者哉！爰念建庶人等自幼为前人所累，拘幽至今已五十余年，悯此遗孤，特从宽贷。用是厚加赏赉，遣人送至凤阳居住，月给廪饩以安其生，仍听婚姻以续其后，庶副眷念亲亲之意。[13]

建庶人即建文帝的次子文圭，被囚时还是一个不谙世事的两岁娃娃，待到放出来时，已五十六七岁，连牛马都不认识。此事《明英宗实录》也有记载，但在其一处却将“建庶人”写作“吴庶人”，应系笔误。吴庶人名允熥，懿文太子之子，建文帝之弟，建文时封为吴王，永乐时降为广泽王，不久即被废为庶人，并死于永乐年间。被释放的当为建文帝次子建庶人。当时被释放者有十八人，都送到凤阳居住。英宗诏令：“每月令所司支与食米二十五石，柴三千斤，木炭三百斤，听于居民之家自择婚配。”[14]可惜，关押太久的建庶人年岁已大，健康受到严重摧残，不久就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

后世史家颇为称赞明英宗的行为，诚然，这一举措将洪熙时对建文诸臣遗族的宽恕扩及建文亲属，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不过，亦不应过度解读其意义，这只是基于怜悯而进行的宽赦，并不是平反。[15]

四　臣民的上书

仁宗宽宥建文“奸臣”亲属，英宗释建庶人之囚，逐渐地在社会上营造了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臣民开始敢于公开谈论建文时事了。他们不满足于朝廷对建文诸臣亲属和建文帝之子建庶人有限度的宽宥，而是要求进一步平反。弘治中，就发生了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老儒生缪恭上书事：

弘治中，台人缪恭学古行高，晚年走京师，上六事，其一继绝嗣，请封建庶人后为王，奉祀懿文太子。通政司官见恭奏大骇，骂恭：“蛮子，何为自速死！”系恭兵马司狱，劾上待命。赖敬皇明圣，诏勿罪，放恭还乡。[16]

历史上，被称作建庶人者有两人，一是指建文帝。一些史家误以为朱棣即位时宣称“以今年为洪武三十五年”，即所谓“革除”建文年号，因此称建文帝为建庶人。另一是指建文帝次子文圭。建文帝共有二子，长子文奎，建文元年（1399）立为皇太子，大难后不知所终；次子文圭，封为王，后被废为庶人遭到囚禁，天顺年间，被释放出来时已五十六七岁，不久就死了。所以，建文帝的两个儿子不存在人们知晓的后代。缪恭是一个生长于远乡僻野的老书生，道听途说，或凭想象，才会奏议封建庶人之后。奏疏上达后，通政司大惊，把缪恭关进了兵马司监狱，幸亏孝宗比较仁厚，诏毋罪，才放回原籍。

在朝中，也掀起了一股要求为建文君臣平反的声浪。弘治时，原礼部主事杨循吉趁“清宁宫灾，诏求直言”的机会，“驰疏请复建文尊号，格不行”[17]。更多的大臣从宣扬忠义精神出发，要求表彰建文忠臣。给事中吴世忠“请恤建文朝殉难诸臣，乞赐爵谥，崇庙食，且录其子孙，复其族属，为忠义劝。章下礼官，寝不行”[18]。户部郎中陈仁“请复建文忠臣方孝孺等官”，亦“格不行”[19]。尽管朝野一致呼吁，但建文君臣冤案的平反工作，在弘治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五　地方上的祭祀

神州大地上，历朝历代祭祀忠臣的香火不断。

忠于建文的诸臣，肉烂骨碎，沉宗灭族，气节不坠。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人们，虽然明初官方给他们戴上“奸臣”的帽子，但民心如秤，人们心中自有评判，认为他们是忠臣。在他们“奸臣”的帽子远未被官方摘掉之前，不少地方已开始了对建文诸忠的祭祀活动。

英宗朝的辅弼大臣杨士奇，年轻时受到王叔英的赏识，被推荐在建文朝做官。正统时，杨士奇写信给广德州官访王静学葬所：“翰林院修撰王叔英先生，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晚卒于广德州，就葬于彼。未知在寺中观中住，但闻临卒时，嘱所下住姓潘师兄为葬之，近祠山下。今烦询问其墓”。在访得葬于祠山的地址后，“题其墓曰：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成化时，广德知州周英重修叔英墓，并为文记之。他力辩应避文皇讳而对建文诸臣不予表彰的观点，曰：“不然也！自古忠臣义士各为其主。原采仕建文朝，故忠于建文；臣仕于太宗朝，其忠于太宗也必矣。况两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经营之天下；两朝臣子，皆太祖高皇帝所培植之人物也。譬如天地分为四时，凡禽鸟感时而鸣者，虽有春秋之异，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20]周英提出忠臣各为其主，两朝天下皆为太祖之天下，两朝臣子皆为太祖所培植之人物，这是尔后为建文诸忠辩护者惯用之手法，周英实开其端也。

知县颜伯玮不屈而死，“正统中，御史彭晟为颜伯玮起坟，祠祀之”[21]。

事变中罹祸最惨的方孝孺，在仁宗发布宽宥令后，“于是惟一子妇得归还族，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成化中，宁海知县宜春郭绅复新其祠”[22]。

建文时守门军士龚诩，城破时，大哭而去，变姓名隐居起来，正统时荐官不就，成化五年（1469）卒。其门生弟子相与议谥，“此其行谊，于谥法宽容和平曰安，好廉自克曰节”，谥为“安节”。“弘治初年知县杨子器立祠于富春桥下，比岁久湮没，十一年祀之乡贤。”[23]

陈迪被族诛，“洪熙元年，诏释宗姻在戍者还乡，给复产业。成化壬寅郡人设迪神主于乡贤祠，甲辰郡守复于迪故居址立祠并立石墓门”[24]。

对建文忠臣的祭祀活动，开始于英宗正统年，成化时比较普遍。主持其事者多为士大夫，虽然他们多半具有官员身份，但并不代表朝廷，只能算一种私人行为。尽管如此，由于他们士大夫和社会意见领袖的身份，对社会大众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引导着舆论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