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正本清源之修史准备

一　整理出版忠臣文集

随着政治气氛的日益宽松，历经水火焚毁而幸存的建文忠臣文集，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

最早得到出版的是方孝孺的文集。天顺七年（1463），“先生殁后六十年，临海赵学谕始得散落诗文三百一十四篇，梓于蜀者，为蜀本”[25]。赵学谕名洪，与孝孺是同乡。他在为文集作的序言中，大略介绍了文章的来源及篇数情况：“今其嫖囊储牣，不可得而睹矣，幸而掇乎嘘烬之际，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者也。中间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彦得姑苏编修陈公之所传录，与夫博采士夫间之记诵，凡诗文二百六十七篇。”[26]据赵洪之言，孝孺之文是“掇乎嘘烬之际”，并补“姑苏编修陈公之所传录”与“士夫间之记诵”而成。明清史家多认为，永乐中焚毁诸忠文集，“藏孝孺文者罪至死，门人王稌潜录为《侯城集》，故后得行于世”[27]。观赵洪之序，最早的蜀本未提本诸王稌之渊源，而所谓“掇乎嘘烬之际”之残本，不知与王稌有关系否？

成化年间，孝孺文集又一次刊行。其始倡者是翰林侍讲谢铎与吏部文选郎中黄孔昭，他们都是孝孺的同乡。谢铎所作《新刊逊志斋集后序》谓：“右逊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遗十卷，为文千二百首，总若干万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见于世也久矣。天顺中赵教谕洪，实始锓梓以传。既而铎与文选黄君孔昭颇加收集，于是叶文庄公盛、秋乡林公鹗、王忠文公之孙汶诸所传录者，皆粹焉。既又从柳别驾演尽得常人之所藏者，视昔盖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宁海令郭君绅闻之，以书来，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废，愿益得以传诸梓。’铎与文选君亟喜而授之。”“常本旧称《逊志斋集》者，讹缺为甚，谨具存之，不敢别有所更益。教谕之编，有的知其非出于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学者，盖蜀献王所赐；逊志，则先生所自号。今并入之，以复其旧，而其续得者，当更为别录云。”[28]序文说明，成化本是由旧《逊志斋集》、赵洪本及诸家传录汇辑而成。另一编纂者黄孔昭亦作序，对刊行的情况作介绍，谓：“集既成，福建林佥宪克贤、宁海郭县尹绅各以书来，请寿诸梓。孔昭与侍讲图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属郭尹。郭尹又搜访于其邑，得诗与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经画召工，而金义士明、陈训导熙、郑学究公询、秀才杨凯、金远辈，咸奋义助相，校书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月板将告成。”[29]可见，成化本主要是由谢铎与黄孔昭编辑、宁海令郭绅刊刻的，这一版本比较齐全。王崇武先生将此版本称为“成化十六年太平谢铎本”，恐是因三人中谢氏的身份最高、名气最大的缘故吧。

孝孺文集在永乐年间被毁，保存不全，辗转收集而来，自有误收者，而当时仍是朱棣子孙的天下，干犯之文不得收入也可想见。故王崇武指出：“集中一方面既滥收他人诗文，一方面又不载违碍文字，《靖难记》谓惠帝诏檄多出自孝孺手，故方集亦应为研究靖难之重要文献，而今传之本全无收载。以此例彼，则当时人之记载失传者盖已多矣。”[30]删除违碍文字，不独孝孺文集如此，尔后刊刻的建文诸臣文集，莫不如是。

翰林修撰王叔英文集在洪武年间即有刻本，但在永乐时被毁，后来感恩叔英知遇的杨士奇“欲纂集叔英亦求无完稿”，成化时才有人收集遗稿，重新刊刻。“成化年，有谢世修者，欲募刻以广其传，盖搜葺重编，非其旧本。卷首林佑序作于洪武中者，乃后人所录入，非即为此本作也。”[31]

御史大夫练子宁，“当燕王篡立之初，诬建文诸臣为奸党，禁其文字甚严。宏（弘）治中，王佐始辑其遗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诗说》有‘金川练子宁《玉屑》无多，为世所宝’之语”[32]。正德六年（1511）五月，开封人李梦阳任江西提学副使，他在练子宁老家——临江府新淦县治东北的金川书院修建练侍郎祠，并将祠内后堂命名为“浩然”，为之作记，还把临江同知王佐编辑的练子宁遗文《金川玉屑集》刊布[33]。

翰林官、候任江西按察副使程本立，其曾孙山编次其文，名《巽隐集》，“宏（弘）治乙丑，桐乡知县莆田李廷梧序之。嘉靖初，南溪王氏为刊版，西虞范氏又重刊之”[34]。

诸臣文集在编次过程中，一切于朱棣不利的文字均遭删除，这大大削减了它们的史料价值，但刊行忠臣文集，是社会舆论的风向标，标志着政治环境宽松起来，民间不再把他们看做“奸臣”，这为建文史编撰热的兴起做了准备。

二　杨守陈请修建文史

中国古代重视修史，资治传统深厚，无论明君昏君，都要为他们留下历史记录。明成祖在世时，人们畏惧刀镬之祸，无人敢公开为建文修史，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尝试着触碰敏感的建文话题。杨守陈是明代第一个提出为建文修史的人。

杨守陈，字维新，宁波鄞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长期任职翰林院，曾预修《大明一统志》（天顺）、《明英宗实录》（成化）、《明宪宗实录》（弘治）等，有过良好的史学训练和丰富的纂史经验。他是一个正直的史官，在纂修实录的过程中，提出补修建文实录、改正景泰皇帝实录的体例的要求。

公尝言古人谓国可灭史不可灭。我太祖定天下，即命儒臣撰元史。太宗靖内难，其后史臣不纪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数年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不传。及今采辑，尚可补国史之缺。景皇帝已复位号，而《英宗实录》标目犹书“郕戾王附”，是宜改正旧例。群臣章疏留中者，虽有可传皆不得书，乞以留中之奏悉附史馆，择而书之。草奏欲上，以病不果，有识者深以为恨。[35]

杨守陈要求为建文修史，秉承的是古人“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优秀传统，正是这一优秀的传统，为后代子孙保存了丰富的史籍。可惜这个奏疏尚未上达，杨守陈便一病不起，弘治二年（1489）十月卒。可见，杨氏这一见解形成于弘治初年，这是朝臣中要求修撰建文朝史的最早的呼声。

三　陈镐等人之修史努力

明代最早记载建文朝事的书籍，当是在成化时刊刻的袁杞山所撰《主德篇》。其孙袁黄作“跋”称：“建文施仁行义，自三代而下最称淳厚。缘《太祖实录》多所删改，而诸臣著述又拘于时讳，不敢称扬，遂使淑德善政澌灭不存。我祖杞山先生得于目击口授家传，此篇不可不传者也。刻在成化中。”[36]杞山为建文朝人。主，谓建文也；德，指建文帝推行的德政。该书记作者所见所闻，应该最为真切，但非常可惜，不知什么原因，该书躲过劫难幸存却没有得到流传。

明代史家有意识地为建文朝修史，则是从成化、弘治年间开始的。

陈镐，字宗之，号矩庵，成化二十三年（1487）进士，曾著《金陵人物志》。弘治初，他担任南京吏部文选司郎中，公务之余，披览故牍，有志撰写一部反映建文朝历史的著作。何乔新称：“弘治间，金陵陈公宗之官文选。尝于故牍中见名氏辄以自随，期征实传之。未及脱稿而陈公下世，遂并此牍流落人间。”[37]万历时翰林修撰焦竑亦谓其“家世寝远，书以不存”[38]，后人的著作中没人提到曾参考过陈镐的书。建文帝都南京，大量的档案文献遭毁后，恐亦有一些幸存者。陈镐利用在南都任职的机会，应能接触到这些史料，所以他写的书，应有很高的价值，没有流传下来，很是可惜。

弘治时，吏部侍郎储瓘为建文诸忠的事迹所感动，“尝欲搜罗遗事，稍发其潜”[39]，有著书的意向，但似未动笔。

成化、弘治时还处在建文史纂修的初期，作品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更少。宋端仪著的《立斋闲录》，是目前可见的涉及建文朝史最早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