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宋端仪与《立斋闲录》
世所传宋端仪有两部书：《立斋闲录》与《革除录》。《立斋闲录》“记载了自吴元年（1367）至宪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间的一些史实，不少第一手材料”[44]，《革除录》则被看作是明代记录建文史的第一部著作。明清以来的史家对《革除录》青睐有加，而《立斋闲录》受到的重视则稍逊一筹。《立斋闲录》一书至今犹存，多部丛书有收录；而《革除录》名声虽大，但其写没写成，传没传下来，却是很有争议的一个问题。[45]
一 宋端仪生平
宋端仪（1447—1501），字孔时，福建莆田人，成化十七年（1481）进士，历礼部主事、员外郎。初在国学，受知于祭酒丘濬，后濬入阁，未尝一造其门，濬以其忘德而衔恨之。时广东提学缺，部议拟用端仪，濬竟沮之。至弘治八年（1495），丘濬故去，始以按察佥事督学广东。
端仪本人好学，由其提举学校，适得其所。他在广东期间，尽心于教育，“躬历列郡，教行艺课勤怠，虽瘴乡海岛，无所不至”。弘治十四年（1501），竟因督察乡试，在巡历南韶诸邑途中染疾，卒于任上。[46]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端仪生性淡泊，世俗纷华视之泊如，惟对学术，用力专深，尤精于史，“辨析疑义，论人物贤否，天下古今事得失，如倒囊出物”[47]。他在明代史家中，是较早将目光投向本朝史研究的人物。
二 《立斋闲录》与《革除录》的关系
明朝最早提出宋端仪撰写过《革除录》一书的是黄佐。他在为《革除遗事》所作的自序中说：“是编也，本莆田宋公端仪《革除录》，并收张芹、林墅二家，然犹有缺焉。”[48]黄佐明确肯定宋端仪写过《革除录》。而稍早一些的张芹在为自己的《备遗录》所作序中则称：“《录》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闽中宋君端仪尝采辑为录而未成者。予因旁加考摭，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类而粹之，以为斯《录》。”[49]认为宋端仪“尝采辑为录而未成”。应该如何看待两种不同的说法呢？可以说，现存的明代史籍确实没有一部叫作《革除录》的书，但令人疑惑的，是晚于此的明代史家写作的建文史著，屡屡提到参阅了《革除录》，《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都收录这部书，这又是为什么呢？难道说那么多史家没有亲阅该书、仅因闻其名便不负责任地把它罗列出来？仔细地阅读过宋端仪的《立斋闲录》后，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了新的看法。
《立斋闲录》有不同版本。邓士龙《国朝典故》本收集的《立斋闲录》，记明太祖吴元年（1367）至宪宗成化三年（1467）间典故人物，其中卷一自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册允炆为皇太孙、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即皇帝位以后的内容，至少占半卷篇幅，卷二全部记建文间事，卷三记朱棣封赏功臣，但均无卷名。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四库全书丛书》收录的《立斋闲录》，原为辽宁图书馆所藏明抄本。据吴振汉先生考证，辽藏本“确是《立斋录》现存最早、且最近端仪始意的版本”[50]，故本节论述，一以该本为据。辽藏本共四卷，记建文时人与事的第二卷就标为《革除录》，第三卷稍后的多半部分题为《靖难录》。或许，这部分内容就是后世史家所称的《革除录》，只是没有单独成书罢了。
《立斋闲录》的《革除录》卷，采摘建文事件当事人文集、档案、碑帖、地方志等文献，有初步的资料汇编性质。内容编排比较随意，无甚条理，不像是一个成熟的稿子，应为未完工的初稿。该书虽不算成熟的史书，但因其重要的价值，后人还是将之流传下来了，使我们有幸能够读到。
三 《立斋闲录》对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朱棣在夺取帝位的过程中，曾表现出异常残忍的一面，明代官修史书千方百计地为他隐瞒、开脱，大肆歪曲、篡改历史。而《立斋闲录》完全打破了官修史书的局限，采用原始档案等资料，客观地反映建文朝的政治面貌，大胆地揭露明成祖血淋淋的杀戮，对于深入地研究建文朝和永乐前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记载建文诸臣及亲属罹祸情况，暴露成祖的专制残暴
永乐时御用文人修撰的《奉天靖难记》与宣德时官修的《明太宗实录》，对朱棣歌功颂德，把他描绘成一个仁德宽厚的君王，取得胜利后只处死了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寥寥几位“奸臣”。而《立斋闲录》则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朱棣，他阴狠残暴，对不愿归附的建文旧臣及亲属，坚决镇压，手段毒辣无比，其血腥残忍，远迈前代。由于这些资料有许多采自于原始档案，具有很高的可信度和价值。
朱棣以“清君侧”名义起兵，此前的官修史书对“奸臣”只提到齐泰、黄子澄两人，《立斋闲录》首次收录了两份所谓的“奸臣”名单。第一份是朱棣攻进京师当天发布的23人小名单：
计开左班文职“奸臣”：
太常寺卿黄子澄 兵部尚书齐泰 礼部尚书陈迪 左副都御史练安 翰林院侍讲方孝孺 礼部右侍郎黄观 大理寺丞邹公瑾 大理少卿胡闰 户部侍郎郭任 卢迥 刑部尚书侯泰 侍郎暴昭 户科给事中陈继之 工部尚书郑赐 吏部尚书张紞 侍郎毛泰 御史董庸 曾凤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勉 宗人府经历宋征 巨敬
另一份名单称“奸恶官员姓名”，扩大到51人，未署明发布时间：
方孝孺翰林侍讲 齐泰兵尚 黄子澄太常寺卿 张紞吏尚 王纯户尚 陈迪礼尚 侯泰刑尚 郑赐工右 练安副都御史 胡闰大理寺少卿 邹公瑾大理丞 郭任户尚 卢迥户侍 暴昭刑侍 毛泰吏侍 黄魁礼侍 黄福工侍 戴得遗左拾遗 宋征宗人经历 翰永（按：即韩永） 户科给事中 葛诚 许观侍中 王叔英修撰 周是修 卢振 颜瑰 陈继之户科给事中 尹昌隆前御史 张昺北平布政 卓敬 铁铉山东布政 巨敬户部主事 谢升 黄彦清 龚泰户科给事中 董庸御史 曾凤韶 王度 高翔 魏公勉俱御史 毛大芳（按：即茅大芳） 陈彦回徽州知府 郑恕萧县知县 宋忠指挥 姚善苏州知府 胡子昭山东佥事 周濬 叶惠仲 高不危 廖庸德庆侯 徐寿辉（按：即徐辉祖） 魏国公[51]
将两份名单进行比较，第一份名单中的人除黄观、胡闰、郭任三人外，全都在第二份名单中出现，另外还增加了周是修、徐辉祖等31人。51人的大名单，几乎包括了建文朝所有重要大臣。
《立斋闲录》首次较详细地收载了有关朱棣杀戮与迫害建文诸臣及亲属的资料，摘掉了官修史书笼罩在朱棣身上的仁爱的光环，可说这是该书最有史料价值的地方。下面我们摘录该书有关此方面的一些资料加以说明：
太常卿黄子澄，“坐赤族，妾入浣衣局，生子命众家儿，郑氏养为子，冒姓郑，今尚存，生女四，见在南京西京”。“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看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夜生了，令小龟子，又有三岁小的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信家小妮子。’奉钦依：‘都由他。钦此。’”
御史大夫练子宁“坐族诛”以后，“正月二十四日，该校尉刘通等赉帖一，将礼科引犯人张乌仔等男妇六名为奸恶事，又引犯人邹文寿等男妇一百五十一名为奸恶事。钦依：‘是。连这几日解到的多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平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每都拿去同刑科审，近亲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只发去四散充军，若那远亲不肯把近亲的说出来，都凌迟了。”
“二月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
方孝孺不肯草诏，凌迟处死后，夷其族。“今按南京锦衣卫镇抚司监簿，除前编缺坏外，所存簿籍载正学宗族抄扎人口有八百四十七人。”
大理寺少卿胡闰坐戮，“本月二十五日其男傅道亦典刑，次男傅庆、复俱戍边卫，妻汪氏及二女俱配象奴”。
由儒士入官的茅大芳，“三十五年八月十七日，与其男顺童、道寿俱典刑，幼男文生，永乐四年十二月亦处决。顺童男添孙充军，道寿男妇生等俱在监，续故。妻张氏年五十六，发教坊司，本年十二月病故，教坊司右韶舞安政等官于奉天门奏：‘有茅大方（按：即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岁，病故。’奉圣旨：‘着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着狗吃了。钦此。’”
谢升“父旺年七十四岁，男咬儿年二十，俱本年十月初二日金齿卫充军，四女俱送浣衣局，妻韩氏三十九，本年九月二十日，取送淇国公丘福处，转营奸宿”[52]。
上面的资料，为我们描绘了历史上异常血腥恐怖的一页。朱棣杀戮建文诸忠的手段异常残暴，而上谕之猥亵，对诸忠亲属之摧残、凌辱，更令人发指！朱元璋开创的明代对大臣的人格极不尊重，朱棣继承乃父而更为登峰造极。由朱元璋始，经由朱棣，明代形成了不尊重人格、肆意凌辱士大夫的政治品格，社会戾气弥漫。鲁迅先生曾痛切地指出：“我常说明朝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是受了郑端仪的《立斋闲录》的影响的。”[53]读罢此篇，令人不禁悲切、愤恨。
2.朱棣亲自上阵攻击建文帝，造假说自己是太祖所属意的皇位继任人
《奉天靖难记》与《明太宗实录》肆无忌惮地歪曲事实，对建文帝进行人身攻击，把朱棣打扮成太祖所属意的继位人选。以前人们多认为只是史臣所为，或者以为秉承上意而已。而《立斋闲录》所收录的洪武三十五年（1402）八月敕谕与永乐元年（1403）正月、四月的诏书，却表明朱棣赤膊上阵，罔顾事实，直接对建文帝进行了肆意的攻击与诬蔑。这三篇文献非常重要，《实录》没有记载。我们将之与《实录》相关内容进行比较，可知朱棣是编造假话的总头子。
八月敕谕天下文武群臣军民人等：
不幸太祖宾天，建文嗣位，荒迷酒色，不近忠臣，作奇技淫巧以悦妇人，为禽兽之行，信任奸臣黄子澄、齐泰等，改更祖宗法度。当太祖不豫，不报各王，不一日而敛，七日即葬。初崩之时，将鬼见愁、硫黄、雄黄调水，遍洒满殿，使秽气触忤梓宫。及至发引，仗剑在后，谓人曰：“我仗此剑，不畏强鬼。”矫称不许各王会葬，如此诡秘事，比可疑。居丧未及一月，便差内官往福建两浙娶女子。将后宫拆毁，掘地二丈，大兴土木之工，军民不得聊生。溺于佛教，印经饰像，礼忏
僧，靡费巨万，甚至改去公主名号，舍与道姑为徒。尼缊出入宫闱，秽德丑露，渎乱人伦，灭绝天理。又将父皇母后御容尽行烧毁。上天怒其无道，灾于承天门，灾于乙字库、于锦衣卫，飞蝗蔽天，饿殍盈路，犹不改过，愈加为恶。起夫运粮，点民为兵，造作科征，天下被害。将欲成造炮驾，雷火烧其木植；将欲练习水战，雷震其大将之舡；将欲守城，雷雨震陷其城。屡修屡陷，百数十余丈。钦天监奏天象大变，占云：国失山河。以其奏本掷于地，用脚蹉踏，怒骂上天，言我如此念佛好善，天不护我，到去护他，如此逆天。又将吕太后之父吕本灵位与太祖皇帝同祀于西宫。[54]
将该书朱棣的敕谕与《奉天靖难记》[55]及《明太宗实录》[56]诬蔑建文帝的相关内容对照，可知后二书内容皆来源于此，并且此处朱棣敕谕之粗鄙比后之史臣之歪曲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见永乐帝人品之低劣及政治斗争之无耻。
朱棣用武力从其侄儿手中夺得帝位，从封建伦理来说难逃篡立的恶名。因此，无论是《奉天靖难记》还是《明太宗实录》，都强调朱棣的嫡子身份，编造他为太祖所属意的皇位人选，以此减轻篡立的罪名。经后世史家考证，多为伪造。观《立斋闲录》，知直接的伪造者乃朱棣本人，非仅授意于史臣作伪而已。永乐元年（1403）正月十三日诏书：“懿文薨逝之时，皇考乃欲立朕为嗣。”四月，又敕谕天下文武官员军民人等：“高皇帝以朕堪属大事，欲正位东宫，永固基本。不幸高皇帝宾天，允炆矫遗诏嗣位，戕害诸王，骨肉怀衅之意已具，疑朕之心实深。”[57]明初官修史书的造假，属永乐皇帝所授意或至少同意的，这一点人所共知，但永乐帝本人如此明目张胆地公然造假，实在令人惊骇！
3.试图客观地描绘建文朝政治情况，记载建文诸臣事迹
《立斋闲录》非正式史书，更多具有资料汇编性质，主要通过采择碑帖、贴黄册、文集等资料反映建文朝政治情况，所以内容是零散和不完善的。主要内容有建文帝举行祭祀、减免租税、科举取士、尊老求贤等。这是史家第一次试图客观地记录建文朝的历史，所以仍有其价值。
方孝孺是建文帝非常倚重的人，二人经常讨论《周官》法度。此处收录的孝孺多篇文章，记载建文帝的所作所为，不乏赞美之词。如赞建文帝赦重罪，免逋租，行教化，省刑罚，立宾辅，佐讲读，等等。此类记载，对于弥补正史之不足，复原建文朝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该书还收录了作为正副主考官的董伦与高逊志记建文二年（1400）科举取士之文，对我们了解这次得人之盛的重要科举情况有一定帮助。
削藩是建文朝推行的一项重要国策，也是引起朱棣起兵、导致建文朝被推翻的直接原因。怎样处理藩王问题，在当时朝廷上就有不同意见。该书收录了高巍就此问题的上书，他以汉为喻，建议行推恩令，以此削弱藩王的力量，从而使下无背叛之心，上无诛伐之意，彼此之间互不猜疑。这篇文献，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建文朝廷内部对于削藩的不同意见。
该书记录建文诸臣，主要是记其罹祸之惨，但也收集了一些资料，反映诸臣生平事迹。如高巍《赠司马相公忠孝两全序》，记铁铉在李景隆统兵北伐时，任漕运，水陆并进，飞刍挽粟，供给粮草，功劳甚大。大军失败后，又汇集民众，坚守济南，给燕军沉重打击。皇上遣人赐银缎，送诰命，封三代，亲赐御宴，使其光宗耀祖[58]。像此类文献的收录，对于我们了解建文诸臣的事迹是极有帮助的。
该书除上面提到的几方面价值外，还有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新说法。李景隆率五十万大军北伐失败，是造成建文朝倾覆的一个关键人物，明初官书及后世多数史家都认为他是由黄子澄推荐的，认为黄子澄荐人不当；亦有史书说李景隆是由方孝孺推荐的。该书未涉及此一问题，但却录有方孝孺记李景隆一文。曰：“曹国李公年盛而志博，质壮而气和，为天子近戚重臣，而笃学下贤，嗜好与韦布之士类，名私第燕处之所曰‘春风和气堂’，因友人林君属笔于某。公当太平无事之时，思前人之德，念国家之恩，揭春风于堂上，以寓目焉。俨乎！若武靖王在前而挹其声容也；穆乎！若唐虞三代之朝而听仁人君子之谋议也。孝以继志，忠以尽职。孝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将见为国之春，赞雍熙之治于斯世也，有日矣，宁止见于一堂而已哉！夫生长显美而不溺于富贵，有以识志节之奇；不为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窥德业之盛。余既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见公之有成，故愿为天下道之。”[59]观此文虽不能断然下结论是方氏荐人，但至少表明李景隆在士大夫中声誉不错，孝孺对李景隆的印象不坏。李氏率师北伐惨遭失败，朝廷丝毫不予追究责任，除建文帝之优柔寡断外，李在士大夫中的良好声誉及人脉恐怕不无助益。
该书另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些提法。《立斋闲录》最早提出朱棣革除建文年号的说法，认为“太宗皇帝既即位，革除建文元年、二年、三年、四年年号，仍称洪武三十二年、三十三年、三十四年、三十五年”。后世有些史家将建文帝称为“建庶人”，这一说法也是来源于《立斋闲录》：“建庶人，洪武二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册为皇太孙”、“建文君废为建庶人”[60]。揆诸史实，朱棣自谓“周公辅成王”，不论真假，为掩人耳目，是不可能公然废建文帝为庶人而贻人口实的，实际上，也没有史料可以支持这种看法。所以，称建文帝为庶人，是不正确的、没有法理依据的说法。
不过，少许瑕疵，并不影响《立斋闲录》对于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建文史研究的直接帮助。它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打破了明初官修史书故意制造的迷雾，有助于我们重新全面、客观地认识建文朝的历史。二是史源学上的价值。《立斋闲录》是第一部较为系统地记录建文史的著作，它的许多成果被后世史家所利用，研究《立斋闲录》，可以使我们比较清楚地看到有关建文历史记载的演变过程，从而对相关史料进行甄别去取，最终使得建文史研究更加扎实、丰满。
[1]《明太宗实录》卷178，永乐十四年秋七月辛亥。
[2]《明史》卷118《谷王橞传》。
[3]《明英宗实录》卷73，正统五年十一月丁巳，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版。
[4]《明史》卷113《仁宗诚孝张皇后传》。
[5]陈建：《皇明通纪》卷13；雷礼：《皇明大政纪》卷11；薛应《宪章录》卷25。
[6]祝允明：《野记》卷2，邓士龙：《国朝典故》本。
[7]张朝瑞：《忠节录》卷6。
[8]祝允明：《野记》卷6。
[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20《史乘考误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
[10]陈建：《皇明通纪》卷13，中华书局2008年版。
[11]张朝瑞：《忠节录》卷6。
[12]杨椿：《孟临堂文钞》卷20《与明史馆纂修吴子瑞书》，清刊本。
[13]郑端仪：《立斋闲录》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明英宗实录》卷283，天顺元年冬十月丙辰。
[15]何幸真：《英庙“盛德”：明天顺朝君臣对“建文问题”之态度》，《明代研究》2011年第16期。
[16]郑晓：《今言》卷4。
[17]《明史》卷208《杨循吉传》。
[18]《明史》卷185《吴世忠传》。
[19]《明史》卷186《陈仁传》。
[20]郑端仪：《立斋闲录》卷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1]郑晓：《逊国臣记》卷5，《吾学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2]姜清：《姜氏秘史•方孝孺》。
[23]王执礼：《野古集附录•传》，载《野古集》卷首，《四库全书》本。
[24]郑端仪：《立斋闲录》卷2；《革朝遗忠录》卷上《陈迪》。
[25]《重刊逊志斋集•凡例》，《逊志斋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26]赵洪：《新刊正学方先生文集序》，《逊志斋集•附录》。
[27]《明史》卷141《方孝孺传》。
[28]谢铎：《新刊逊志斋集后序》，《逊志斋集•附录》。
[29]黄孔昭：《新刊逊志斋集后序》，载《逊志斋集•附录》。
[30]王崇武：《明靖难史事考证稿序》，《明靖难史事考证稿》。
[31]《四库全书总目》卷170《静学文集》。
[32]《四库全书总目》卷170《练中丞集》。
[33]张芹：《备遗录•练子宁》；嘉靖《临江府志》卷5《祠祀志》第5“练侍郎祠”；卷7《人物志》第七之二“练子宁”。
[34]《四库全书总目》卷170《巽隐集》。
[35]何乔新：《嘉议大夫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府丞谥文懿杨公守陈墓志铭》，焦竑《国朝献征录》卷2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6]袁黄：《建文书法儗》附编上《主德篇跋》。
[37]敖英：《题备遗续录》，载郁衮《革朝遗忠录》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8]焦纮：《忠节录•序》，载《忠节录》卷首。
[39]朱鹭：《建文书法儗•述公议六条》第三条。
[40]李贤：《天顺日录》，邓士龙：《国朝典故》本。
[41]尹直：《謇斋琐缀录》卷6，邓士龙：《国朝典故》本。
[42]爱新觉罗•弘历：《御制明史纲目书成有述并序》，《御定资治通鉴纲目三编》卷首，《四库全书》本。
[43]李贤：《天顺日录》。
[44]谢国桢：《国朝典故•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45]参见牛建强《试论明代建文帝历史冤案的反正过程》，《史学月刊》1996年第2期；吴振汉《宋端仪〈立斋闲录〉研析》，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第二十七期；吴德义《〈立斋闲录〉对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冿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46]（嘉靖）《广东通志》卷50《名宦》。
[47]林俊：《见素集》卷20，《四库全书》本。
[48]黄佐：《革除遗事》卷首，《金声玉振集》本。
[49]张芹：《备遗录•引》，《说郛续》本。
[50]吴振汉：《宋端仪〈立斋闲录〉研析》，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人文学报》第二十七期。
[51]郑端仪：《立斋闲录》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2]郑端仪：《立斋闲录》卷2。
[53]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54]郑端仪：《立斋闲录》卷3。
[55]《奉天靖难记》卷1。
[56]《明太宗实录》卷1《奉天靖难事迹》。
[57]郑端仪：《立斋闲录》卷3。
[58]郑端仪：《立斋闲录》卷2。
[59]郑端仪：《立斋闲录》卷3。
[60]郑端仪：《立斋闲录》卷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