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建文史编撰的缘起

洪武三十一年（1398）闰五月，皇太孙朱允炆即位，感受到藩王威胁的年轻皇帝，在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的辅佐下，开始了削藩历程。早怀贰心的燕王朱棣打着“遵祖制，清君侧”的旗号，发动所谓的“靖难之役”，经过三年战争，最后取得胜利。建文帝是合法天子，且向往儒家政治，比较得臣民拥护。朱棣夺得皇位后，建文朝臣多忠于旧主，不肯依附新朝，致使朱棣采取了残酷的杀戮手段来巩固统治。方孝孺被诛杀“十族”，株连门生故友；景清则遭到“瓜蔓”抄杀，攀延乡里百姓。朱棣即位，又发布诏令，以即位之年为洪武三十五年（1402），此后编撰《奉天靖难记》又用洪武年号取代建文年号。这等于宣布，朱棣继承的是父皇太祖的皇位，接的是太祖之统。朱棣不为建文帝修《实录》，还千方百计地焚毁建文朝史料，“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在朱棣的血腥统治之下，无人敢言建文时事。永乐时修《奉天靖难记》、《明太祖实录》，丑诋建文，诬方孝孺等为乞哀之徒。宣德时修纂《明太宗实录》，继续攻击建文帝，美化朱棣，由此造成了建文帝形象的严重歪曲和真实历史记录的空白。

然而，历史不可能永远被歪曲，是非公道自在人心。宣德以后，建文史事的歪曲与空白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发出了重写建文史的呼声。大学士杨士奇作诗悼念建文朝死事大臣颜伯玮，诗云：“千载河山遗县在，一门忠义史官知”。成化时，莆田人彭韶作《哀江南》诗，叙述建文诸臣“鼎镬甘如蜜”的死难事迹，指斥史臣歪曲历史，“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表达了他对御用文人编造方孝孺叩头乞哀一事的义愤。

建文君臣的事迹，先是零星地出现在文人的笔下。宣德时，杨士奇为周是修作传，后来又为王叔英题写墓铭。建文死事大臣卓敬的门人黄翰光编录《卓忠贞年谱》。还有一些有识之士不顾杀身之祸，保存了建文朝臣的史料，如方孝孺的门人将他的文集私录成《侯城集》行世。明人的笔记，如李贤《天顺日录》、尹直《謇斋琐缀录》、祝允明《野记》、王鏊《守溪笔记》、叶盛《水东日记》中都记录了建文诸臣的一些事迹。

史家逐渐开始记录建文史事。成化朝，袁杞山所著《主德篇》刊刻，该书记建文德政，可惜书今不存。弘治初年，史官杨守陈依据“国可灭，史不可灭”的传统观念，提出为建文修史的建议，虽然奏章尚未上达，杨守陈就病逝，但他这一建议引起很大反响。此后，陈镐任职南京，准备利用此一便利机会为建文诸臣作传，惜未及脱稿而下世。福建人宋端仪采集档案、文集、碑帖等资料，汇聚成《立斋闲录》一书，其中《革除录》卷，辑录了不少建文朝的史料，对建文史研究有重要帮助。不过，由于刚刚经过了恐怖统治和大规模的资料焚毁，这一时期建文史的编撰整体上处于沉寂状态。

正德、嘉靖以后，建文史的编撰进入高潮，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建文史研究的热度不减。文人学士、官僚士大夫们，几乎无人不说建文事。流传下来的建文史籍，数量非常庞大，既有专史著作，也有明通史著作中的相关著述。体裁有编年体、纪传体、人物传记等多种。除此之外，笔记、小说、文集当中也散见大量的建文史料。明万历时《建文朝野汇编》征引的相关书目，就达一百三十多种。如仅就史部考察，数量也不菲。《明史•艺文志》著录了二十种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尹守衡《史窃》、朱国祯《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列录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经过数百年历史岁月的洗礼，至今尚能见到的明代建文史专著还有：《备遗录》、《革除遗事》、《革朝志》、《姜氏秘史》、《奉天刑赏录》、《革朝遗忠录》、《建文皇帝遗迹》、《抚膝录》、《建文朝野汇编》、《建文书法儗》、《革除逸史》、《忠节录》、《皇明忠义存褒什》、《致身录》、《从亡随笔》、《皇明表忠纪》、《逊国忠纪》、《逊国正气纪》、《建文年谱》等。与之相关的还有《奉天刑赏录》、《壬午功臣爵赏录》、《壬午功臣别录》等，共二十余部。至于综合性的历史著述中，记录建文君臣事迹的就不计其数了。这样一个著述数量，恐怕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朝、任何一个帝王相比都不逊色。

明代建文史籍编撰繁荣，原因大致有四点：

一是补国史之缺。建文无实录，官书《奉天靖难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君臣又肆言丑诋，这引发了私人史家记录建文史的兴趣。

一是表彰忠义。在“靖难之役”中，建文朝臣民死难之多，死难之惨烈震撼人心，表彰忠臣，“使后之人臣，知事君死患，当终身不二，此其律令也”[1]。诸忠事迹，可以鼓励忠义，警世醒顽，这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撰。

一是不满现实而怀念建文帝。明中期后，朝政日益败坏，党争与宦官专权日趋激烈，士大夫失望之余，同情怀念建文帝。于是关于建文帝的各种传说纷至沓来，不胫而走。

一是政策日渐宽松的结果。明成祖死后，即位伊始的明仁宗便对建文诸臣亲属发布宽宥令；天顺初，英宗复辟，又释放了被囚系五十余年的建文帝之子文圭；万历皇帝即位初尚未改元，即下诏令有司官员建祠祭祀建文忠臣，中期修正史时又诏复建文年号。这种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促进了建文史籍的编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