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文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建文历史与建文史籍编撰是两个范畴，各有不同的叙事方式与研究对象，但由于研究建文史编撰的成果比较少，难以进行学术综述，更重要的是由于两者特殊而密切的关系，且同属一个大的学术领域，有必要了解相近领域的学术信息，所以，本书在进行相关的学术史回顾与展望时，拟拓宽视野，将有关建文史与史籍的研究一并纳入考察视域。

1.建文史研究的回顾

近现代意义上的建文史研究，从中华民国成立后开始算起，直到今天，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为第一个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为第二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为第三个阶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建文史研究

历史之谜最能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所以，近现代意义上的建文史研究，就是从探索建文逊国出亡的传说开始的。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并非专业史家的胡适所作。1928年，他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3]一文，认为记载建文逊国传说的两部重要书籍《致身录》和《从亡随笔》皆为伪书，而《致身录》先于《从亡随笔》出现，故后者记事详于前者，还推测《从亡随笔》的作伪者为明末著名文人钱士升。其后，明史专家孟森撰写《建文逊国事考》[4]和《万季野〈明史稿〉辩诬》[5]两文。前文批驳王鸿绪对建文帝的恶评，认为王氏主张建文“焚死说”为别有用意，并指出“逊国说”是为燕讳篡弑之恶。后文辩《清史•万斯同传》中一段斥责建文削夺亲藩、否认建文逊国的话，非万氏本意，乃王鸿绪之诬。伦明写作《建文逊国考疑》[6]一文，力主《致身录》、《从亡随笔》非伪书，而以为建文逊国之事真实无妄。

明史专家黄彰健撰《洪武三十二年太孙改律及三十年律诰考》，对建文帝为皇太孙时改定明律七十三条的详细情况进行考订，指出太孙所改应为例而非律，很有见地，为我们树立了深入细致地研究历史的榜样。

孟森的《明史讲义》，系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第二章《靖难》，论及建文朝政之得失、靖难之役、靖难后杀戮之惨、靖难两疑案等，基本上是以靖难之役为着墨点，涉及建文史事的内容较少。

此时期的建文史研究，取得最大成果的是王崇武。他在抗战时期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撰写了两部专著，一部是《奉天靖难记注》[7]，一部是《明靖难史事考证稿》[8]。两书相辅相成，考证细致，有助于厘清明代官修史书故意在建文史上造成的混乱。前书“主旨在辨析《奉天靖难记》与《明成祖实录》之异同、及其所以异同之故”[9]，然后别提一假说，并就已知材料作推论，求出合理解释。作者称书名全称应为《奉天靖难记与成祖实录之异同》，为简明起见，才用今名。《记注》旨在辨别官书之伪，《考证稿》则据此进一步演绎，结合官修史书和诸家私修之史，不时辅以必要的推论，以求还原历史真相。作者引用史籍比较多，对拓宽思路有启发作用。治建文与永乐史者，此二书应予一读。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建文史研究

此一时期，约二十六七年时间，国内史学研究受到政治影响，领域比较狭窄，热闹的只有“五朵金花”，其他领域成绩不大，建文史研究更是近乎阙如。

聊有成绩者是海外的建文史研究。有多篇论文，其中台湾地区学者的两篇论文应予特别关注。一是吴缉华《明代建文帝在传统皇位上的问题》[10]，讨论明代官方关于建文地位问题的争议及其恢复过程；二是黄彰健《读明刊毓庆勋懿集所载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敕书》[11]，作者将万历刻本《毓庆勋懿集》所刊载的明太祖与武定侯郭英的八封敕书，持与《太祖实录》的相关内容对照，其中六敕书合，而二敕书不合，暴露出永乐本《太祖实录》谓太祖令燕王率五王及诸将防边、欲传位燕王的圣旨为伪造。这两篇文章对于建文史及永乐史的研究很有价值。建文逊国出亡说仍引起人们的一定兴趣，台湾陈万鼐撰《明惠帝出亡考证》[12]专著一部，认为在“靖难”之变时，建文帝经由地道逃出京师，改名“让銮”，让氏即为建文帝后裔。

（3）新时期的建文史研究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迎来了历史研究的春天，大陆的建文史研究重新焕发了生机。

新时期的建文史研究，思想解放，视野开阔，无有禁忌。有对建文朝政治的探讨，靖难之役性质的认识，方孝孺的思想分析等，建文出亡说的研究仍占有重要地位，但与以前比较单纯地考证建文逊国的真假、传说的演变不同，新时期的建文逊国研究，与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兴起的文物意识与旅游热相关联，比较重视新时期的建文遗迹研究。

值得高兴的是，1980年以来，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建文史籍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具体成果。这说明人们已经认识到要推进建文史的研究，使建文史研究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首先应该对明中期后出现的大量的建文史籍进行清理。

在描述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时，为保持叙述的完整性及延续性，不再以地域和时间为序，而只按成果的性质分别进行介绍。首先介绍对个别史籍进行研究的文章，有：朱鸿林《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13]，杨艳秋《熙朝名臣实录与续藏书》，[14]吴德义《〈四库全书总目〉纠误两则》[15]，这三篇文章对李贽的《续藏书》与焦竑的《熙朝名臣实录》进行比较后，一致认为《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吴德义《〈四库全书总目〉纠误两则》还指出，《革除编年》亦即《姜氏秘史》。吴振汉《宋端仪〈立斋闲录〉研析》[16]、吴德义《〈立斋闲录〉对建文史研究的重要价值》[17]等文，指出宋端仪《立斋闲录》中的《革除录》卷，应就是历史上盛传的、以为未写成的《革除录》一书，并阐述了此卷内容在建文历史与永乐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价值。

对建文史籍进行综括性研究的文章，有牛建强《明代建文朝史籍编纂考述》[18]等文，以及郭培贵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潘忠泉的毕业论文《明代建文史籍修撰研究》。这些论文从宏观层面对明代建文史籍编撰的发展过程做了考察。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19]等文，以官修《实录》为依据，从年号、建文帝历史定位等方面入手，探讨了明代君主和大臣对待建文帝态度的差异及前后变化。吴德义的《清代建文研究》[20]一文，则大略介绍了清代的建文史编撰成果。

目前，涉及建文史籍研究的专著有：黄云眉多卷本《明史考证》[21]，其《恭闵帝纪考证》和列传的逊国诸臣考证，以《明史》中所记录的建文君臣事迹与《明太宗实录》及明中期后私家史籍的相关记述相校勘，对辨明建文历史真相颇有帮助。杨艳秋《明代史学探研》一书，第五章第五节为“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22]，对明代建文史编撰的阶段及其原因进行了大致勾勒。吴德义《建文史学编年考》[23]一书，介绍了明清时期建文史编撰成果和相关史学活动。这虽是一部资料性质的著作，但以分卷和编者按的形式，反映了作者在建文史编撰及相关问题研究上所取得的成果。

2.建文史研究的展望

近现代以来的建文史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王崇武、黄彰健两先生的研究，主要是清理明代官修史书，暴露它们故意歪曲和篡改建文史实的真相，其重点在破，破除官方史学的迷障。而其他人、尤其是新时期的建文史研究，则侧重于建文历史的评价和探索建文逊国的遗迹，其重点在立，建构建文历史。少量关于建文史籍的研究成果，或进行资料整理，或注重史实考证，或对明中期后一些私修史籍的编撰、价值等进行分析。这是一新的研究动向，但取得的成绩还较有限，表现在：多数成果只涉及少量的建文史籍，另外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的史籍与史料几乎没有纳入考察；个别成果虽也从理论上论及时局变迁与建文史编撰的关系、建文史编撰的阶段与特点等，但总体而言，还比较单薄，尚未能全面深入地考察建文史编撰与明代社会的关系，尤其缺乏对史籍、史料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而阐明建文史编撰的阶段、特点与建文历史叙事的演变。

近年，建文史愈来愈受到明史学界和文史爱好者的关注。为了进一步推动建文史的研究，下一阶段的研究任务，似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建文史的研究，包括建文朝政、建文君臣事迹、靖难之役、逊国传说与遗迹等等。进行“纯史”的探索，应该抱持谨慎态度，因为记录建文事迹的“国史失实”，野史真赝难辨，必须小心考证，避免失误。

另一方面是对建文史籍的研究。应该对大量的史籍、史料进行清理，考镜源流，辨彰学术。在经过甄别的、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建构真实的建文历史。这是清理建文史籍的重要目的之一。另外，研究建文史籍对于明史和史学史也具有重要意义。建文史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说是显学之一。在明代不同的历史时期，建文史籍编撰所采用的书法原则、有关建文君臣的评价都有变化，而建文史也是一个随着史料的发掘而逐步建构的过程。因此，探析明代建文史编撰的过程及其特点，不仅有助于全面地认识明代史学发展的成就，让明代史学的百花园更加灿烂，而且还可以从一个独特的层面切实地感受明代社会的脉动，深化对明代历史特点与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