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古代中国及其文明

文化源头与文明发生 虽然中国是不是人类起源地的问题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看法，但中国是人类最早的活动区域之一则是无可争议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就已在北京周口店发掘出了距今50万年左右的“北京猿人”牙齿和头骨化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继续发掘出多个猿人化石遗址。这些化石的年代距今均在数十万年以上，其中1965年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元谋猿人”化石，距今已有170万年，而1985年在重庆市巫山县发现的“巫山人”化石距今已达200万年，成为目前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人类化石。这一事实预示着中国很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古人类遗迹，甚至成为世界上最有希望找到更早古人类化石的国家。除此之外，分别属于早、中、晚不同时期的旧石器文化也已发现了六七百处。这些旧石器文化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除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及属于内地的华北、东北等地的遗存外，现在属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广西、云南、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等地也都有大量发现，甚至在海拔4500—5000米的藏北地区和远离大陆的台湾也都出土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多种石器。

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分布表明，中华大地是一片孕育人类文化的沃土，是古人类生长发展的重要地区之一。而且，中国大地上的人类发展过程又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化特征和体质特征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就是当今中国境内居民的祖先，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就在远古的中国大地。文明是对野蛮的跨越，但它的发生则是在野蛮社会中孕育的，而直接完成这种孕育的就是承接旧石器时代的新石器文化。从考古材料来看，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还基本是一种点状分布。而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便骤然增多，仅目前发现的就已达7000多处，且分布广泛，形成明显的带状分布。这些分布带主要缠绕在黄河、长江等大河流经的地区和北方草原地区。这是中国考古文化在新石器时代已形成系统的直观显示。

新石器时代是以磨制石器的普遍运用和农业、畜牧业的出现为主要标志的。其中后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标志着人类从对自然的依赖走向自觉的改造，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产业革命。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在距今1万年左右以前即产生了农业，在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粳稻、黍和粟，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大豆以及世界上常见的100多种蔬菜有一半原产于中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果树原产地之一。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的先民就已开始驯养某些野生动物，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马、牛、羊、犬、鸡和猪等所谓的“六畜”就已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各有侧重地普遍饲养了。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也是最早饲养家蚕的国家。距今5500年前，家蚕便已在今山西、河北一带开始得到饲养。

中国的汉字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现今人们所见的甲骨文是在商代得到运用的成熟文字，而它的产生和前期发展则必须追溯到新石器时代和夏代。关于汉字的萌芽始于何时，多数学者都认为当从新石器时代各种陶器上刻画的符号算起。这些陶器上的符号出现的范围相当广泛，而到了夏代，与商代甲骨文相近或成型的文字就十分明显了。中国古籍中有所谓仓颉造字的传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而黄帝所处的时代正是夏朝之前的原始社会末期，这是与从新石器文化考古中反映出来文字的起源情况相吻合的。文字是文明的传承载体，也是文明产生的主要标志之一。汉字的发明显示着中华文明的形成。

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新石器时代的中国人萌生了最初的天文学知识、数学知识、医药学知识，宗教意识、审美观念，也创造了诸如舞蹈、音乐、造型、绘画、雕塑、岩画、玉饰和漆器等极为丰富的艺术形式。这些知识、观念和艺术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成为灿烂中华文明之滥觞。

根据史籍记载和考古证明，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公元前21—前16世纪），它是由黄河中游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演化而来的文明成果。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但不是唯一的摇篮。1979年至1985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西部的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距今约五千多年的一处大型祭坛、一座女神庙和数处积石大冢群。遗址的规模、布局和出土物品反映出，在中原文明中心之外，这里也曾是一个文明中心。这一事实使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有了更为确凿的证明，同时也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如此广阔的地域和丰富的新石器文化很可能还蕴藏着另外的文明起源中心。中华文明有着多源发生的特点。

古代中国同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是人类文明的四大发源地，但中华文明的伟大之处更在于她的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自产生之日起，这个文明便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她的高度创造力、深邃智慧和丰富蕴涵不但滋养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而且影响到整个东方乃至世界的文明进程。中华文明是世界范围内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明。这一点，已为世界所公认。

先秦的民族融合与诸子百家 先秦是秦朝统一中国之前夏、商、周三代的概称。这一时期是中国国家社会的早期阶段，也是华夏民族形成并与夷、蛮、戎、狄等各少数民族相互影响融合，并在思想文化上留下了灿烂业绩的时代。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时间约为公元前23世纪至前16世纪，它的统治民族是夏族。夏族，后称华夏族，是由承接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黄帝、炎帝和其后的颛顼、喾、尧、舜、禹等族系部落长期发展的结果。不同于夏族的民族在文献中多以“夷”名出现，如莱夷、淮夷、风夷等，但也有例外，如析支、渠搜、有苗等。这些民族多数较夏族落后，因此常常承认夏朝“天下共主”的地位，贡纳方物。夏与四方民族联系最多的是东部的夷和南方的有苗或三苗。东夷的社会发展水平与夏族相差无几，与夏族保持着长期的民族交融关系，而与三苗则有较多的战争。

夏衰商兴。商代（公元前16—前11世纪）已是发达的国家社会，这一时期的青铜器和甲骨文表现出的杰出成就使其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商人的族属在他们统治的数百年间是有所变化的。因为他们的原居地在夏朝统治区东北，又与夏族有别，当是属于东夷族系的。但是当他们接管了夏朝的统治，投身于夏族文化区域之后，便不能不改变自己的族属，融入已经形成了的华夏民族之中了。与夏朝一样，商朝统治区周围也分布着许多的部落，商人称他们为“方”或“邦”，商人与这些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但也有经常不断的战争。甲骨文中保存着大量的这类战争的记录。当然，多数的方国比较弱小，他们因此而臣服于商，而有些则被商国所灭。

周朝绵延近800年，期间又可分为西周（公元前1066—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1—前221年）两个时期；而东周又被划为春秋（公元前771—前476年）和战国（公元前476—前221年）两个阶段。周代的华夏族呈现迅速壮大的趋势。执政以前的周人原本即是夏族的一支，建立周朝后又随着统治范围的扩大增强了华夏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中的大部分都是华夏族成分，有些原本不属于华夏的诸侯国在华夏文化的影响下最后也成了华夏族的成员。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时期，其表现就是周边或与华夏族杂处错居的所谓“蛮”、“夷”、“戎”、“狄”大量地融入了华夏族。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大大扩充了华夏族的范围和规模，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先秦时期的民族融合相对应，中国的思想文化至春秋战国时期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度。这一时期，标志生产力水平的铁器开始得到了广泛使用，经济形态由领主制经济向地主经济转变，以往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了，文化教育开始走向民间。与此同时，诸侯征战、“礼崩乐坏”、政治变故频生。各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又争相礼贤下士，因而各国都出现了一批游说四方的文人学士。他们适应不同的社会需要建立了多种学说流派，且在相互批评和论战中完善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从而形成了思想学术十分繁荣的百家争鸣局面。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堪与古希腊相媲美的思想文化繁盛期，中华民族的古代智慧和深邃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为充分的展现。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这一时期诸多学者和多种学术流派的概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学派是以下几家。

儒家：是由孔子创立的一个学派。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个分支，其中以孟子和荀子两派的影响最大，特别是孟子的学说至宋代以后被看作是儒学的正宗。儒学在政治上主张“为政以德”，反对刑杀，在哲学上主张“仁”，提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天道观方面，“畏天命”，但又“敬鬼神而远之”。历史上，尤其是两汉和南宋时期的思想家对儒家学说作了重大的发展。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学说占据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涉及伦理、哲学、政治、教育等各个领域，渗透到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且影响力也大大超出中国的范围，辐射到中国周边的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和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世界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老庄哲学：“老庄”指老子和庄子。老子第一个提出“道”的概念，认为“道”是世界的本原，万物都由“道”派生；认为事物总是包含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生死等对立的两个方面，而它们又彼此相互联系和可以转化；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认为只有无为才能无不为。老子被东汉以后形成的道教奉为始祖。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又以相对主义为特征，认为事物都存在于运动变化之中，而事物的变化是由于矛盾双方的相互消长，一切都是相对和可以转化的。庄子的哲学思想为以后的玄学、佛学和理学所吸收，影响很大，而其代表作《庄子》又因其独特的寓言风格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兵家：创始人是孙子，《孙子兵法》是他总结战争经验而写成的不朽兵家名著。原著有82篇，现仅存13篇。孙子认为，政治的修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提出并阐明了诸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战争对立的条件会相互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少可胜众，弱可胜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分散之敌等一系列用兵思想。孙子理论因见解之精辟为中国历代兵家所遵行，近代以来也成为世界各国所普遍看重的军事原则，甚至在当代还成为一些企业家研讨经济战略的教科书。孙子的后代，战国时的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思想，继续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理论。其所著的《孙膑兵法》早已佚失，但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重新发现。孙子和孙膑的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杰出代表。

法家：以主张以法治国而得名。李悝、商鞅和申不害是法家的前期代表，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建立起了完整的法治理论，成为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法家在政治上主张实行郡县制，废除分封制，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强调要用重刑厚赏来建立统治秩序；在统治手法上提倡法度、强权、权术；在思想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儒家学说；在历史观上厚今薄古，强调“法后王”，“不期修古，不法常可”。法家理论注重实际，严酷而实用。因此为当时许多诸侯国所采用，秦国即以韩非子的学说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西汉以后历代虽都推崇儒家，但实际上仍多是“外儒内法”，儒法兼用。

墨家：以其创始人为墨子而得名。墨子名翟，春秋末年人，出身手工业者，也代表手工业者阶层。墨家学说与儒家相对立。他们主张“尚贤”，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企图打破世袭的贵族制度；提倡“兼爱”、“非攻”，反对侵略战争；主张“节用”、“节葬”、“非乐”，反对君主和贵族的奢侈无度。后期墨家对名实关系、感觉和思维的关系等哲学问题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并对自然科学中的几何、光学和力学等作了较深入的研究。

秦汉统一与匈奴帝国 秦汉（公元前221—公元220年）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的时期，也是汉民族得到发展和匈奴等少数民族在历史舞台上发挥显著作用的时期。秦汉是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西汉（公元前202—公元23年）和东汉（公元25—220年）三个朝代的统称。

公元前221年，兴起于中国陕甘地区的秦国将最后一个对手歼灭，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统一大业。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建立起一个东至大海、西至甘青、南至岭南、北至辽东及阴山，以咸阳为首都的庞大帝国。为了增强统治力度，秦王嬴政（史称秦始皇）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和从中央到地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系，这些朝仪和政治体系为后世所继承。为了防止封建割据的发生，公元前213年和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将不利于自身统治的各种史籍大量焚毁，将他认为犯禁的四百六十多位儒生活埋，史称“焚书坑儒”。此外，秦朝还将原来各诸侯国使用不一的文字、度量衡和货币统一起来，建立了统一的法度；为了巩固边防，连接并修复了战国时代秦、赵、燕三国的长城，使其成为绵延万里、闻名世界的伟大工程。

然而由于秦统治者对人民横征暴敛，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于是公元前206年建国仅15年的秦王朝便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公元前202年，在起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刘邦建立起了汉朝。

刘邦建立汉朝以长安（今西安）为都，相对于东汉都城洛阳居西，故为西汉。西汉的政治制度沿袭了秦朝，但在加强中央集权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建设。汉初刘邦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经济繁荣、武力强盛，一方面北击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打通了与西域的联系；另一方面向南用兵，在原属越和西南夷的领地建立统治，大大拓展了汉朝疆土。汉武帝时期是汉王朝的鼎盛期，也是封建制度下的中国得到蓬勃发展的时期。西汉末年政局混乱、经济凋敝，公元23年西汉政权为农民起义所推翻。公元25年，由农民起义起家的刘秀在洛阳建立起新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虽然在经济上有所发展、政治上加强了封建专制体制，但在经济上却形成了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和政治上外戚宦官干政的混乱局面。因此在经过黄巾农民起义的打击之后，这个王朝很快便瓦解于统治集团的内乱之中了。

秦汉时期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式形成的时期。因为先秦时期中国境内虽然有着众多的民族，但夏、商、周三代或统治力薄弱，或诸侯分割，这些民族在政治上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秦汉王朝在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后，原来分散于各诸侯国内的各民族已覆盖在一个政权统治之下，而被征服的周边少数民族也很快被纳入这个政权的统辖之中了。更有意义的是，华夏民族向“汉”族的转变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秦朝的强大使得华夏族一度被称为“秦人”，随后因汉朝的统治又被称为“汉人”、“汉民”，而且在其后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由地域和国家居民的含义变成了族称，并最终固定了下来。这是汉民族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汉民族的最终形成。

与中原地区秦汉帝国的兴起相对应，北方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以匈奴为核心建立起了强大的匈奴帝国。匈奴是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古老民族，原居今河套地区和阴山一带，以游牧为业。它早在先秦时期就与中原华夏族有着联系，并在战国时代成为中原各国的强悍外敌。公元前209年，匈奴在首领冒顿统治时进入它的鼎盛期。它南击中原，迫使汉王朝“和亲”纳贡，北击东胡、月氏、楼烦、丁零等草原部落，控制了南起阴山、北抵贝加尔湖、东至辽河、西逾葱岭的广大地区，同时完成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社会的过渡。

西汉初年，强大的匈奴征服了史称“西域”的今新疆地区，在此置“僮仆都尉”进行统治。为争夺控制权，西汉王朝在这里与匈奴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公元前60年匈奴日逐王归汉，其统治机构随之不存，汉于是在此设立都护，行使统治。西域诸国由此与汉朝确立了臣属关系，汉朝也由此打通了与西域乃至更远国家和地区的联系。这在中外交流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

匈奴帝国是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建立起的第一个国家政权，它的建立使广阔的草原地区第一次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其后的一系列草原帝国也都以匈奴为蓝本设立政权、建立统治。

面向世界的盛唐文化 东汉末年，因军阀豪强势力的兴起和中央控制力的下降，中国历史开始步入一个较长时间的分裂时期。先是魏、吴、蜀三国的争霸（公元220—280年），后是继起于魏国的西晋（公元265—316年）的短暂统一，再后便是因大量北方游牧民族向中原地区的移动而带来的社会动乱和南北分治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304—589年）。少数民族进入汉族地区以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都逐渐向较为先进的汉族靠拢，在血缘上也因地域的打破和联系的密切而与汉族相互交融，十六国及其以后的南北朝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北朝（公元386—581年）是十六国历史的继续，但它却完成了中国北方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一个过渡期。与北朝的发展相对应，因大量汉族的南迁，北方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的南移为中国南方的开发和其后中国经济格局的变迁创造了条件。正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酝酿，当中国历史进入隋唐两世之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盛世便随之到来。

隋朝（公元581—618年）是经魏晋南北朝的分裂之后中国实现再次统一的开始。隋朝初年实行了诸如检括户口、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等方面的措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唐朝（公元618—907年）在政治体制上承袭隋制但又有所发展，而在经济方面则实行均田令和租庸调法，促进了生产，增加了国家财税收入。唐太宗李世民时戒于“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教训，极力“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从而使得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力得到提高，政治比较清廉。唐太宗之后，高宗皇后武则天掌管朝政近半个世纪并一度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通过科举选贤任能，扩大了统治基础。及至8世纪前期唐玄宗时，唐帝国进入了它的全盛期。

唐朝国力强盛，疆域辽阔，经济发达，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而与此相应则是文化上的空前繁荣。唐朝文化博大精深、灿烂辉煌。以李白、杜甫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艺术双峰并峙；韩愈、柳宗元的散文气势奔放、流畅峻峭，集古文运动之精髓；艺术、书法、音乐、科技、建筑、医药等领域也都群星灿烂，成就卓然。由国力强固和在政治上的自信所决定，唐朝文化的更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开放性和世界性。唐朝和境外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广泛的交流，长安、广州、洛阳、扬州等都是对外交流的集中地。长安作为国都其规模之宏伟令人叹为观止。它大于现在北京的旧城，相当于明建西安旧城的五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它仰助唐朝的国威和本身的宏大气势吸引着大量的外国使臣、商贾、艺术家、留学生和宗教僧侣在此侨居和过往，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和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唐朝的对外交流遍及与之接壤的所有外国以及其他一些亚、非和欧洲国家。诸如现在的印度、尼泊尔等南亚国家，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中西亚国家，日本、韩国、朝鲜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遥远的欧洲都不断有使臣与唐朝来往。日本与中国的交流在唐朝达到高潮，他们向中国派遣的使团称为“遣唐使”。这些使团有意识地来中国观摩学习先进文化，其成员包括通达经史的文臣，也包括医师、画家、音乐家，同时还有众多的“学问僧”和留学生同行，因而数量庞大，常常多达数百人。他们回国以后很多参与国政，随之也将唐朝的文化传播到日本。日本文化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唐代是最为显著的。因广泛的对外交流，中国文化在得到广泛传播的同时，也大量地容纳了域外文化成分，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内容。如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由于外来的影响在唐代分化成了禅宗、天台宗、法相宗和华严宗等众多的流派，发源于国外的祆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也在中国开始流传。唐代的音乐舞蹈由于外来因素的渗入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史称隋炀帝时曾制作了九部乐曲，至唐太宗时发展到十部，这其中只有两部是汉族传统的乐曲，其余八部中四部来自国内少数民族，另四部则是来自国外。舞蹈形式更加丰富，其中来自西域的所谓“胡腾”、“胡旋”和“柘枝”等在贵族士大夫中尤为流行。此外，在文学、医药、杂技、工艺制作、农作物种植等方面中国都摄取了大量的外来营养。唐代强盛的国力使她有充分的自信吸纳外来文化，而大量外来文化的摄入又充实了唐文化的活力。唐帝国的强盛是与中外文化的充分交流分不开的。

唐代以后的中国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并最终瓦解了唐朝的统治，其后的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夏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多朝统治多民族执政的壮丽景观。

五代十国（公元907—979年）是中国境内一系列小政权的概称，它们割土自立或相互取代。公元960年，后周的军官赵匡胤发动政变，倾覆了后周，建立了宋朝。

宋朝分北宋（公元960—1126年）和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两个阶段。北宋定都开封，统治着中原及其以南地区。北宋在经济文化上达到了一个新的繁荣，但军事上却甚是羸弱不振，公元1126年亡于金国。北宋覆亡后的第二年，原宋徽宗之子赵构在南方重建了政权，史称南宋。南宋定都杭州，其统治虽延续一百多年，但政治上却屈服于金国，统治地域也仅限于淮河和大散关以南，公元1279年为蒙古族所统治的元朝所取代。

五代十国之后的三百年间，除了两宋汉族政权之外，中国大地上还存在着辽、金、夏三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辽国（公元916—1125年）由北方的契丹族所建。其统治区域主要为今华北北部及其以北地区，在军事上曾给宋朝以很大威胁，但在1125年却被新兴的女真族人所摧毁。金国（公元1115—1234年）为女真人所建，统治了原辽国和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公元1234年为蒙古汗国所攻灭。夏国（公元1038—1227年），又称西夏，为西北的党项族人所建，疆域大体上包括今宁夏、甘肃全部及陕西和内蒙古的一部分，时与辽国和北宋成三足鼎立之势。公元1227年灭于蒙古。

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是接续唐代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政治上统一时间最长，并最终得到完全确立的时期。蒙古族和满族（女真）入主中原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版图疆域最大的中央王朝，最终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地域和民族的基础。

元朝（公元1271—1368年）由蒙古族所建。蒙古族在唐朝时称“蒙兀室韦”，居今额尔古纳河上游的森林地带，后西迁至草原地区。1206年铁木真（成吉思汗）统率的力量结束了草原上的分裂局面，建立起了蒙古国。其后在1218—1258年间，蒙古军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通过武力建立起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但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不久便分裂成几个独立的汗国。蒙古军队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进行着统一中国的战争，先后攻灭了金国、西夏和南宋等，1271年建立了元朝。元朝建都大都（今北京），其疆域东南到海，西南包纳西藏、云南，北有西伯利亚大部，东北至鄂霍次克海，比之汉唐盛世领土更为广阔。它的建立使中国自唐后期以来多朝分治、政治分裂的局面得以结束，这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元朝末年，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公元1368年被农民起义所推翻。

明朝（公元1368—1644年）由元末农民起义首领朱元璋所建，定都南京，公元1421年迁至北京。明朝初年，在元末受到摧残的生产力得到了一定恢复，明朝中叶，农业和手工业的水平都已超过前代，而至明代后期，随着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江南地区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经济发展进程在世界上仍然处于先进水平。明朝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加深，1627年开始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起义，1644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攻进北京，明王朝覆亡。

清朝（公元1644—1911年）为满族所建。满族的前身为女真族。金朝灭亡后，居今牡丹江上游长白山东南一带的建州女真得到了较快发展，公元1616年在努尔哈赤领导下在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建立了政权，号“后金”。公元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后，改国号为“清”。公元1644年清军击走农民军，进占北京。其后，先后击败了农民起义军和抗清的明朝势力，巩固了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清政府从康熙帝时起发动了征讨西北准噶尔部的战争，历经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的用兵，至18世纪中叶将其肃清。雍正时期，清朝又开始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大规模的“改土归流”，加强了对各少数民族的直接统治。经过一个世纪多的经营，至18世纪中后期，清朝的疆域北至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至葱岭，东至外兴安岭、库页岛，成为一个幅员辽阔、国势强盛的统一的东方大国。但从19世纪中叶开始，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与传承 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古代诸文明中唯一延续不断的文明，自秦汉以后，中国虽然不断出现朝代更迭，但在文化上则持续发展，特别是隋唐以后，中国文化的许多领域都是在这种兴衰嬗替和民族交汇的进程中走向成熟和繁荣的。

古代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儒学从宋朝开始走向理学阶段。理学摆脱了汉代以来着重对儒家经典注解训诂的传统，自由阐说儒学经义。这些学说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成分，用哲学的义理论证封建社会的统治程序，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理学于11世纪由程颢、程颐两兄弟正式创建，12世纪由朱熹集大成。而在宋代的周敦颐、张载、邵雍、陆九渊、王安石等也都为理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理学在明代发展出了以王守仁、王艮和李贽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他们在启发人们的思想，摆脱传统束缚，甚至在反对封建礼教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的代表形式。“词”是诗的一种，长短句搭配，和乐而作。它源于唐代，宋代最盛。宋代的许多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都创作出不少优秀的词作。苏轼的词豪放雄壮，柳永的词绸缪婉转，才女李清照运笔婉约清新，炼句精巧又平淡自然，爱国志士辛弃疾遣词慷慨豪放、奋发激越。这些词成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瑰宝。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但以杂剧艺术为高。元杂剧是由宋金两代说唱艺术发展而成的一种歌舞剧。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一生创作了六十多种剧本，其中的《窦娥冤》、《拜月亭》和《望江亭》等艺术成就最高。此外，王实甫、马致远等也都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剧作。中国的古代小说源于神话传说，经历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等历史发展，而至明清两代时便达到了艺术的顶峰，其标志就是一大批闻名于世的小说的出现。《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世称中国古典小说的四大名著。它们因极高的艺术水准不但流传至当代中国，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传播。除此之外，《金瓶梅》、《儒林外史》、《镜花缘》、《聊斋志异》和所谓的“三言两拍”也都出现于明清两代。这些小说至今在中国民间还有着广泛的影响。

中国历来重视修史，因而史学十分发达。宋代的司马光用了19年时间编写出了上至战国、下迄五代，涵括了1362年中国历史的编年体巨著《资治通鉴》，这是继《史记》、《汉书》等早期史籍之后的又一史学名著。明朝永乐年间，政府曾选派文士儒臣编辑而成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永乐大典》，共22937卷；清朝乾隆时，政府又组织学者编辑而成《四库全书》79070卷，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这些巨著充分展示了中国文化的辉煌，在世界文化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四大发明 文化的发展包括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古代在天文历算、数学、医药、农业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重大发展，其中世人所熟知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不仅在世界文明史中享有极高的盛誉，而且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发明。火药的发明虽然在战争中得到应用并结束了人类社会“冷兵器”的时代，但是它同时对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产生了更为广泛和深远的影响；指南针的发明，不仅使人类活动在更为广阔的地理空间形成了方向和方位的新观念，而且它为欧亚大陆的各个民族从过去的大陆性封闭走向海洋和全球产生了技术上和观念上的重大变革；造纸术和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一方面使人类社会改变了过去在泥板、石头、木简、皮革等载体上记录历史、思想和各种知识的低效益；另一方面也使知识的传承和传播在载体形式、社会化程度、普及速度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些文明成果，对人类社会产生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中华文明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和世界性的延伸 古代中国是东方文化的中心之一。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贡献极大，而对其周边国家的文明发展影响尤为显著。

朝鲜半岛与中国山水相连。早在西周初年，殷商贵族萁子受周武王分封，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政权，史称“萁氏朝鲜”。西汉初年，燕人卫满流亡朝鲜，积蓄力量推翻了“萁氏朝鲜”而建立“卫氏朝鲜”。由此，两个政权的建立将中国的国家文化移植到了朝鲜。其后，虽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朝鲜在政治上逐渐独立，但文化发展始终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如7世纪以前，朝鲜居民使用的文字完全为汉字，7世纪中叶朝鲜学者开始将汉字经书译为新罗语，其后又借鉴汉字和其他文字于17世纪创制了自己的文字。佛教是公元4世纪通过中国传入的。由中国传入的印刷术在朝鲜得到了发扬光大，朝鲜人13世纪在世界上首先使用的金属活字印刷就是在中国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础上创制的。唐代以至宋元明清各代，朝鲜都曾派出过大量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朝鲜的经学、史学、文学、医学乃至政治和教育制度等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

日本历史也比较悠久，但它的古代文化也是在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最早的青铜镜制作模仿了中国的装饰艺术。日本最早的文字是3世纪由中国传入的汉字，被称为“真名”。7世纪他们用汉字的音和训来标注日本语音，称为“假名”，9世纪用汉字的偏旁制成了“片假名”，又用汉字的草书造出了“平假名”，日本文字由此产生。秦汉之际，中国的金属冶炼技术和稻谷耕作技术传入日本，南北朝时又传入了养蚕、织绢、制陶、绘画等技艺。唐代，随着大量的留学生和遣唐使来访，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学、艺术、医学、宗教、建筑乃至服饰等方面全面影响了日本。

越南在公元10世纪之前受中国中央政权统治。秦汉两朝在越南中北部设立象郡、交趾等地方政权，使越南从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公元10世纪，越南开始独立建国，但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也仍然受着中国的强烈影响。与日本和朝鲜一样，越南早先也使用的是汉字，13世纪开始出现的本民族文字“字喃”也是借用汉字的结构，利用汉字的形声、会意、假借等形式创制的。而在“字喃”出现之后，越南的主要交际文字直至近代也仍然是汉字。

此外，与中国近邻的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中亚国家和印度、斯里兰卡、蒙古等也都因与中国有着较多的交流而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因受中国文化影响，周边国家的历史发展中，儒学色彩也相当浓郁。朝鲜半岛的几个政权至少从公元4世纪开始便普遍设立了传授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机构。788年时新罗规定精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可以破格擢用，将《左传》、《礼记》、《文选》、《孝经》等列为考试科目。新罗学者薛聪以“吏读”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更加便利了儒学的传播。日本曾仿照唐制设立科考制度，以儒家经典为教授课本。著名学者吉备真备、膳大丘等到中国长安悉心学习儒典，回国后向学生大量传授五经、三史、明法等儒学及其他文化典籍。日本来唐留学生总是带回很多的儒学书籍，并担任教师讲授经典。越南历史上国势兴旺的李朝（公元1009—1225年）和陈朝（公元1225—1400年）时期，也是儒学在其国内得到广泛传布和发展的时期。李朝效仿中国建立国家机构，因而十分崇尚儒学，在其国内建造文庙，四时祭祀孔子，而在陈朝更设立了国学院，奉祀周公和孔、孟。此外，随着长期的文化交流，儒学也在东南亚和其他一些周边国家得到了传布。儒学的广泛传播，极其深刻地影响到这些国家的政治、文教和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使得它们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有着相当多的一致性。由此，以中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儒教文明圈。这个文明圈与基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等一起，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同时，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交往，使中华文明延伸到西亚、地中海和欧洲，而明朝郑和七次远航则到达非洲。在这种交往中，中华文明的各种发明创造和文化因子也不断传播到世界各地。这其中既包括诸如丝绸、瓷器等物质文化的成果，也包括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成就，同时还包括像科举制这样的制度发明和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神文化内容。此外，自明朝以后，中国人移民海外的现象也不断增多，并在近世达到高潮，最终形成了在世界上分布最广、人口众多的海外华人群体，这些华人在融入所在国社会文化的进程中也在继续传承和传播着中华文化。（王希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