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本书不是立足于“批判”的著作，而是强调“对话与交流”的著作，本书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简称“奥派经济学”）和其他几个重要的经济学派进行了比较，但“比较”不是目的，作者的目的在于通过比较，具体地说明不同学派之间开展对话交流的可能性。这种对话与交流，不仅对“奥派”的发展，对其他学派的发展也是极其重要的。
本书把奥地利学派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考察，使我们了解奥地利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相对关系以及所处的位置。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奥地利学派区别于其他学派的独特性更得到凸显。
本书是一个文集，却有着逻辑一致的结构，简而言之，从哈耶克与凯恩斯的比较开始，作者指出奥派经济学早期具有某些新古典特征，接着，通过哈耶克与卢卡斯之间的比较，作者说明奥派如何脱离均衡分析框架，对“均衡”的怀疑自然地引出了“知识问题”和“产权问题”或者说“制度问题”。奥派经济学对知识问题的重视其实不是等到哈耶克才开始的，在门格尔的书中就已有体现。制度问题是全书的重点所在，共有三章，在这三章中，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认为现代新制度学是一种静态理论，这一理论忽视了奥派经济学重要的“过程”思想，今后应该向“过程的新制度主义迈进”。另外一章比较了正统经济学、奥派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对价格的不同认识。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作者对奥派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如何取得进展给出了建议。
人们对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著名辩论都有所了解，但可能不清楚，对“跨期协调”的不同认识是他们之间分歧的根本所在。凯恩斯使用的是马歇尔的“当期”协调思想，如总量的供求分析，否认了市场存在跨期协调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凯恩斯比早期的哈耶克更多地看到了市场的非均衡性，而非相反，作者认为凯恩斯提出了关于市场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用奥派经济学后来的分析方法能更好地处理。还有，写《物价与生产》时期的哈耶克其实还是位新古典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和凯恩斯没有根本区别，都是新古典的均衡方法，只是到了后来，哈耶克才有转变，转变的标志是1937年写下《经济学与知识》一文。
哈耶克的转变，是因为他意识到包含了“完全预见”思想的跨期均衡方法是有问题的，不能用理解单个个体的行动逻辑，即“纯逻辑选择”去理解整个社会的变化过程，假如用“纯逻辑选择”去理解个体组成的社会，那么所有重要的协调问题将被忽略掉。对“均衡”的怀疑和对协调问题的认识，促使哈耶克提出“知识问题”。“均衡”方法假定个体拥有关于“经济体系的结构”的知识，这就相当于把“个体的行动如何达成无意识的结果”这个社会科学的最基本问题排除在外了，而只有承认人的无知性，需要学习，才会有协调问题存在。以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就在于过于关注“均衡”而忽视了“知识问题”，把社会现象简化成了个体的理性选择，把协调问题简化成个体的“最大化”计算问题，而这一做法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把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排除在外了。
从对“均衡”的怀疑，走向对“制度”的强调，在逻辑上是自然而然的，奥派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较早地可见于门格尔对制度自发形成特征的考察，之后在米塞斯的产权理论和对官僚体制的分析中，以及哈耶克的宪政思想中有更为充分的体现，但奥派没有一个单独的关于微观层面的“组织”的理论，如企业理论，如作者所言，“奥派”其实已经具有了提出企业理论的所有素材，只是没有把它们组合起来，在本书中，福斯教授为建立奥派的企业理论进行了尝试。
如作者所言，奥派经济学预见了产权经济学、企业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但奥派经济学却遭受主流经济学界的严重排挤，这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经济学的发展应该比现在更快，而且更为健全”，比如，如果“奥派”的思想得到重视，那么以产权思想为基础的现代新制度经济学不应该等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不仅如此，由于缺少奥派经济学的“过程”思想，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有很大的漏洞。奥派经济学的独特洞见，对于改善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使之更为健全是非常有意义的，如作者所言，奥派经济学可以起到提醒其他学派“它们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作用”。
但同样地，“奥派”也要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汲取其他学派的长处，在这方面要向演化经济学等新的非正统学派学习。要保持开放性，就应避免过度地使用“否定的启发式”，这会导致自我封闭，对学科的发展不利，在作者看来，适当地使用“肯定启发式”和经验性的假设是有建设性的，作者并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擅长的“形式主义”，认为“奥派”不妨也可以使用。作者提出这些建议，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即他认为“判断理论的标准，应该是能否很好地解决问题，或者说能否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现实”，这个开放性的标准为奥派经济学与其他学派之间开展交流和对话，从而推进奥派的新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
本书的价值还在于对一些流行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如人们通常认为米塞斯的经济学完全是“先验的”，而作者告诉我们，米塞斯“并没有断言所有的经济学都可以从少数几条必然正确的公理中推导出来”（p215），米塞斯意识到，为更好地理解现实，使用经验性的假说可以起到辅助性的作用，而霍普等人则把经验因素从米塞斯的经济学中完全排除出去，作者认为他的理解是有偏差的。
作者尼古莱·J福斯（Nicolai JFoss）教授现为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战略管理与全球化系主任、教授，校务委员会成员，挪威经济工商管理商学院战略与管理系教授，欧洲科学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小组成员，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院士。本书英文版是福斯教授的博士论文，也是他最早出版的论著，该书出版时作者不到三十岁，但书的内容，无论是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说，都显得非常老道，比如体现了他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作者现在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战略管理、经济组织（如企业）、企业家才能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似乎只有后两者是属于奥地利学派范围之内的，其他两个领域似乎不属于奥地利学派的范围，但其实他那些领域的研究也都是以奥地利学派的基本观点为基础的，如奥地利学派对“知识”和“资源”的认识，他事实上是把奥地利学派延伸到了战略管理和组织问题的研究之中，这或许也是发展奥地利学派一种方式。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福斯教授本人的大力支持，他为译者澄清了一些不太好懂的概念，也欣然同意为本书中文版写一个新的序言。本书的翻译也是集体努力的结果，徐斌翻译了第五、七、九章，林小文翻译了第一至三章，朱海就翻译了第四、六、八、十章。张明勇和沈福康对部分章节作了校对，朱海就负责全书的校对和定稿，译文的责任由我承担。感谢上述所有参与翻译的同仁，冯兴元先生、孟庆龙先生对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也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庆红编辑及其他所有参与本书出版工作的朋友。
朱海就
2013年7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