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李之仪交游考
一 李之仪与苏轼的交游
李之仪为苏轼所知，据巩本栋先生《环绕“苏门”起始兴盛的几个问题》[4]一文认为是在熙宁七年（1074），依据是《苏轼文集》卷五一《与李公择书》：“某已到扬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苏轼熙宁七年，自杭州改官密州，途经扬州。正是此行“得”李公择和李之仪的。而付嘉豪《李之仪与苏轼交游详考》[5]则认为：李之仪本人《跋沈睿达帖》曰：“予官四明（今浙江宁波）与睿达为僚时，才二十余”（《姑溪居士文集》卷四一）。据王兆鹏先生《〈李之仪年表〉补正》推断，李之仪任职四明是在熙宁六年（1073）。那么李之仪这个时候不可能在扬州，故苏轼在《与李公择书》中仅用了“得”字，并未用“识”字。盖当时李公择曾向苏轼提起过李之仪，二人也并未谋面。
其实细审苏轼《与李公择书》：“某已到扬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否继此乐否？”“巨源”就是“孙巨源”，《东坡乐府》有《永遇乐》（长忆别时）一词，也是赴密州任途经海州时所作。词序云：“孙巨源以八月十五日离海州，坐别于景疏楼上。既而与余会于润州，至楚州乃别。余以十一月十五日至海州，与太守会于景疏楼上，作此词以寄巨源。”（按，轼予该年十一月三日即至密州，词叙中“十一月十五日”当是“十月十五日”之误。词中有“别来三度，孤光又满”句。自巨源八月十五日离海州至苏轼十月十五至海州，恰好三见满月）
“某已到扬州”，实际是向李公择报告自己目前的行程，这乃是信件中合乎情理的事情。而“既得李端叔与老兄”之事，则是到扬州之前的事情。而不是像付嘉豪所说苏轼是在扬州见到李之仪的。而一个“得”字，自然比“识”字程度更深。苏轼“得”李之仪外，还有李公择，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苏轼对李公择的热忱，自然不是一般的“提及”、“听说”而已。杨胜宽、黄永一的《李之仪与苏轼交谊散论》[6]一文认为，两人交游“大约始于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元丰三年（1080）”，此说也是不妥。因此可以确定熙宁七年（1074），李之仪与苏轼初次相知，苏轼对李之仪颇为欣赏，而彼此相得，这是交往的开始。而后来李之仪屡次写书信给苏轼，苏轼均不作答，而李之仪还继续写信，就不足为怪了。
两人的进一步交游，现在可以考证的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元丰三年（1080），这年或在此之前，李之仪就多次写信给苏轼。苏轼《答李端叔书》云：“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费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其中“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相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据《苏轼年谱》[7]曰：“（元丰三年五月）本月末，弟辙来，妻王润之等家小同来。”可知李之仪曾经托苏辙带书信给苏轼，苏轼亦未作答。从苏轼在《答李端叔书》中来看，当时苏轼并没有即刻回信的原因在于“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之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知，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当时，苏轼刚因“乌台诗案”而得罪居黄州，内心难免惕惧心理，“得罪以来不敢作文字”，而“平生亲友”也避免与他有所牵连。而李之仪此时却多次写来书信问顾，虽未得苏轼的书信回复，而“终不弃绝”，在如此患难中让苏轼看到了李之仪的胆量和诚心。正是这种在患难中的不肯“弃绝”行为，才使苏轼和李之仪的交情更加深厚，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苏轼帅定州，“元祐八年，苏（轼）先生守定武，士愿从行者半朝廷，然皆不敢有请于先生，而苏先生一日言于朝，请以端叔佐幕府”。（张耒《送李端叔赴定州序》[8]）请李之仪佐定州幕的缘故了。
从元祐元年至四年（1086—1089）间，苏轼及苏门中的几位重要文人，如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李之仪等，大都在京师或来过京师，师友之间唱和较多。苏轼和李之仪亦不免有所唱酬。苏轼《次韵答李端叔》云：“识君小异千里人，慰我长思十载间。西省邻居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从熙宁七年（1074）苏轼“既得李端叔与老兄”（《与李公择书》）“慰我长思十载间”，到元祐初正好十载有余。而此时二人终于相聚于都城，可以长相过往了。二人于元祐二年，一起参加了由驸马王诜组织的西园雅集盛会。此次盛会著名画家李公麟作了《西园雅集图》，对盛会的场面进行了描摹。米芾又写了《西园雅集图记》，对与会各位文人的具体位置和形态进行了细致地描绘，曰：“其乌帽黄道服，捉笔而书者，为东坡先生……捉椅而视者，为李端叔。”这次盛会集中了北宋中后期几乎所有的文化精华。而不幸的是，这次聚会却被某些小人视为政治聚会，以致使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在元祐以后的一段岁月里，备尝贬谪的痛苦。
而苏轼评李之仪诗《夜值玉堂，携李端叔诗百余篇，读至夜半，书其后》：“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暂借好诗消永昼，每逢佳处辄参禅。愁侵砚滴初含冻，喜入灯花欲斗妍。寄语君家小儿子：他时此句一时编。”也正写于此时，元祐三年，苏轼《答李端叔书》云：“近读近稿，讽味达晨，辄附小诗。更蒙酬和，益深感叹。”玉堂署是翰林学士们办公的地方，直，值。夜直即值夜。时元祐三年，苏轼当时官翰林学士，例须夜直。《旧唐书（卷十九）·孟浩然传》：“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于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日：‘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诏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自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日：‘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这是唐代流传最广的文人轶事之一。野史、笔记、方志、诗话辗转传抄。然而，这故事却是杜撰的。胡震享曾怀疑说：“孟襄阳伴直，从床底出见明皇，有诸？果尔，不逮坦率宋五远矣。令人主一见意顿尽，何待诵诗始决也？”（《唐音癸签》卷二五《谈丛》）“内署”就是翰林院。可见苏轼在翰林院值班的时候，想起了王维叫孟浩然陪同自己在内署值班的典故，故有“玉堂清冷不成眠，伴直难呼孟浩然”之句。此处，并没有像有些学者所说的把李之仪的诗才与孟浩然作比的意思。
“暂借好诗消永昼，每逢佳处辄参禅”，范温《诗眼》，葛力方《韵语阳秋》均认为此盖儆其用意太过，以至于僻涩。细品苏轼所云“好诗”“佳处”，显然对李之仪的诗作是赞赏的，至于什么是“参禅”状态，就需要略加考究了，宋人常以禅喻诗，吴可说：“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藏海诗话》）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沧浪诗话》）禅宗所谓“悟”，指心灵对佛理的契合与领会，心灵对绝对真实而神秘的本体的觉认。苏轼的意思大概是说：李之仪诗作的佳妙处会产生突然打动人心的效果，令人有一种禅悟的感觉。
元祐八年（1093）六月，苏轼以端明、翰林侍读二学士身份，出任定州安抚使，又辟李之仪为官勾机宜文字。李之仪非常感激，在《跋戚氏》中云：“元祐末，东坡老人自礼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加翰林侍读学士为定州安抚使，开府延辟，多取其气类，故之仪以门生从辟。”（《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苏轼辟之仪为幕僚的原因，即“多取其气类”。秦观在其《送李端叔从辟中山》一诗中说：“端叔天下士，淹留蹇无成。去从中山辟，良亦慰平生。”（《淮海集》卷十一）苏轼之所以辟之仪为幕僚，一是李之仪本来职位不高，二是二人交情已久。
苏轼在定州任职仅半年，但他与李之仪等人的合作是很愉快的。李之仪《跋戚氏》云：“（苏轼与幕僚）五人者，每辨色会于公厅，领所事竟，按前所约之地，穷日力尽欢而罢。或夜则以晓角动为期。方从容醉笑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足见他们在定州的热闹和融洽。众人合谋试探苏轼才能，李之仪在文中称为“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八）。
绍圣元年（1094）四月，哲宗亲政，将苏轼贬往英州。关于此次分手，师生早有预料，据李之仪《仇池翁南浮集序》载，初到定州，苏轼就问他“‘近来时事如何？’予对曰：‘必有所更张。’先生曰：‘有所闻乎？’予曰：‘无所闻，以意得之耳。’先生曰：‘何以得之？’予曰：‘是固不难得，盖平日未有为先生言。’……又曰：‘愿为我言之？’予曰：‘（高太后）垂帘听政，八年于此，主上未尝可否一事。诸公奏行，将太母之命。太母权为正，而正固在位也。其未尝可否者，盖退托而有所待也。方其政之在我也，岂无舍其旧而求同于我？或有所不纳，既不得同，必退而为异日之谋。今日乃其所谋之时，以八年之所待，则圣志固已定矣。一旦群然而进，如所定者十有八九，欲不信渠，可得乎？’”这篇序表现了李之仪敏锐的政治眼光。听李之仪分析形势后，苏轼曰：“自是与子相从之日益难。”（《姑溪居士后集》卷十五）
由于苏轼被贬，定州幕府解散，之后，二人便分离了，从哲宗绍圣至元符的七年间，苏轼遭贬南迁，远至天涯海角；这期间，李之仪做过短暂的枢密院编修官，即出任原州（今宁夏镇原）通判；元符中还京监内香药库，御史石豫论其曾为东坡客，不可任京官，被停职；后在许州幕府中任职。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元祐旧党纷纷遇赦北归，苏轼亦在被赦之列。李之仪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不断写信问候，苏轼也不断予以答复，有《答李端叔五首》为证。苏轼给李之仪的信中特别提到李之仪因为与自己交往而在仕途上受到牵累，深感愧疚：“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惨负不可言。”李之仪亦有数诗为苏轼北归而写，其《次韵东坡还自岭南》云：
凭陵岁月固难堪，食蘖多来味却甘。
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
天边鹤驾瞻仙袂，云里诗笺带海岚。
重见门生应不识，雪髯霜鬓两髦髦。
但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于常州。李之仪闻讣大恸，其《与赵仲强兄弟手简》曰：“昨日欲具马将北去，遽报东坡丧舟来，亟郊外致奠。”（《姑溪居士文集》卷二五）师生失去了最后见面的机会。
二 李之仪与秦观的交游
秦观（1049—1100），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苏门四学士”之一。总览一生，可谓命运坎坷，身世飘零。37岁前基本在家乡读书与漫游。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道经扬州，秦观预先仿苏轼语题诗寺壁，使苏轼大为惊讶；之后，元丰元年（1078）谒东坡于徐州，第二年苏轼知湖州，又与之同游。元丰八年（1085），秦观37岁，中进士，授蔡州教授；元祐五年（1090）入京任职，在京三年，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合称“苏门四学士”。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任用新党；次年秦出为杭州通判，贬处州监酒，绍圣三年（1096）贬郴州，四年迁横州；元符二年（1099）徙雷州，第二年徽宗继位，赦令回，与苏轼相会于海康，八月醉卧滕州光化亭下逝世，终年52岁。秦观短暂的一生十分凄凉，入仕后只有三年短暂的京师生活，此后即以元祐党人遭贬，在流离中死去。
秦少游和李之仪何时建交，没有具体的文献可考。考查二人的踪迹，可以有交往的最早在元祐初。看秦少游的诗：
寄李端叔编修
旗亭解手屡冬春，闻道归来自发新。
马革裹尸心未艾，金龟换酒气方震。
梦魂偷绕边城月，道从公穿禁路尘。
知有新编号横槊，为凭东使寄淮滨。
此时李之仪在京任枢密院编修，从“旗亭解手屡冬春”来看二人已分别很久；从“马革裹尸”来看，大概回顾李之仪入折可适幕府事，苏轼有诗《次韵答李端叔》：“若人如马亦如班，笑履壶头出玉关。己入西羌度沙碛，又向东海看涛山。识君小异千人里，慰我长思十载间。西省邻居时邂逅，相逢有味是偷闲。”大概也指此事，此诗当写于元祐初，秦少游还未入京之前。
元祐三年（1088），此时李之仪在京师作枢密院编修，与苏轼过往甚密，苏轼有诗《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篇，读至夜半，书其后》。而这一年秦少游正在蔡州学官任上，被招至京师，以应制科，上进策三十篇。元丰八年（1085），由于神宗崩，哲宗即位，高太后用事。元祐元年（1086）苏轼由起居舍人迁至中书舍人，九月又除翰林学士、知制诰。此时，京师兴起所谓的洛党和蜀党，领袖人物分别为程颐和苏轼，而两党意见不合，互相攻讦。秦少游由于和苏轼关系密切，被视为蜀党，遭受排挤，胸中不禁忿忿。此种情绪在他给李之仪的诗《李端叔见寄次韵》（《秦观诗》卷八）中多有表露，由此可见二人关系亲近。
李端叔见寄次韵
君文豪赡无与俦，使我吟讽忘离忧。
浩如沅湘起阳侯，翻星转日吞数州。
华章藻句饶风力，顷刻朱红迷畛域。
一班纵复为管窥，万派终难以蠡测。
区区文墨倦高情，解鞅还游恍惚庭。
半槽新水六尺簟，卧视云物行空青。
伊我篮舆抵京县，溽暑黄埃负初愿。
君家只在御城东，弥月不能三两见。
求仙未若醉中真，蚁斗蛾飞愁杀人。
清都梦断理归棹，回首一树琼枝新。
归来草木春风换，世事蝟毛那可算。
幸谢故人频寄书，莫笑元郎自呼漫。
“伊我篮舆抵京县，溽暑黄埃负初愿”、“清都梦断理归棹，回首一树琼枝新。归来草木春风换，世事蝟毛那可算”，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出秦少游这次京师之行并不大如意，原来的美好愿望落空了。“蚁斗蛾飞愁杀人”，到京城面对的是纷扰不休的蜀洛党争，真是令他厌烦。“君家只在御城东，弥月不能三两见”，李之仪和秦少游虽同在京师，见面却不是很多。“幸谢故人频寄书”，秦少游回到蔡州后二人有多次书信往来，相互知赏。
元祐六年，苏轼由杭州任上被召回了京城，任翰林学士承旨、知制诰兼侍读。八月苏轼又以龙图阁学士知颍州，元祐七年（1092）九月，苏轼又回京师，任兵部尚书、侍读学士。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苏轼以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元祐六年到八年，这段时间秦少游在京都秘书省供职，而李之仪亦在枢密院任编修。此时苏轼在京，是苏门弟子交游、唱和的高峰期。
秋夜病起怀端叔作诗寄之
寝瘵当老秋，入夜庭轩空。天光脆如洗，月色清无缝。
风飙戾戾轻，露气霏霏重。檐花伴徐步，笼烛窥孤讽。
缅惟情所亲，佳辰谁与共。夫子淮海英，材大难为用。
秉心既绝俗，发语自惊众。尘尾扣球琳，笔端攒螮蝀。
雄深迫扬马，妙丽该沈宋。浮沉任朝野，鱼鸟狎鲲凤。
与时真楚越，于我实伯仲。尔来居邑邻，颇便书札贡。
上凭鸿雁传，下托鲤鱼送。二物或愆时，已辱移文讼。
人生无根柢，泛若凌波葑。昧者复汲汲，晨暝趋一哄。
阴持含沙毒，射影期必中。自匿嫫母容，对客施锦幪。
溘然一朝逝，万事俱成梦。形骸犹汝辞，利势犹君动。
思之可太息，伤之为长恸。所以古达人，脱身事高纵。
我生尤不敏，胸腹常空洞。强颜入规模，垂耳受羁鞚。
行谋买竿栧，名理就折衷。但恐狂接舆，烦君更嘲弄。
这首诗从“尔来居邑邻，颇便书札贡。上凭鸿雁传，下托鲤鱼送”来看，此诗当写于二人元祐中齐聚京城时，二人书信往来十分密切，情谊得到了迅速的提升。诗中可以见出秦少游与李之仪的惺惺相惜的知己感。此时少游受贾易诋毁“不检”，曾罢正字。
送李端叔从辟中山
人畏朔风声，我闻独宽怀。岂不知凛冽，为自中山来。
端叔天下士，淹留蹇无成。去从中山辟，良亦慰平生。
与君英妙时，侠气上参天。孰云行半百，身世各茫然。
当时儿戏念，今日已灰死。著书如结氂，聊以忘忧耳。
骎骎岁乃尽，淮海归无期。功名良独难，虽成定奚为。
念君远行役，中夜忧反侧。揽衣起成章，赠以当马策。
此诗当写于元祐八年，哲宗亲政后，苏轼出知定州，李之仪佐幕府，主管定州安抚司机宜文字。这首诗是为送李之仪去定州而写，诗中同情李之仪虽是“天下士”，却际遇坎坷，能随从苏轼去定州，也是十分值得欣慰的事情，想到自己也是身世蹉跎不易，十分感慨。
元祐九年（绍圣元年），苏轼以语涉讥讪，先徙英州，再贬惠州。秦少游出为杭州通判，半路上又被贬为监处州酒税。此后少游历郴州、横州、雷州贬所。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即位，秦观复宣德郎，放还衡州。八月少游至滕州去世。绍圣元年，苏轼被贬离开定州后，李之仪的行踪不可考，绍圣四年（1097）李之仪在原州通判任上被逮下狱，元符三年，李之仪时官颖昌。自元祐八年后，大概秦少游和李之仪便无由相见了。政和六年（1116），少游子秦湛通判常州，迁葬少游于无锡，与徐夫人合墓，李之仪作《祭秦少游文》。
[1]曾枣庄：《李之仪年谱》，《宋代文化研究》第4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2]《文教资料》1998年第1期。
[3]（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六八之二九，第四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922页。
[4]莫砺锋：《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5页。
[5]付嘉豪：《李之仪与苏轼交游详考》，《衡水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6]杨胜宽、黄永一：《李之仪与苏轼交谊散论》，《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7]孔凡礼：《苏轼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82页。
[8]《张耒集》卷四八，中华书局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