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之仪词作研究

李之仪虽然不算“大家”，但是他的诗词文均有自己的特色，造诣也颇深，创作上是有一定成就的。苏轼曾称赞他的诗：“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篇，读至夜半，书其后》）《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之仪在元祐、熙宁年间，文章与张耒、秦观相上下。”[1]《蒿庵论词》：“姑溪词长调近柳，短调近秦，而均有未至。”[2]

李之仪生活的时代，宋词已是高峰迭起，名家辈出了。李之仪在他著名的《跋吴思道小词》提及的著名词人就有：柳永、张先、晏殊、欧阳修、宋祁等人，文中没有提及苏轼，大概是因为他对苏轼词所开创的一种豪放风格并不赞赏，他在此文中提出了词“自有一种风格”的看法，这比李清照“词别是一家”的论调还要早三十六年，坚持词有自己的特质。

李之仪生活的时代，词作家的高峰人物无疑要数柳永和苏轼了。柳永极善填词，尤能自创新声，“铺叙展衍，备足无余，形容盛明，千载如逢当日”（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其词较为真切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内心情感，故赢得广泛的流传，不但当时“天下咏之”（陈师道：《后山诗话》），“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而且，还流行于北宋后期数十年，可见其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而苏轼作为文坛领袖，无论是其诗词文都是人们争相阅读的对象，他的作品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得以广泛传诵。吴熊和先生指出：“苏轼作词时，正当柳永词风靡一世之际。他改变词风，就以柳永为对手，从力辟柳词开始。”[3]苏轼对待柳词的态度：承认其长处，更看到其不足。词人赵令畤《侯鲭录》记载：“东坡云：世言柳耆卿词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风霜（按：今作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一云此说出自晁补之）对柳词的优点和成就予以充分肯定，然而苏轼力辟柳词，反对门人学习柳永。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二苏轼《永遇乐》词末载：“秦少游自会稽入京，见东坡。坡曰：‘久别当作文甚胜。都下盛唱公“山抹微云”之词。’秦逊谢。坡遽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秦答曰：‘某虽无识，亦不至是。先生之言，无乃过乎？’坡云；‘销魂当此际’，‘非柳词句法乎？’秦惭服。”（苏轼：《与鲜于子骏书》，见《苏轼文集》卷五三）然苏轼之辟柳词，不是从感情上贬低它，而是有着充分的实践理性基础。神宗熙宁八年（1076），苏轼在密州任上，于祭祀常山的归途中会猎，赋《江神子》（老夫聊发少年狂）词以抒情怀，在致友人鲜于子骏的书中云：“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到元祐年间，随着苏轼“豪放词”创作实绩的丰厚，苏轼更加明确亮出反对柳永词的旗号，以示可与柳词相争。宋俞文豹《吹剑续录》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件事显然发生在元祐初年苏轼在翰林院时。所谓“关西大汉”云云，与熙宁间苏轼自己所描述的“东州壮士”云云，前后如出一辙，完全吻合，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自言，后者出自别人之口，苏轼提出“我词比柳郎中词何如”而这恰恰说明此时苏轼的创作实绩已经深入人心，人们对他的豪放词特点已经有所把握，而苏轼也是十分自信，“我词比柳词何如”？他这个问题，已有以豪放词问鼎词坛之意，并且直接以柳词作为较量对象。柳永词最大之失，在于浅近卑俗，缺少“气格”或“风骨”。映衬着词创作的时代风气，李之仪无论是在词的创作还是理论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