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经堂教育与汉文译著活动为苏非思想大规模传播提供了理论准备

苏非思想早在元代就传入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影响，而直到明末清初才在中国出现伊斯兰教苏非教团，这是因为蒙元时期随着蒙古军的西征大量中亚西亚男性穆斯林入居中国，与唐宋时期来华的穆斯林相结合，形成一个庞大群体。这一时期不但有苏非思想传入，而且可能还有伊斯兰教其他教派传入。但由于元代社会急剧动荡，大批回回士兵、工匠、商人、传教士初到一个陌生环境，要为生计而奔波，要成为中国永久居民，首先要有稳定住所，要有土地，要成家立业，人们无暇顾及宗教中的细枝末节问题。同时，唐宋以来由蕃坊演变为教坊的宗教组织制度已日益巩固，正统的格底目占绝对统治地位。这也许是苏非派在元代没有盛行的原因之一。

到明末清初，传统伊斯兰教走向式微，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情况（《修建胡太师佳城记》），这就为苏非派的传播带来有利时机。明代中国回族等穆斯林中前往麦加朝觐的人数剧增，由于中国距麦加路途遥远，一些虔诚的穆斯林徒步前往，要完成这一功课往往需要数年甚至十多年时间。在前往麦加朝觐途经中亚阿拉伯等地时，他们有机会拜访经师，到各地游学，并带回许多苏非经典。有资料证明这一时期有大量苏非思想著作传入中国，它为苏非派在中国进一步传播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如清朝初年的回族学者刘智（约1660—1750 年）以光大“天方之学”为己任，“阅读西洋书一百三十七种”，晚年潜心于汉文译著活动，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真镜昭微》《五功释义》等伊斯兰教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刘智所著《天方性理》《天方典礼》两书共列有85种参考书目，其中相当一部分为波斯文著作，属于乃格什板底耶教团苏非思想经典[12]，经专家研究可以肯定属于苏非派经典的有《勒瓦一合》《额史尔》，两书系被称为“天方大贤”的15世纪波斯著名伊斯兰学者和古典诗人努尔丁·阿布杜拉赫曼·贾米（1414—1492年）所著。《勒瓦一合》是一部苏非诗文集，主要阐发伊本·阿拉比的“存在单一论”，并论证伊斯兰教传统的“认主独一”理论，刘智译名《真镜昭微》，在中国穆斯林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3]。刘智《天方性理》采辑《额史尔》亦系贾米的另一著作，又名《艾施阿特·拉姆阿特》，由清初中国穆斯林学者舍启灵译为古汉语，取名《昭元秘诀》，200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陆斌译本，取名《光辉的射线——艾施阿特·拉姆阿特》，是苏非神学的主要著作，曾被中国穆斯林经堂教育列为教材而得以广泛流传。刘智采辑的另一书目《米尔萨德》是苏非派专讲修身养性、近主之道的哲学著作，作者是波斯人阿布都·艾布·伯克尔，成书于13世纪中叶，清初被中国穆斯林学者译为汉文，取名《归真要道释义》，几百年来一直作为经堂教育首选教材。

苏非思想传入中国不但反映在刘智所采辑的书目中，而且有许多苏非论著被中国穆斯林列入经堂教育读本，这为苏非派在中国更大范围传播提供了条件。在经堂教育首选的“十三本经”中，除讲解《古兰经》、“圣训”、阿拉伯语语法、修辞、教义学、教法学外，其他关于认主学的基本教材几乎全部采用中亚苏非学者著作，除前面提到的几种外，还有《古洛斯坦》，又名《真镜花园》，是经堂教育波斯文读本，为世界文学名著之一，作者为13世纪波斯诗人萨迪（1200—1290年），书中充满苏非派近主爱主思想，传入中国已有六百多年。

经堂教育还列有70余种参阅书目，有一部分为苏非经典，如《麦克图巴特·书信集》为苏非哲学经典，作者为17世纪印度著名苏非学者冉巴尼，在中国苏非派各门宦中有广泛影响。《卯路提》《曼丹叶合》《穆罕曼斯》在清朝前后被中国穆斯林朝觐者带回，现有中阿对照译本，为各门宦经常诵读的赞颂穆罕默德圣人的苏非叙事长诗。在认主学、教义学、哲学方面采用的苏非参考典籍最多，其中安萨里的《耶海亚依·奥鲁门丁》（《宗教学科的复兴》）一书对中国穆斯林影响较大，现有中译本《圣学复苏精义》（上、下册），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安萨里（1058—1111年），生于波斯呼罗珊，被称为苏非神秘哲学大师，他将苏非精神体验引入正统信仰体系，不仅使苏非思想取得合法地位，也得到穆斯林权威学者的公认和首肯，使苏非思想引起伊斯兰世界更广泛的关注。该著作在中国穆斯林中广为流传。《加米尔·乌苏里》《富图哈提·麦肯耶》也为教义学方面参考书目，其中《富图哈提·麦肯耶》为伊斯兰苏非大学者伊本·阿拉比（1165—1240年）的著作，他是伊斯兰哲学史上著名的神秘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中突出地表述了存在单一论和完人思想。

从经堂教育的发轫到今天的全面普及已有400余年，期间经历了不断完善和变革的过程，“十三部经”和70余部参阅书目中的苏非著作也是逐渐被中国穆斯林认可并列入必修科目和参阅书目，而这些著作的作者如贾米、安萨里、阿拉比、萨迪、伊玛目·冉巴尼等大多为中古时期阿拉伯—伊斯兰学术界著名的哲学家或文学家，他们的著作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经堂教育内容，使西北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表现出既重视苏非道行修持，又很重视教法学的风格[14]。

明末清初经堂教育体系在西北创立的同时，在中国文化发达的东部地区出现汉文译著活动，这两项活动几乎同步展开，大量苏非著作进入国内并被翻译成汉文，给走向衰落的中国伊斯兰教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译著活动也是适应元明以前进入中国的穆斯林由原来熟知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向汉语转变的要求，这些经典被译为汉文被更大范围的穆斯林群众所了解。汉文译著活动又称“以儒诠经”运动，即中国回族学者用儒家思想和语言来阐释伊斯兰教关于世界观、认主学、人性论、伦理道德等观念。这些译著在语言组织、词汇选择、表现风格上大量使用了儒、道、佛的东西。汉文译著活动代表人物有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等，他们的译著中有很多苏非思想的内容。苏非思想主张“人主合一”，接近真主的途径是“直觉”或“爱”，人通过虔静默祷，即可与真主合二为一。王岱舆提出“真一”说，确立了真主独一的理论，而他的认识论程序则是真一—数一—体一。他认为认主的途径有：由启示而认主，由神迹而认主，由理性而认主，由直觉而认主。每个人对认主存在品位高低之别，进而提出“三认”，即知认、见认、续认。后来张中、伍遵契、马注等穆斯林学者将三认归纳为礼乘、道乘、真乘三个认主阶段。礼乘，即舍勒尔提，指穆斯林通过五功礼仪认识真主，这是初级阶段；道乘，即托勒盖提，指穆斯林通过清、廉、保、养及念功等功修，弃绝尘世，清贫守廉，锲而不舍以认识和接近真主，这是中级阶段；真乘，即哈格盖提，指穆斯林通过明心静性、无欲无求、大彻明镜，达到人主合一，这是最高阶段。三个层次的修炼，特别是第二、第三层次必须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而第三层次一般常人很难达到。

汉文译著的学者备受中国穆斯林尊崇，他们的著作被誉为“汉克塔布”（即汉文经典），其传播的苏非学说对西北穆斯林影响更为深远，其中以刘智（字介廉）及其作品影响最大，马明心在创立哲赫忍耶门宦时说“介廉栽花我结果”。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也曾宣称“介廉种子，官川开花，我要结果”。表明汉文译著与苏非传播及门宦创立有直接关系。因此经堂教育体系的创立、汉文译著活动的昌兴为苏非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学说阵地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