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尚书》所载时代的政治状况

《尚书》所载，起于尧舜时期（这一时期渺远难考尚无定论，此处采取王玉哲先生之说为“约公元前22世纪到21世纪初”[40]），终于秦穆公时期（前659—前621年），历时约1500年。当然，中国文化的起源要远远早于《尚书》所记载的时代。《尚书》内容所记载的1500年，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有学者按照文字的有无（实际上是文字是否被发现）这一划分标准，将它归入“原史时期”，亦即需要“书面文献与地下文物并重互证”的历史时期。[41]尧舜禹时代到盘庚迁殷之前的时期，因为学界对现存文献的可信性还存有较大争议，而出土的考古材料也比较有限，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大多以传说的形式保存下来，这一段时间的历史一般被称为“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42]；相对而言，盘庚迁殷之后的历史时期尽管仍然属于原史时期，但是，这段时间的历史记载比较完整，地下文物资料也相当丰富，因而学术界的看法也比较一致。

如果再进一步，可以将这段时间细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从尧舜时期到夏代初期；二是商周时代。[43]在《尚书》中，夏代从中康之后到夏桀之前是空白，因而，可以笼统地将夏启至中康时期，看成大禹时代的遗绪，归入五帝时代中，这一时期在《尚书》中实际上主要是尧舜禹时代；从夏桀亦即商汤到秦穆公都可以归入商周时代。后一个阶段即商周时期（至秦穆公），是中国文化进一步发展、日趋成熟的时期。

第一个阶段基本上与“五帝时代”相重合。这是中国历史的关键时期。张富祥先生认为，这段“传说古史上的关键阶段是司马迁首次列入正史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前后持续约五六百年，下限与古文献所记载的夏代相交叉，既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期，也是华夏民族及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滥觞期。”[44]张富祥先生认为：五帝时代经历了由“古国”到“王朝—方国”的演变，起源于朝觐和贡纳的“王朝”利用“与国制”组合成松散联邦制国家，“华夏”族在此过程中也初步形成。[45]纵览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多元而一体，强大而兼容”这一特点，实际上一直贯穿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因而可以说：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和特色在此阶段实际上都已经奠定。

关于第二个时期即商至东周时期，仍然不具备后世“大一统”国家的本质特征，但是华夏文化经过千百年的发展，更加日趋成熟，国家政体较第一时期更加稳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不过，这一时期仍然处于国家的早期阶段，远没有达到秦汉以后“大一统”帝国的集权程度。[46]

总起来看，从虞夏到商周，华夏的政治制度与后世的“大一统”帝国政治制度大不相同。先秦时期我国固然存在一个“共主”及其政权，但是，这仍与后世的秦汉“大一统”王朝不可相提并论。《文史哲》编辑部曾经在2010年5月2—3日举办了“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高端学术论坛，与会专家达成的共识包括：“在秦至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与现代社会不同，权力因素和文化因素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之后，国家权力就成为中国古代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社会塑造国家权力，而是国家权力塑造了整个社会。”[47]

早在民国时期，就有学者不按照五种生产方式来划分中国历史阶段，包括尧舜禹时期到穆公时期的《尚书》所记载的时代，而是按照当时“政教”或文化特征进行概括，以下举例进行说明。

比如，柳诒徵先生曾认为：“自唐虞至周皆封建时代，帝王与诸侯分地而治。帝王直辖之地不过方千里，其势殆等于今日一省之督军、省长。然以其为天下共主，故其政教必足以为各国之模范，而后可以统治诸侯。”[48]柳先生的意思可以概括为“共主制”，虽然他同时认为“三代”时期与后代的“大一统”政治制度不同，但是也与绝对独立的国家分治制度不同，强调“帝王”的“天下共主”地位，则柳先生实质上是认为当时的中国既非各民族国家独立而无统属，也非后世的大一统国家或现代的民族国家样式。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看法。缪凤林先生则从“封建制度”演进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封建制度演进之方向凡四，一曰新建诸侯之增加，二曰同姓封国之增加，三曰王朝与诸侯关系之由疏而密，四曰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之由宽而严。四者皆以中央政府权力之扩张为之基。盖中央政府权力愈扩张，则旧国之灭者众，新建诸侯，随以俱增，且得广封同姓，以为屏藩，而王朝与诸侯之关系益密，统治诸侯之法益备，君臣之辨亦益严焉。尧舜之时，封国甚少，今可考者，才十数国，自余群牧群后，虽书缺有间，疑多前世之部落。”[49]可见，缪先生虽然也大致同柳先生一样将这一时期笼统称为“封建时代”，但是他也承认前期后期存有区别：“尧舜之时，封国甚少，今可考者，才十数国，自余群牧群后，虽书缺有间，疑多前世之部落。”缪先生实际上部分承认尧舜时期有“部落联盟”之特点，并且指出：越往后世，“王朝与诸侯关系之由疏而密”，“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之由宽而严”，“统治诸侯之法益备”，道出了这一时期国家政治组织演变的重要趋势，与柳先生的看法实质上相同。

当代学者江林昌先生也根据“酋邦理论”认为“可以将上古文明时期至秦汉时期大致划分为文明起源—早期文明—文明转型—成熟文明”四期，每个时期也各有特点：第一期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年代上属于“石、玉、铜并用时代”，在社会形态上，属于“酋邦等级制”；第二期的夏、商、西周是青铜时代；在社会形态上属于联盟共主制；第三期的春秋、战国时期是铜、铁时代，政治制度是诸侯称雄制；第四期的秦、西汉及以后属于铁器时代，属于中央集权制。[50]那么，按照这种说法，《尚书》所记载的历史时期属于“联盟共主制”时代。所谓“联盟共主制”，仍然包含两方面的信息：一方面，“联盟”意味着并非后世的“大一统”国家；但是，另一方面，“共主”却意味着存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中心。这与上述柳诒徵先生和缪凤林先生的看法也有共同之处。

上述学者们的看法尽管各有不同，但是比较一致的是：从五帝时代到西周时期，尤其是五帝时代，中国还处在部落联盟到早期国家的阶段，尽管出现了一定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到尧、舜时期，其体制已基本具备华夏国家的雏型”，[51]不过从本质上讲，仍是属于“联盟共主”制度，还不会出现如同后世那样的“大一统”样式的制度完备、集权性很高的帝制国家。而这些都与《尚书》历史记录所表现出来的“大一统”政治思想大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