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尚书》“大一统”政治观产生的基础

《尚书》“大一统”政治观之所以能够形成，并在日后发展成为根深蒂固的大树并影响深远，肯定有其历史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可以从地理环境、经济因素、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找到原因。前文中，我们已经从“历史意识”形成的角度对华夏历史意识的逐渐茁长进行了分析，这里有必要进一步对《尚书》“大一统”政治观所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基础进行剖析。大致包括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原地区农业文明的中心地位及其辐射作用等方面。

首先，地理环境对于文化的形成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外在因素。中华古文明的发生、发展所处的环境是非常独特的，学术界对此拥有共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中华文明……是一个既广袤又相对封闭的区域……这个封闭的环境决定了中华文明自主发生的特点，它很难受到其他文明的影响……比较封闭的地理环境非常有助于形成该区域多元一体的性质。因此，一方面广袤而丰富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丰富多彩的古代文明，另一方面，相对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使得这些不同的文明之间不断地交通、融合，共同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75]相对于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古希伯来文明而言，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不同。

其次，在经济文化方面，在古代，中原地区的农业文明在实力上要强于周边地区的其他文明，吸引力也更为巨大。因而，有学者指出：“由于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力量悬殊，导致不同集团的地位和角色是有差异的。当他们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的时候，这种强弱的差异就逐渐表现为权力系统上的主从关系，不同的集团以某种方式被纳入到一个共同的谱系之中。在上述的三大集团中，华夏集团无疑扮演了一个最主要的角色，以它为主体，经过不断的与东夷和苗蛮集团的融合，逐渐形成了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夏商周三代王朝就是由华夏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因此，在后来所形成的历史观念中，它也就一直居于舞台中心的位置。”[76]这是很有道理的。

再次，还有学者从文化心理上分析，认为“大一统观念不是周人的发明，它是在原始的部落自大意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夏人、商人都把自己认识的世界看作是整个天下，而这个天下是要归于一统的。但只有到了周代，随着商周民族的和解，随着周人的扩张殖民分封，大一统观念才落实为具体的王朝统治，成为社会普遍意识。从周太王‘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到周文王、周武王‘图夷兹殷’（《度邑》），周人的目标集中在攻灭殷商，可看作是周民族与商民族的民族战争。当殷商灭亡后，周武王、周公旦等政治家很快摆脱了一家一族的狭隘利益，而从天下一统的高度来安排事务。大一统观念形塑了周人的活动空间，整合了周朝的社会力量。”[77]这种分析也很有道理。前文已经谈及，随着活动区域的扩大，历史意识所反映的范围也会逐渐被扩大，这与祖先崇拜和民族自豪感结合在一起，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我族独大”的思想，而这些又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化相结合，发展壮大成为“大一统”思想是顺理成章的。当然，“原始的部落自大意识”或“民族独大”意识都可以从正面和负面去评价，但是，由于中国原生本土文化所特有的包容性以及其他因素，使得中国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民族观念，这是必须加以说明的——这就像是本来没有区别的种子，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却分别结出了不同的果实。

总之，“大一统”政治观的形成有地理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心理因素以及历史积淀，是中国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虽然在秦汉以前并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大一统”帝国，但是，“联盟共主制”的本身就含有“大一统”的思想因子，而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天人观念、宗法制度、生产方式等诸方面的因素，都使得这种“大一统”的思想因子，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经济联系的加强、民族融合的加速，统一趋势的日趋明显，而逐渐茁长为参天大树，并最终由于风云际会，到了秦代，真正的“大一统”帝国始告形成，于是，“大一统”这粒在虞、夏、商、周四代时期就已经埋下的中国文化之种子，在时代要求和人们呼唤之下，终于真正成为一棵参天大树。“秦的统一标识着我华夏民族共同体自形成而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既标识着汉民族的形成，同时又是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大中华民族的开端”，[78]这句话非常准确地概括出了秦代在“华夏民族共同体”（亦即拙著所言之“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和“汉民族”以及“大中华民族”三者发展演变中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