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尚书》“华夷”观念的历史影响

作为中国最早和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尚书》中的各种思想在后世几乎都起到了“范型”的作用，其“华夷”思想亦不能外。对此，我们应作辩证看待。

一方面，追求“和”，重文化而不重血缘，在历史上促使中华民族吸收新鲜成分而不断壮大，使各民族能够相对友好地相处，同时，中华民族也因此养成了崇尚和平的民族心理。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傲和发扬光大的伟大精神遗产。正是基于这一传统，伟大先哲孔子曾经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138]另外，在《论语》中还有类似的话，《论语注疏》曰：

子欲居九夷。（马曰：“九夷，东方之夷，有九种。”）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马曰：“君子所居则化。”）

［疏］“子欲”至“之有”。正义曰：此章论孔子疾中国无明君也。“子欲居九夷”者，东方之夷有九种。孔子以时无明君，故欲居东夷。“或曰：陋，如之何”者，或人谓孔子言，东夷僻陋无礼，如何可居？“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者，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则化，使有礼义，故云何陋之有。[139]

《论语注疏》这一段文字是对《尚书》华夷观念的最好诠释之一：即使是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孔子，也不认为“九夷”为“异类”，此其一；其二，君子可以用教化的方式将任何“夷”变为有教养的人民。也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论语》里还有这样的话：“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140]“四海之内”，当然不仅限于华夏区域。可见，在先秦时期，华夷观念是相当的淡薄，既然教化的有无是区分族群的唯一标尺，那么，由于教化是随时可以施行并见效的，因而，在先秦时的华夏先民看来，“夷”本来就不是什么不可接触的“异类”或“他者”，而是随时可以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的。这与西方的种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相比，其境界何啻天壤！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在民族关系上过分追求“和”，有时也会造成无原则的妥协和退让，如两宋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如此，但这也是“君子常失于厚”[141]之过，而这种过错的原因是过于宽厚和容忍，与过于残忍之过错自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如果片面强调文化的区隔，在某些时候又容易形成虚骄的文化优越感和“天朝上国”意识。但是，《尚书》“华夷”思想对中华民族的作用主要还是正面的。当然，随着历史的演进，特别是《春秋》和“公羊学”对“夷夏之防”的重视超过了《尚书》，那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需要结合时代进行具体分析，已经不是《尚书》一书所能涵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