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缅甸“怒人”的族群重构

根据上述，中国怒人各部在国家民族建构中以国家民族识别的方式获得了法定民族的身份，即各部共享“怒族”这一族称和民族身份，族群的自我想象和重构均以此为依据和框架进行，总体上朝着形成一个统一的“怒族”民族共同体的方向发展。但缅甸的“怒人”目前由于失去了获得国家民族认可的机会，族群身份也面临诸多的挑战，最糟糕的结果可能是族群实体的消失。因此“怒人”精英们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即开始了族群重构的准备和实践。本书将从族群身份、语言文字与怒语神学、文化传统等方面进行讨论。

（一）族群身份

从居住格局来看，阿侬、怒苏在怒江流域多以家族或氏族、村落为单位聚居，与傈僳族村落相邻，在当代背景下存在少量的与其他族群杂居的情况，但缅甸阿侬、怒苏由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原因，则多与日旺、傈僳族等族群杂居，即很少形成单一的怒人聚居的村落。克钦邦北部的阿侬只有肯旁村（Khinphang，人口140人）为唯一的阿侬聚居村落，在密支那需真区，怒苏人口在第八村比例最高，但无怒苏聚居村落。因此，在这样的居住格局和全民信仰基督教的背景下，维持或强化“怒人”的族群身份显得十分微妙。

首先，从家庭婚姻关系看，由于阿侬、怒苏与傈僳、日旺等族群均属父系社会，因此从家系上保持阿侬、怒苏家庭的族群属性并不困难；其次，在语言、社会文化和基督教信仰上接受日旺或傈僳语神学系统的同时，他们要求并在形式上维持阿侬、怒苏的族群性（如族称等）；从取名上看，缅甸阿侬一直沿用传统取名方式（而怒江木古甲一带的阿侬已多采用傈僳语取名方式），即包含按性别排序、姓氏（阿侬无严格意义上的姓氏，一般采用家族名、村落名为姓氏）、基督教名或英文名，如Joel Atsiun Khongpan（Joel为英文名，也为基督教名，Atsiun指第四子，Khopang为其祖先原居住地怒江古泉村的阿侬语名），而怒苏人大部分从20世纪初以来就已不再按照父子连名制取名，怒江福贡匹河怒苏现多分男、女性别取名，前者以“拉”打头，如“拉波”等，后者以“亚”打头，如“亚娜”、“亚莎”等，但在缅甸密支那一带的怒苏人1958年以后的移民仍然沿用原取名方式，有的保留汉语名（如付三益等）和基督教名（如约瑟，使用怒苏语发音，与英语和汉语均有差别），但他们还会给自己重新取一个具有明显“怒族”特征的名字或在原来姓名前冠以Nu（怒）或Nusu（怒苏）以标示自己的怒族怒苏人身份，如笔者的报告人付三益曾取名为“怒大”（“怒”指怒族或怒苏，“大”为花傈僳语，指长子），其长子起名为“怒约瑟”，沙拉波称为“怒阿波”，其一个女儿取为Numesi（怒么四）（其中me为怒苏语，与黑傈僳语ma相同，指女性，si与花傈僳语相同，指第四女）。这一取名方式在缅甸怒苏移民第二代及以后最为明显。而且，虽然阿侬、怒苏人的身份证上的族群性被标注为日旺或傈僳等，但他们许多人，尤其是精英们要求使用上述具有明显“怒人”特征的标识以区别于日旺、傈僳等族。与此同时，沙拉波等怒苏“少壮派”同时掀起一股“怒化”运动（2007年与阿侬合作以后他们多使用统一的Nung或“怒族”的族称而不是“怒苏”）：斯大波（也写作“斯大宝”）2006年购买了一条运沙船，经常停靠在需真八村东面的伊洛瓦底江西岸，临卡仑诺公园，船头的两侧用油漆书写了NUSU的字样；以怒苏人为主体信众的怒—傈僳基督教堂2010年元旦开始组织过“怒族”元旦节；2009年圣诞节前夕怒苏“少壮派”们将“怒—傈僳基督教堂”更名为“怒苏基督教堂”并引发了与“老资格派”怒苏人的争端乃至官司，官司至今还远未结束；在对外交往和与地方官员交往中不断强化Nung的概念，以实现“去傈僳化”或“去日旺化”，并视机向政府申报Nung（怒族）的民族身份。上述事件是在2007年与阿侬实现合作以重构缅甸怒族（Nung）之后发生的，阿侬人在人口、经济、政治上更具优势，而怒苏在中国国内拥有同样的优势，因而合作使得整个缅甸怒人的实力得到较大增强。与此同时，重构缅甸怒族的需求与中国境内强化怒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的发展方向不谋而合，因此，Nung或怒族的地理边界将会是一个跨国的“大怒族”概念。

（二）怒语文与怒语神学

“怒人”各部与其“邻居”族群，如傈僳、景颇（大山）、载瓦（小山）、喇期（茶山）、日旺（含达鲁或独龙等）、浪峨（浪速或浪宋）等一样，均有自认独立的语言系统（或方言），但无传统文字或书写系统。根据部分“怒人”的传说，他们曾经与其“兄长”汉族、藏族一样拥有文字，但在分别后的迁徙过程中遗失（根据贡山阿侬和独龙族传说，他们原来写有文字的羊皮是被饥饿的狗给吃了，从此散失了文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有无文字被视为“文明”还是“野蛮”的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一些族群由基督教传教士创制了拼音文字或在传教士的帮助下完成文字的创制，如傈僳文（老傈僳族文或西傈僳文，1913年后，富能仁J.O.Frazer、巴拖Rev.Bathow等）、景颇文（1876年，库森Cushang等，1890年，欧•汉逊O.Hanson，1915年，英若Imram等）、载瓦文（1915年以后至1927年，威廉、春雷弄拉）[30]、日旺文（玛旺语Matwang为中心，1915年前后，白吉斗•蒂其吉、莫尔斯父子）[31]等。喇期（茶山）文、浪峨（浪速）文经长期准备，近十年才由本族人完成创制及圣经文本的翻译。阿侬、怒苏“怒文”的创制计划要晚一些，根据怒苏人付三益的记录，1948年美国牧师杨思慧（A.B.Cooke）提出创制怒苏文的设想，但因怒苏人内部的方言之争而搁置，直到1985年杨思慧的原助手妈妈阿杜在缅甸克钦邦葡萄县再提创制怒文事宜，才又被提到议事日程。

在缅甸克钦邦，作为克钦民族/族系六个“支系”族群的景颇、载瓦、喇期、浪峨、傈僳、日旺等，除了拥有专属的族群自称、别于他族的语言（或方言）、历史及社会文化特征，目前均拥有自己的文字书写系统。在基督教信仰背景下，拥有属于本族群的文字同时将意味着拥有以自己语言文字为基础的神学系统和教会。其中浪峨（Lhaovo）、喇期/茶山（Lachit）文创制时间较晚。浪峨人（Lhaovo）1970年开始成立翻译会，以罗马字母为基础创制浪峨文字，翻译圣经及赞美诗歌，1989年建立两所浪峨教会（教堂）。2011年正式成立浪峨浸礼会圣经学院（Lhaovo Baptist Bible Seminary，LBBS），地址位于密支那需真区。根据该神学院院长Rev.Dr.Leim Khao，虽然载瓦语与浪峨语非常相近，三分之一的载瓦语来自浪峨语，但他们分别建立了各自的文字和神学系统。喇期（茶山）已在近十年中完成创制了自己的文字，并已翻译并推广使用喇期文神学经典。可以说，在缅北的克钦邦，一个克钦“支系”族群的“标准”特征包含：族称（每个族群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自称）、语言（基本要素）、文字（关键）、基督教神学系统（重要的内容支持），其中独立的文字及神学系统已经成为缅北克钦邦一个当代族群的“必需品”。喇期、浪峨则成为“怒人”效法的榜样。阿侬人甚至认为，日旺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族群而阿侬被忽视，是否拥有书写文字、经典和神学系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建构自己的文字和神学系统已成当务之急。而且，一套完整的本族语言文字系统及神学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传教士帮助创制的文字还是近几十年来才由本族人自己创制的文字，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①使本族的语言文化得以保留、持续和发展；②使作为一个当代族群的特征和身份得以强化；③增强一个族群的自豪感；④防止一个族群因主要使用其他族群的神学语言文字及经典而丧失本族的语言文化特征甚至被同化；⑤这些族群同时认为，使用自己的神学语言将使该族得到更多的“祝福”，因为更有利于本族人学习和理解宗教经典，便利获取“从神而来的真道”。在缅北，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背景下，许多较小族群（如怒人等）已经严重丧失了自己的语言、历史传说和文化，他们将在创制文字的基础上，重构具有基督教特征的族群文化，如基于圣经与族群迁徙传说的族源和历史传说、服饰、音乐舞蹈等，以增加并强化作为一个族群的内容。

阿侬人1974—1975年在克钦邦葡萄县成立阿侬文化与文献委员会（Anung Culture ＆ Literature Committee），随即开始了创制文字的计划，但进展缓慢，至1980年本族语言学专家肩负此任后才有转机。他们1985年开始试用以罗马字母（使用英语26个大写英文字母），基本成型后选择性地翻译了《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并在葡萄一带小范围培训中使用。怒苏人内部1987年达成协议，决定实施怒苏文字创制工作，首先参照傈僳文（若无特别说明，本书中“傈僳文”均指“老傈僳文”或“西傈僳文”）进行，但未成功。1992年，他们在中国汉文、中国拼音、老傈僳文、罗马字母四种方案中选择一个适合的文字方案，最后确定以较方便使用的罗马字母为基础创制“怒文”。1994年，拼音方案完成初稿，但还无法试用。2007年以后，阿侬、阿怒合作研制一套统一的拼音方案，即在两族语言不同的情况使用同一套罗马字母（含大小写）拼音方案，阿侬、怒苏分别形成独立的语言文字系统。在缅甸阿侬、怒苏合作制定文字方案的同时，中国境内的“怒族”也在准备为其四个部分分别创制拼音方案。在2009年至2011年中、缅、泰“怒人”的多次协商和讨论，最终达成创制“怒文”的基本方针：使用罗马字母方案，为怒族四个不同的语言（方言）分别创制拼音方案；参考现有的阿侬、怒苏文字创制的经验积累，结合中国的特点进行创制；鉴于怒苏语方言差异较大的特点，决定以怒苏语言特征较传统且位于各方言中心位置的棉谷口音为基准创制怒苏拼音；鉴于境外“怒族”的要求，以中国怒族同胞为主并以中国怒族学会为主要民间机构开展工作，在境外同胞的支持下最终形成一套以中国怒族同胞为主要受众的为各部怒族人所接受的方案。

在完成文字或拼音方案创制以后，中国怒语将主要用于对民族文化的记录整理、宣传有关卫生知识、农业技术等知识，而缅甸“怒族”可能根据其意愿着重用于建构神学系统方面。在缅北的背景下，书写文字的创制主要是为创建“怒语神学”而准备的。在克钦邦，除缅语外，使用人数较多的“通用语”有景颇语文和傈僳语文，阿侬和怒苏目前主要使用傈僳族语文作为神学语言文字。一个族群基于其语言文字的神学系统包括神学经典（圣经文本、赞美诗歌、学习材料等）、各级教会系统、神学院或圣经培训中心。由于在缅北有非常成熟的神学系统，如景颇系统（以浸礼会系统为基础）、傈僳系统（包括浸礼会、内地会、神召会、基督教会等系统），一些新兴的系统，如日旺、载瓦、喇期、浪峨等，为“怒人”神学系统的建构提供了重要参照。根据阿侬人Johnathan Khopang和怒苏人付三益，在文字创制初稿基本成型后，他们首先翻译圣经福音书，如《约翰福音》、《马太福音》或《马可福音》，然后在某个教堂（会）试用，不断改进文字方案和译文，经过长期试用成熟后开始翻译《新约全书》，同时翻译《赞美诗选》。鉴于当前阿侬、怒苏人所属傈僳语神学系统，他们多采用傈僳文版《圣经》和《赞美诗选》为母本，同时参照英文版进行翻译。几经修订之后正式出版供各个教堂会使用。整个修订过程可持续数年甚至数十年，傈僳族文字创制成型至本世纪初一直在进行修订。在经典翻译工作完成某个阶段，如完成《马可福音》后即可开展一些小范围的神学培训班，同时在以阿侬、怒苏为主要的信徒的教堂教会中辅助性地使用阿侬、怒苏语进行布道讲解。同时向地方基督教组织进行教会申报，这一过程不需要向政府部门申报。付三益主持的怒族（怒苏）基督教会在克钦邦傈僳族基督教会（Kachin State Lisu Christian Church，CLK）[32]的支持下向位于腊戍的全缅傈僳基督教会（Myanmar Lisu Christian Church，LLK），获得LLK批文后提交全缅基督教联合会（MCC），间接获得会员资格。由于传统原因，葡萄及密支那一带的阿侬一般属于基督会（Church of Christ）系统，怒苏在中国怒江主要属于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CIM）或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或OMF International，1964年以后），到了缅甸以后一直延续这一传统。怒苏人口较多的密支那需真区八村的怒苏人1990年从谷莫教堂（此时已改宗加入浸礼会）分出后建立了一座基督教堂，取名为怒—傈僳基督教堂（No-Lisu Christian Church），2009年12月23日，得到了克钦邦傈僳基督教会的批准将教堂名改为Nusu Christian Church，引发了积极更名的“少壮派”与不同意更名的“老资格派”（主要认同于路德派）怒苏人的争端和冲突。2004年9月27日，怒苏牧师付三益等19名怒苏人联名申请，2007年2月27日获准成立全缅怒苏基督教会（教堂）。后在阿侬人的支持下，2010年9月27日在昔董（向东距离密支那约60公里）西南部花费缅币600万（时价约相当于6000美元）购买了52亩土地，他计划在此建立一座怒族（怒苏）教堂和圣经学校，再以教堂为中心建一个以怒苏人为主的村落。相比之下，葡萄一带及密支那一带的阿侬的神学系统已基本成型。

就神学系统本身而言，“怒人”不在于建立一个封闭式的仅仅容纳阿侬、怒苏以及可能的阿怒、若若人参加的组织，而是一个开放的具有较强包容力的系统，即在一个统一的“怒人”教会内使用怒语，辅以其他语言，如傈僳族语，最终形成一个多元的系统。用怒苏精英怒阿波（沙拉波）的话说，就是“讲不同语言的人都参加怒族的教会，不同的人同时使用怒语、傈僳语以及其他语言歌唱同一首赞美诗歌，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语言赞美同一位上帝”。

（三）文化传统的失落与重塑

民族学田野调查发现，阿侬曾经拥有完整的社会文化系统和文化特征，但自从“一百七十年前傈僳族开始迁入邻近木古甲的木楞、固泉（古泉）”[33]以后，阿侬在与傈僳的竞争中不仅失去了土地等重要资源，在社会文化上也面临着被同化的可能性，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基督教传入，阿侬使用傈僳语作为神学语言之后。从现在的结果来看，使用阿侬语的阿侬人口仅为二十分之一，从阿侬语亲属称谓所反映的婚姻家庭模式早已不存在，原有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巫术等）已成为遥远的记忆，甚至阿侬传统的歌舞、服饰都已完全丧失。这主要源于强势的傈僳文化及基督教文化的同化作用及傈僳族对阿侬文化内容的“窃取”。至于“窃取”的说法，木古甲一带的阿侬人认为，阿侬文化的要素，以服饰为例，现在怒江流域的傈僳族“传统服饰”应该是阿侬的传统服饰，傈僳族从维西一带迁入怒江流域时的服饰不是这样的，他们“借用”了阿侬服饰，但后来由于傈僳族人口（迁入和增殖）不断增多，原来阿侬的服饰也就成为了傈僳族的“传统”服饰，阿侬也就失去了其传统服饰。与怒江的阿侬相比，缅甸葡萄、密支那一带的阿侬较好地保留了阿侬语，却完全失去了其他文化特征。在与傈僳、日旺等杂居的情况下，阿侬要么穿得像傈僳族，要么像日旺人，歌舞也因所参加的教会不同而有所不同，要么用傈僳语敬拜唱傈僳语赞美诗歌，要么用日旺语。作为一个完整的族群，文化传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根据阿侬牧师Johnathan Khopang、Khopang Phone，阿侬已经失去了原属自己的文化传统，现在只有自己重新创造了。事实上，在克钦民族/族系支系民族中，除人口较多的景颇、傈僳外，其他各“支系”都经历了文化再造的过程，从服饰来看，日旺、浪峨等族群根据本族的文化特征结合景颇的特点重新设计了标准的族群服饰。阿侬的文化传统再造应该是全面的，涉及族源历史、传统歌舞、服饰、饮食文化等。至于族源历史，再造的依据包括《圣经•创世记》、景颇的族源传说、阿侬的《创世记》及迁徙史；歌舞主要基于现在使用的傈僳语或日旺语赞美诗歌、教堂音乐和舞蹈，以阿侬语言文字重新进行改编和表达；服饰将重新设计，要体现与怒江傈僳族（汉语俗称“黑傈僳”）的差异，是否会采用景颇的文化元素，目前尚未知晓。阿侬人尤恩•阿兹现已经设计并缝制了一件阿侬衬衣，为横条纹布料缝制的长袖衬衣，前胸绣有包含两山（碧落雪山、高黎贡山）三江（伊洛瓦底江、怒江、澜沧江）及砍刀、弩弓等图案（缅甸怒人的标识）。至于饮食等，现在阿侬的饮食方式与缅族、景颇、傈僳和日旺无异。

与阿侬相比，怒苏虽然具有了诸多傈僳或傈僳语基督教的特点，但由于主要是1958年以后，更多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移民，他们一方面承认其文化传统散失了许多内容，同时认为他们当前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文化传统而非重新创造。在族源历史方面，怒苏人一方面借鉴了一些中国关于怒苏研究的资料，同时基于《圣经•创世记》进行重构；歌舞音乐需以傈僳语教会赞美诗和舞蹈为基础用怒苏语言文字进行改编和创造；服饰与傈僳服饰差异较小，一方面承袭了怒江怒苏人的服饰，同时重新设计了简约款的怒苏服饰。由于移民时间较短，与怒江怒苏同胞的往来频繁，因此文化传统的重建可能会更多地参照怒江怒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