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族群建构中的“怒人”

“怒人”本身不是一个历史、文化意义上的单一的民族共同体，其含义及范围首先在明代以来的有关汉语文献中“被建构”，后在国家民族识别过程中被定型及合法化，包括族称发音及表音汉字书写相近的四个民族群体，他们分属两个语支及或两个历史文化范畴。中国“怒人”或“怒族”主要包括自称阿怒、阿侬、怒苏、若若的四个组成人群，人口共三万余人，分布于高黎贡山东侧的怒江、澜沧江流域，以坡地种植为生。他们从族源历史、语言、社会文化来看分属两个语支或族系（阿怒、阿侬属于景颇语支/族系，怒苏、若若属彝语支/族系）。缅甸怒人现主要包括自称阿侬、怒苏的人群，人口尚无权威统计数字，但据缅甸阿侬、怒苏协会统计约20000人，主要分布在缅甸克钦邦以葡萄、密支那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以种植等多种方式为生。缅甸怒人均自中国境内迁徙而来，阿侬进入缅甸的时间较早，最早可追溯至公元7世纪以前，但较为集中的据称是15世纪、民国（如1932年）、1950年前夕、1958年、1966年、20世纪90年代等几个重要时期，怒苏20世纪50年代以前进入缅甸的较少，已无明确的口传或记载，但1958年、1966年、20世纪90年代等几个阶段由于政治、生计、宗教信仰、计划生育政策等原因进入缅甸的比较突出。

（一）中国民族建构中的“怒人”

明代以前关于“怒人”的记载极少见，至明、清两代，《百夷传》、《滇志》、《南诏野史》、《维西见闻录》、《皇清职贡图》、《丽江府志略》、《云南通志》等文献对怒江流域除傈僳、藏、“俅”以外的主体居民已经有了明确而笼统的称呼，如“怒人”、“弩人”等，大致包括若若、怒苏、阿侬、阿怒等族称发音或所用记音汉字书写相近的人群。这些文献的描述表现为对怒苏、阿侬、阿怒、若若先民之间历史文化异同性的忽视。尽管与怒人相关族群的族源及关系问题上仍然存在诸多的争议，但可以肯定，怒人各组成人群并不属于同一个民族的平行分支，而是一个在文献中被无意或故意建构的民族共同体。值得注意的是，汉语文献中关于“怒”的描述可能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藏、傈僳等民族，因为傈僳族对怒江流中上游除了“甘珠”（藏）以外的人群，不论是贡山的阿怒、福贡的阿侬还是原碧江的怒苏通通称为“怒”、“怒帕”，藏人将居住在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人都称为“俅”或“撬”，傈僳也承袭了这一称呼，甚至将高黎贡山以西的人群统称为“Co”（俅）。

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始的民族识别过程中，有学者提出了怒人中贡山阿怒、福贡阿侬与原碧江怒苏、兰坪若若的差异，前二者与俅（今独龙族）的“近亲”关系以及与景颇（族）的较近的关系，后二者与一些彝族支系较近的同源关系，以及“将独龙族和怒族合并，把独龙族和日旺族看作同一社区的一个共同体”的主张[19][20]，但最终均未被采纳。怒苏、若若与阿怒、阿侬的族源关系较远但仍被视为怒人，俅（今独龙族）与之亲近却被划为他族，这在近现代文献中似乎早已形成了一种模式，一种族属划分不完全依赖文化、历史事实的模式。20世纪50年代后中国的民族识别从结果来看仍然承袭了这一传统。用Stevan Harrell的话说，就是“综合考虑可以看到，民族识别的标准似乎只是将解放前分类中已经出现的区分合法化并加以确认”。[21]根据有关资料，中国民族识别中民族的界定基本上遵循了斯大林对于民族的定义，在怒族的识别和确认过程中也展开了广泛的历史文化调查，但研究结果最终并不是唯一的识别依据。鉴于怒人各部在族源、历史、语言、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怒族”被识别的依据之一是“异源同流”，即这些“不止一个来源”的人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逐步形成为一个共同族体。[22]不论从历史演进还是文化变迁来看，笔者都不认为“怒人”各部存在“异源同流”的情况。法国学者施帝恩认为，这主要基于中国政府族名政治需要。[23]Harrell认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早期的“民族识别”是对中国族群地图的一次政治建构，这次识别是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的第一场族群构造运动，它正式识别出了56个族群类别……而中国政府作为分类者，长期以来试图成为界定各个“民族”的“特有文化”的主体，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期待着最终将所有这些族群认同整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范畴（中华民族），从而消弭不同族群之间的差别……与正式承认了中国境内的文化差别的第一次努力（民族识别）不同，第二次努力想要建立一个关于中国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从而超越国内的文化差异。[24]我国民族识别和民族确认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实现了我国族名政治的需要，同时对学术研究领域以及“怒族”内部的自我建构起着关键的作用。

如果从怒人族群认知的角度来看，明代以后有关文献的“怒人”建构对怒人各部本身的影响事实是很小的。由于他们之间缺乏交往，且受汉文教育的程度极低，因此并不了解有关文献的内容。至民国时期，除有关文献作者外，仅部分政府官员在官方行文中使用这些称呼，如夏瑚等。而在民间，这些被称为“怒人”的人群其族群边界仍仅限于各自的自称范围，因而并无统一的“怒人”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权力的深入以及民族识别和民族确认，“怒族”的概念深入民间。首先，来自怒族各部精英的国家干部、民间上层人士认可了此种“异源同流”的“历史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及怒族的国家建构模式，民间也逐渐接受了“怒族”这一正式的族称。但在田野考察中发现，“怒族”一词多在汉语语境中使用。当怒族各部群众被问及其民族成分时，汉语回答均为“怒族”，而用本族语的回答无一例外地使用自称，即在本族语语境中唯一与“怒族”对应的词汇。在问及“怒族”与各部自称之间关系时，怒苏人说，“怒族”就是“怒苏”，“怒苏”就是“怒族”；而贡山阿怒则说“怒族”就是“阿怒”，“阿怒”就是“怒族”，其他各部也按此方式回答。这意味着“怒族”这一正式统称对于不同部分的怒族人来说均分别指代他们自己，同时缺乏与其他怒族组成人群的认同，即由于文化等原因，还未接受“怒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这也说明，“怒人”在文献中的“被建构”及“怒族”的国家建构与基于语言、历史、文化的族群自然建构是两条平行线，即人们对族名政治中“怒族”和各部语言、文化差异的自称的双重承认，二者在不同的语境和范畴中起作用，但并不相交。

与此同时，以怒族各部精英为核心力量的“怒族”自我建构或重构一直在进行，并呈现出如下特点：①重构在国家建构的框架内进行，为国家民族建构在民间的延伸和强化过程，目标是使怒族成为一个完全的共同体；②这些精英包括任职于国家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含离退休）及部分民间人士；③从组织上看，2003年12月成立的云南民族学会怒族学专业委员会（简称怒族学会），其各分会以县级行政区划而非怒族各部自称为单位，体现了行政区划及地理位置的特点，事实上淡化了各部的自称及文化特点，如福贡怒族学会（2006年4月成立）、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怒族学会（2006年10月成立），根据怒族学会，泸水、兰坪两地分会也将以县为单位，各县学会负责人也多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担任或曾担任领导职务；④从当代地方文献看，上述怒族精英们的有关著述中均使用“怒族”这一统称涵盖所有各部的称呼，或使用“贡山怒族”、“碧江怒族”、“福贡怒族”、“兰坪怒族”等以区分各部的地理位置或代替其自称，相比之下，对怒族各部自称的使用要少得多，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交代目标族群的背景，写作方式及内容上但仍然以“怒族共同体”为指导思想。这一模式随着精英们的交往而传至境外，最终为渴望获得民族重构的缅甸“怒人”同胞所接受并在其民族建构或重构中起着重要作用。

（二）缅甸族群建构中的“怒人”

缅甸怒人建构模式较为复杂。最初，Nung为景颇人用于指代缅北Daru（达鲁）、Rawang（日旺）等与中国独龙族在族源历史、社会文化上大致相当的族群（事实上也包含了来自怒江的福贡阿侬——笔者注）。19世纪末英国人将此称呼的范围扩大，涵盖了汉语文献中的“俅”和“怒”（“怒”主要指“阿怒”和“阿侬”）和缅北日旺各部，写作Nung或Nung-Rawang[25]，所括族群均为景颇语支族群，未含怒苏、若若等族群——一种基于语言、历史、文化的建构。事实上，Nung-Rawang在缅甸北部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共同体或统一的部落，而是一些组织松散的氏族或家庭组织，他们按居住地、祖先原居村落名称来命名，各部存在方言的差别，但语言、社会文化上大致相同。人口较多（约100000人，具体数目因不同统计方法有异）的日旺人（Rawang）反对“英国殖民者不正确的命名”，以其历史、文化依据为基础进行了“恢复”日旺民族身份和地位的努力，并在1964年2月12日获缅甸革命委员会主席宣布为全缅135个民族之一。[26]至此，日旺（Rawang）不仅脱离了Nung，而且作为一个法定族群反过来又包含了部分Nung（侬或怒）。根据1983年缅甸进行人口调查时划定的民族表，缅甸境内所划分的8个族系，135个民族中并无Nung（侬或怒），克钦族（系）含6支（最初为12支，后归并为6支），包括景颇语支族群景颇（Jinghpaw）或克钦（Kachin）、日旺（Rawang），缅语支族群载瓦（Zaiwa）、喇期（Lachit）、浪峨（Lhaovo），彝语支族群傈僳（Lisu）[27]，其中也无Nung的位置，而自称Nung（侬或怒）的人群则按与傈僳、日旺的杂居状况，参加傈僳语或日旺语为神学语言的教会等因素分别被划为傈僳或日旺，自称Nusu（怒苏）的人群则被划为傈僳。

在上缅甸的克钦邦，上述族群，包括景颇（大山）、载瓦（小山）、喇期（茶山）、浪峨（浪宋）、傈僳、日旺等，虽然历史文化、语言不相同，但均被归为克钦民族“支系”，这些“支系”一方面分属缅甸135个民族之一，同时属于克钦民族（族系）的分支族群（tribes）。克钦民族每一个“支系”均现在均拥有属于自己的书写文字系统，由于这些民族的主体宗教信仰是基督教（新教），不论属于何种教派[28]，每个族群都有自己的基督教神学系统，包括本族语文的神学经典（圣经文本、赞美诗歌、学习材料等）、各级教会系统、神学院或圣经培训中心。景颇作为克钦族系最大的族群，其文化特征具有了“领头”作用。“木脑”已经不再只是景颇族的标志性节日，事实上已经成为克钦民族系的共同的符号（节日和标志），也是克钦民族团结的标志。与基督教传入前的传统不同，克钦的“木脑”柱首先去除了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图案，如龙、蛇等，保留了鸟、锣等图案，其次六个柱子分别代表克钦民族的六个支系，节日期间，六个主要的克钦“支系”族群是参加活动的主要组成人群，以景颇的，基督教的方式庆祝节日，当然居住在克钦邦的其他族群，如掸族等族群也组队参加活动。因此，克钦邦族群建构的结果，是一个以景颇为主导的多族群的共同体。

在缅甸阿侬精英那里，关于Nung的概念已多次发生改变：其一指克钦民族系统之下的Nungish Peoples（怒系民族），包括阿侬（Anung 或Nung）、独龙（Delong）、玛旺（Matwang）等族源历史、语言文化相近的日旺（Rawang）各部族群，近似于来自景颇“他称”的范围，如果将中国怒江流域的“怒人”也考虑进去，则与英国人的定义大体相当；其二仅指阿侬（Anung或Nung），这一族称首先只在阿侬各家族集团中使用，单指自称Nung（侬）的家族群体，1964年12月日旺“恢复”成为一个单独的克钦“支系”族群后不再包含日旺、达鲁等人群；其三指与中国怒族范围相同的民族群体，在缅甸主要包括阿侬（Anung）、怒苏（Nusu），在汉语语境中也包含贡山阿怒和兰坪若若等族群，这是经阿侬（Anung）和怒苏（Nusu）在2007年达成一致意见的结果，统一使用“怒族”（汉语）、Nung（英语）作为未来申报“缅甸怒族”或“克钦怒族”的统一族称。当前，“怒人”在缅甸包括阿侬和怒苏两个部分，他们也分别自称为Anung-Nung（怒族阿侬“支系”）、Nusu-Nung（怒族怒苏“支系”）。阿侬承认与日旺在语言、文化上的同源性和相似性，但一方面拒绝承认自己是日旺人，另一方面又愿意接受日旺是Nung分支的说法。因为在阿侬人的族群概念中，①Nung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统称，已代表了一个克钦北部广为接受的族群范围（Nung及日旺、达鲁各部）；②阿侬各氏族群体非常具体而清晰的“自木古甲、古泉（Khopang）至葡萄”的迁徙史明确界定了阿侬与达鲁和日旺人的族际边界；③从族源传说来看达鲁、日旺人的先民源于Nung，或者说阿侬在族群亲缘关系上“长于”俅人（这一点阿侬精英们能够从族源及迁徙历史中隐约地感知到），即阿侬的群体辈分高于达鲁和日旺族群；④历史上（16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以前），阿侬的祖先，怒江木古甲的阿侬曾作为“俅官”保持与俅人（今独龙族）的“收贡”与“纳贡”关系并处于支配地位，受俅人的尊敬，而且在中国背景下阿侬处于更接近“中心”而俅人较为“边缘”的位置，族群心理上优越于俅人[29]；⑤越来越严重的阿侬日旺化和傈僳化现实使得阿侬精英们的担忧日益加深。至于为何阿侬没有被认定为一个单独的民族，阿侬精英们较温和地认为，是有关官员们在葡萄一带的考察中没有认真进行鉴别，因而没有“发现”阿侬人的存在，也或是因为阿侬人口较少。因此，用葡萄地区阿侬的说法，官方的“不尽责的行为”使他们成了一个“被遗忘”的民族（lost people）。与阿侬不同，怒苏人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迁往缅甸的移民，他们在观念上接受了中国民族建构的模式，承认“怒族四个组成部分”的格局，从怒苏的角度来看，认为怒族就是怒苏，因此在缅甸与阿侬的接触、合作甚至合并为“缅甸怒族”（Nung）都不存在障碍，他们与阿侬相互承认为怒族“支系”。由于怒苏在怒江是怒族四个部分中人口最多的（近14000人），因此人口较少的缅甸怒苏人更愿意得到其怒江同胞的支持。在缅甸背景下，缅甸“怒人”在Nung（怒）这一族称下进行族群重构并争取成为一个缅甸民族或克钦支系族群的愿望十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