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于宏大抒情模式的集体借用

社会、历史与个体生命之间的纠结常常会逼使个体生命做出种种不同的抉择，而在人类的社会里，这种抉择往往又会在语言的层面上获得其具有时限性的特殊表述，在前面的论述里，我们曾称此为“历史的修辞”——无论是赵孟的《送吴幼清南还序》还是吴澄的《别赵子昂序》其实都是这种具有历史性的修辞之一种。

相较于吴澄的《别赵子昂序》，赵孟的《送吴幼清南还序》是一篇更切近于作者主体感受的文字，而与稍显偏执的吴澄相比，赵孟的性格在东南文人群体中也更具有代表性，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按照《送吴幼清南还序》中所提供的思想情感线索去对东南文坛的状况做一简单的描述。虽然从历史传统的角度来看，赵氏在《南还序》中所讨论的“士之进退”的问题乃是一个并不新鲜的文化主题，但在事实上，宋元之际激烈的社会历史变革却无疑已经大大改变了陈述者与这个文化主题之间的现实关系，换而言之，现实的变化已经使得这一传统性的历史文化命题带上了一种崭新的“当下性”。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将看到这种发展中的“当下性”所带给东南诗坛的一系列变化。

至元十六年二月，宋元崖山海战，宋军战败，随后陆秀夫负幼帝投海；第二年，元军进据宋朝最南端的领土崖州；至元十九年二月，南宋抗战派的精神领袖文天祥因拒绝元廷招降而遇害于大都……这接连的事件紧锣密鼓地在数年之内连续发生，从逻辑上来讲，这显然会在那些掌握着知识与文化的士人们心中制造出一种空前的压力，因为他们与那个刚刚败亡的政权是如此息息相关——他们不出所料地做出反应，而这种反应又不出所料地在文学上产生结果，唯一令人微觉意外的是他们做出反应的方式。

在南宋众多的遗民当中不难找出极富气节的代表——他们不仅舍弃在新朝仕进的机会，而且毫不避讳地用种种激烈的方式来表达个人对于旧朝故国的忠诚与留恋，比如谢枋得的绝食而死[1]，比如谢翱的赋冬青与哭西台——对于这些典型的忠臣节士的种种行为，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将其确定为爱国性质，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它与对旧王朝的忠诚有关——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占绝大多数的非典型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定义他们的行为或把握他们的情感却要困难得多。此时的南宋遗民不仅已经在政治身份上分化成了形形色色的各种群体[2]，而且在情感归属上也变得更加飘忽不定：白珽最后终于在至元二十八年（1291）出任元朝的“太平路学正”[3]，这表明了他并不是一个坚决的与元廷对抗者，而与这种妥协者的身份相互映照的却是，白氏一直都是南宋遗民诗坛上最有声望的诗人之一[4]；赵孟在至元二十三年被程钜夫举荐入朝，虽然在其正式决定出仕之前戴表元等人曾作诗表示异议并进行阻拦，但在其出仕之后，戴表元以及周密等人却依然保持着和他的密切联系，而他们之间的感情也看不出有丝毫的变化[5]；备受周密抨击的方回虽然人品不高，又无气节，但在东南的文坛依然保持着近乎领袖的地位，他早年即为东南学子如戴表元等敬仰[6]，而在至元二十年（1283），他更完成了他彪炳诗坛的著作《瀛奎律的《松雪斋集》专请戴表元为其作序，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赵氏乃是视戴氏为知己的。髓》，其在诗坛的影响不仅在后代人眼里“不可因其人格而有所忽略”，而且即便在当时人的心目中，他的地位也没有因其在宋元之际的恶劣行径[7]有所动摇——这种种的事件似乎都表明了在南宋遗民群体之间流行的乃是一种极为混乱的价值观，而在同时，也没有任何一条绝对的标准可以割裂各个人群之间的现实的联系。

这种种混乱的关系在事实上模糊了国家兴亡与个人生活、情感之间的界限，使得它们最终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了一种具有互文性的相互表达，这种相互的说明、借用、提引构成了历史修辞的根本基础。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另一例子。

几乎就在赵孟受程钜夫举荐入朝的同时，两浙诗坛还在酝酿着一个后来在文学史上被广泛关注的事件，那就是月泉吟社的“春日田园杂兴”征咏活动。东南诗坛自南宋后，会、社林立，活动亦甚为频繁。然综观历次诗社活动，规模似乎没有哪次能超出此次之右。此次征咏于至元二十三年（丙戌）发起，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正月望日收卷，月终结局”，共收诗二千七百三十五卷，“选中二百八十名”，[8]其中有六十人的诗被刻入《月泉吟社》一书。虽然最终流传下来的诗较少，但其影响之大在东南则实属罕有，以至于直到明清两代仍有很多文人在笔记中对此津津道及。

关于此次征咏活动的缘起，方勇认为乃是“大批归隐士子”要“携起手来”，“共同抵御来自元廷征士的威胁”，并进一步论证道：

关于这点，我们还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找到佐证。其—，《月泉吟社》中第三十三名岳重的诗云：“此处农桑虽是僻，多情莺燕不赚村。倦眠芳草闲黄犊，静对幽花倒绿樽。见说弓旌方四出，欲更名姓掩衡门。”古代征聘，用弓招士，旌招大夫，后遂以弓旌作为延聘的代称。说明元廷的举措，极大地震惊了蛰居于田园的诗人，使他马上想到必须变更名姓，紧闭门户，作为防御的对策和措施。在此时此刻，他内心所升腾起的焦虑不安之情，无疑应该与吴渭相同的。所以，当他看到月泉吟社的征诗檄后，就立即抒发出了共同的心声。其二，月泉吟社诗人普遍流露出了对于元廷所施禄饵的鄙夷之情。如第三十八名龟潭朱释老云：“试问封侯万里客，何如守拙晋渊明。”又第五十六名……无论以芝麻小官还是以封侯相诱，我等仍一如既往，步武渊明……可见其皆为针对元廷征士举措而发是甚为明显的。其三，后人如王士禛等，对于月泉吟社诗人的名次排列是颇有微辞的，故其在《池北偶谈》中乃易第一名罗公福为第二十一名。但我们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吴渭等“考官”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不无别有用意的。因为罗公福劈头第一联就云：“老我无心出市朝，东风林壑自逍遥。”吴渭在《与罗公福》书中说：“种秧浇药，已朝市之无心；放犊听莺，更池塘之入梦。杼机自别，冠冕为宜。某心所甚欣，手之不释。”对于罗公福的诗作能开宗明义地揭示出吟社关于宁老死林壑也不乞禄于朝市的结盟宗旨，吴渭等人显然是欣喜异常的，故遂擢其为第一。其四，吴渭等以《春日田园杂兴》为征诗题目，也应该是别有用意的。因为只有像这样的题目，才适合于大批故宋遗民吟士的特殊身份，最能唤起他们从陶渊明逃官守拙、不事二姓的典型形象中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的确，在《月泉吟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诗人们纷纷以陶渊明自况，致使“陶渊明”的意象仅在诗歌和《回送诗赏札》中就出现了四十多次。[9]

月泉吟社征咏的目的乃是为了在集体的同声共气中求得一种群体性的理解和慰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否则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也不会如此精心地选择诗题并在如此大的范围内散发征诗启。但若称其是真的准备“携起手来”，“共同抵御元廷的征士的威胁”，则又似有用语过重之嫌。首先，既是准备“携起手来”，那么至少在逻辑上便已要求这参加征咏的二千余人该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关于这一点，前人已有所怀疑。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10]卷一：

隐学为象先子，世称蘖庵先生[11]。尝曰：谢皋羽之为人尚矣，然观其主月泉吟社之席，同社至二千余人。兹二千余人者，能保其无失行之士在其中？是则可以已而不已者也。以王炎午之末路尚有惭德，况彼二千余人者耶？

无论是按照杨钟羲所转述的高宇泰的说法，还是依照一般常识的推论，这参与征咏活动的数千人中，无论如何都应该存在着一些政治立场不甚坚定者——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此次征诗是否是一次主动的“携起手来”的“抵御”便值得进一步争论了。其次，方文中所举的第三十三名岳重的例子也存在一些问题。按所谓“岳重”者，实为了慧之字，所引之诗复见于《宋诗纪事》[12]卷九十三、《元诗纪事》[13]卷十五《释子》、及《四朝诗》[14]宋诗卷五十六，全文为：

平畴水绕径微分，小圃云深景不繁。此处农桑虽是僻，多情莺燕不嫌村。倦眠芳草闲黄犊，静对幽花倒绿尊。见说弓旌方四出，欲更名姓掩衡门。

《月泉吟社》“第三十三名岳重”条下原有小注：“武林九友会，宝觉寺僧了慧，字岳重。”[15]《元诗纪事》“了慧”条下亦有注曰：“字岳重，武林人。”则“岳重”的身份实为一释子。既已出家为释子，则即使元廷“弓旌四出”，亦使人怀疑他是否还有“更名姓、掩衡门”的必要。除此之外，当月泉吟社征咏之时，凡略有名气者皆用化名投稿，例如月泉吟社评为第一的“罗公福”即为连文凤的化名，而了慧径以字为名投稿，这似乎又反证了他本人在当时的名气并不是很大——既然了慧的名气并不大，那么这就很难使人相信他会拥有和赵孟、吴澄同样的被朝廷显宦举荐的命运。既然了慧多半并不会被荐举，那么，他的诗基本上就变成了一种在统一命题下的虚拟。证明这首诗乃是虚拟之作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诗中关于景物的记述：月泉吟社的这次征咏于丙戌（1286）的十月十五日发动，至“丁亥（1287）正月望日收卷”[16]，也就是说，如果有诗人要应征的话，那么他的主要创作期应该是在冬天——然而，就是在这样一首在冬天写就的诗里，我们却发现了“倦眠芳草闲黄犊”与“静对幽花倒绿尊”这样的场景，即便是我们可以假设13世纪的春季来得远较今天为早，我们也很难相信如上所述的场景竟会真实地出现在刚刚开始的春天里。[17]

而其他的例子，则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证伪：如果月泉吟社的征咏真的是一次针对元廷征士的具有针对性的集体防御，那么所举例证中的岳重的诗岂不是比罗公福的诗更有资格列为第一？因为它是如此明确地提到了朝廷的“弓旌四出”。至于“陶渊明”的意象，它的频繁出现并不能直接证明应征者们是如何地忠于故国或是坚于反抗——毕竟大多数的遗民诗人都没有以死殉国，而陶渊明虽然据说也曾有着“甲子不数义熙前”[18]之类的事迹，但其在本质上却并非是一个坚执的忠君者[19]，倘若要表达爱国思想，伯夷、叔齐之类的形象其实要远比他适合得多。在这一点上，笔者本人更倾向认为是“春日田园杂兴”这样的题目影响了陶氏作为文学意象（借用方文的说法）出现的次数，概而言之，是目的影响了择样率。

在上面的文字里，笔者表达了一些和方勇《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不同的看法。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是要推翻原文所得出根本结论。本书之所以征引原作，乃是因为原作代表的乃是一种如此典型的看法：原文的作者是站在宋代遗民的视角上来看待这次活动的，这一点正同于《宋诗纪事》以及《四朝诗》宋诗卷的编纂者们。因此，他们很容易将这次活动理解为是一次对于“新朝”的抗议。而事实上，一旦你改变一下在时间上的立足点，同一件事情往往又会在相反的方向上昭示出一个不同的意义。关于看待这次事件所应取的立足点，本书作者更倾向于《元诗纪事》作者的立场：它应该归属于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在宋元之际，还没有任何一个其他的文学事件能如此丰富地展示出一朝新诗所建立的基础。与此同时，本书作者亦深信，将此次征诗活动的参与者们理解为身份、思想立场各异的普通生命个体将比把他们视为有着共同政治立场的“同志”更能揭示出特定时代个人空间与群体空间以及群体空间与信仰空间之间所发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那么，在这广大的诗人群体中，流行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风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