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

中国学界对日本战后历史、政治与经济的研究极不均衡。由于发展对日贸易和学习借鉴日本经济发展经验的社会需求渐趋强烈，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以战后日本经济为研究对象的著述迭次出版，种类和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但相比较而言，对占领时期日本政治与历史的研究明显不足，对吉田茂战前战后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意识的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到目前为止，公开出版的以吉田茂为研究对象的著作更为稀缺，目前国内出版的相关著述仅有四部，有郑毅著《铁腕首相吉田茂》、《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29]，重点探讨吉田茂“重经济、轻军备”的治国方略、吉田茂政治思想体系的架构以及权力实施过程等；徐思伟著《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以其外交思想的渊源、外交政策的实施以及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为研究主线，作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吉田外交思想仍将制约着日本外交的基本走势。”^[30]边红彪著《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1906—1972》^[31]，认为吉田茂在青少年时代便接受了“忠君、对外扩张”的思想，其后的外交实践更加牢固地确立了侵略中国的外交思想。

吉田茂研究的相关论文大体上有：

殷燕军的《吉田書簡と台湾》^[32]，认为吉田书简的原稿是由杜勒斯提出，其中部分内容美台事先经过协商。

郑毅的《吉田茂の对華外交政策につぃて》，^[33]指出吉田时代因吉田书简而造成中日关系的断绝。今后，日本对于台湾问题采取何种外交政策，将成为中日关系的焦点问题。

郑毅的《战前日本的帝国意识研究——以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为中心》^[34]，指出吉田茂战前帝国意识的正式确立是以“对满政策之我见”为标志，吉田茂对华政策中的帝国意识的内核主要有：第一，帝国的正统继承意识；第二，帝国的扩张意识；第三，对华的蔑视心态；第四，帝国经营中的经济侵略意识；第五，独占中国东北的所谓“满洲意识”。

徐思伟的《第一次吉田内阁媾和及安保政策史论》^[35]，提出吉田内阁的性质是自由主义面目下的保守主义政治本质。

王新生的《吉田执政时期对华政策的政治过程》^[36]，认为吉田茂在美国占领下选择和美国结盟、优先发展经济的“吉田路线”，不失为一个较好的选择。但它却给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郑毅的《吉田茂与麦克阿瑟在占领时期的合作》^[37]，指出吉田茂和麦克阿瑟的特殊合作关系，对占领期日本社会乃至占领结束后日本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和本课题的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从目前来看并不多见。对吉田茂的对华政策中所体现出来的帝国意识的研究虽有涉及，但未作系统研究。

综观上述诸多研究成果的研究内容以及研究着重点之后，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的吉田茂研究，基本上是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对吉田茂治国政策和个人执政方式的研究，或者是对其某一项国策决定过程的史学分析与研究，各有精妙之处和真知灼见。也许是由于研究者的学术研究习惯或者是受研究方法、角度的限制，研究者对吉田茂作为战后日本传统保守主义政治家的政治思想领域虽有触及，但涉猎深度尚显不足。吉田茂在战后依然顽固地持有的帝国意识，在对外政策中其帝国意识表现为：日本仍必须维持在亚洲的领导权和指导作用，在冷战形势下可以依赖美国霸权的折射以支持日本在亚洲的大国地位，日本应当并能够担当西方阵营与中国大陆之间的“平衡者”的重要角色，并借此重建日本的亚洲领导地位。虽然有些研究成果中触及了这一问题，特别是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思考并进行专题性研究的成果尚属缺憾。本课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进行的一次有意义的探索和尝试，借助这样的视角进行研究，或许将有助于从更深层次了解和把握近代以来日本外交政策尤其是对华外交政策表象背后的深层次思维、意识等层面的真相与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