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本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吉田茂对华政策中所表现出来的帝国意识是其所处时代大日本帝国崛起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刚性意识，而在战败背景下这种帝国意识因时势而发生一定的改变，但其伸张帝国权益、维持亚洲领袖地位等核心理念并未改变，只是实现的手段、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而已。
吉田茂的帝国意识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帝国拯救意识、帝国改造意识、帝国重建意识。
帝国拯救意识：包括他在战时所提出的反对军部对美英开战论、早日媾和论、防止因战败而引起共产主义入侵论等。
帝国改造意识：包括在战争末期他提出的切除日本政治中的毒瘤军部势力、日本政治大清扫、维护国体、存续神道等理念。
帝国重建意识：在吉田执政时期提出的经济中心主义论、西式民主政治论、亚洲领袖观、对美结盟论、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系中的平衡者理念等。特别是他所持有的帝国经营理念是贯穿战前战后两个时代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诸多学者所提出的所谓“商人式国际政治观”问题，具体表现在外交层面就是与英美协调外交（战前）、与美国结盟外交（战后）；对华政策层面表现在与英美协调的前提下独占中国大陆（战前对华强硬外交），到战后重新评估中国大陆，在取得美国同意的前提下由日本作为西方国家的代表保持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从而达到控制中国大陆市场与资源的目的。
这种帝国意识支配下的对华政策具体表现为如下几方面：
（1）战败后的日本应该重新审视新中国的世界地位；
（2）战后日本在中国问题上的应对策略；
（3）对中苏同盟的另类分析、认识；
（4）中国大陆市场对战后日本经济复兴的价值；
（5）对红色中国的恐惧和对共产主义的仇视态度等。
通过对吉田茂帝国意识的梳理，探讨吉田内阁对华政策的成因及过程。作为战后任职达7年之久的首相，吉田茂的个人政治理念最终是以其治国政策体现出来的，尤其是外交官出身的他在外交领域的吉田色彩尤为浓厚，而吉田内阁的对华政策是在片面媾和这一特殊背景下形成的，因此战后初期日本对华政策形成过程中受制约的影响因素颇为复杂，本书主要是侧重研究执政者本人的帝国意识与其内阁对华政策形成的互动过程。探讨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中所蕴含的国家利益、战略平衡和亚洲领袖意识等内容。
在本书的实际研究中，笔者努力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
第一，本书研究的资料运用
从史学角度而言，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史料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研究的科学性。所谓“史料的真实性”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的记录是正确的；其二，对这些记录的理解是正确的。自古以来，中西史学家都高度重视史料的考证与运用。在中国，产生了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在西方，产生了以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史学流派。一般来说，史料主要包括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38]。
文献史料是进行历史研究的基本前提，但是，历史研究却不是文献史料的简单堆砌。不同的人对史料有不同的诠释目的和诠释方法。
仔细推敲著者的心态、笔法、思想观念乃至个人情感，在多大程度上映射于文献史料的记述和研究之中。尽可能地剔除这些因素的影响，在科学和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对文献史料的再认识，从而最大限度地接近史料的真实。
本书的研究，在资料方面主要是侧重于文献资料。
言为心声。人物的思想、理念往往会以语言、政论的方式表现出来。而政治行动又是验证其思想、理念的客观尺度。
吉田茂在战后日本政治人物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善于和喜欢表达自己政治理念和政治观点的政治家。在他从政期间多以私人信函的方式来表述自己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退出政治舞台后又在大矶执笔完成了多部政论集和从政回忆录。笔者查阅了目前国内已公开出版的相关中文资料；又利用两次赴日访学、合作研究之契机，在日本法政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处搜集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相关日文资料，这些资料奠定了持续多年进行这项课题研究的资料基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9]
充分占有第一手原始材料，是进行客观性研究的前提和条件，资料的缺失往往会导致产生错误的分析和有失公允的研究结论。当然，对于材料的鉴别和使用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内田健三就将“言语刻薄、信口开河”[40]的语言风格，看成是吉田茂的政治魅力之一，这种评价也是日本舆论界和知识界的共识。政治人物的言论，有些往往是迎合某种政治需要而发出的错误信息，其所言所论并不一定完全是真实思想观念的镜像，尤其是回忆录之类的资料更应慎重对待。因为人类都有自私和虚荣的天性，“为尊者讳、为己讳”的写作意图，在这类资料中最容易显露。不过，辩证地分析和看待这类资料也是进行学术研究所必要的。
作者的政治思想、政治理念以及对外政策会流露在笔下，浸透在字里行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想家的著述可以说是真实哲学思辨与政治理念的真实镜像，而政治人物的著述无疑需要一个验证和分析的过程。
笔者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在选择吉田茂这样一位政治人物的对华政策作为研究对象时，既充分发掘和占有研究客体的个人著述和政治言论，同时更注重考察其付诸实践的政治行动。当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相一致时，我们可以认定其政治理念与政治行动之间内在的联系，以确保研究分析的客观与真实。
本书的研究，在资料方面就是采取了这样一种甄别原则，研究客体的政论著述和众多各国学者的多层面研究结果相互印证，以期实现能从政治思想、政策理念等角度，客观地还原政治人物的真实一面。
社会科学的诸学科固然有各自的学科体系和特殊性的差异存在，但在研究资料翔实、可信的基础上，在科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进行客观公正的学术研究，这一点对于各学科都是相同的。
第二，本书研究方法
对政治人物外交政策、思想的研究，不同于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
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主要借鉴理论研究与实证性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方法，对战前战后日本传统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吉田茂的对华政策加以分析与研究。
在研究具体问题时，也可以说在本书的研究过程中，要采用“鸟瞰”和“虫眼”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所谓“鸟瞰”就是要以宏观的眼界从整体上把握具体问题，确保把研究客体放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去考评。正如经典作家列宁所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1]同时，考虑到本书属于基础性研究而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理论研究，因此，在研究过程中也需要细致、翔实的微观研究，也就是要有所谓的“虫眼”。对研究客体的具体政治行动中所展现出的政治理念，进行必要的积累和梳理，从中发现其内在的规律性的东西，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观国内外研究现状，基本上是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重视对吉田茂治国政策和个人执政方式的研究，或者是对其某一项国策决定过程的史学分析与研究。研究者虽然对吉田茂的帝国意识及其主导下的国内政治给予了一定的注意，但研究仍不充分，吉田在战后依然顽固地保持着日本帝国意识。由于研究客体的特殊历史位置，其帝国意识在日本政界有很大的代表性，尤其是日本保守政治人物大多持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这种理念左右下的对华政策，在战后中日关系中曾发挥过重大影响，至今在日本对华政策中仍可寻觅出吉田茂政治意识与理念的踪迹，这也正是本书研究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所在。
本书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
第一，吉田茂的帝国意识充分地体现在其内阁的对华政策中，这种对华政策的核心外交理念是最大限度地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
第二，在承认美国为西方阵营领袖的前提下，希望日本成为中国与西方阵营间的平衡者，以达到用和平的方式重新确立日本在亚洲领袖地位的目的，从而改变日本战败国的国际地位。对于吉田茂的帝国意识层面进行系统剖析、研究，在对日占领史研究领域具有某种开创性研究的学术价值。尤其是以此为切入点可以探究战后日本政治人物所普遍具有的这种帝国意识，对捕捉日本对华政策的动向具有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日］猪木正道著：『評伝吉田茂』下册，読売新聞社1981年版，第429页。
[2] ［日］猪木正道著：《吉田茂传》上册，吴杰等译，“译者的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3] ［日］孙崎享著：『戦後史の正体（1945—2012）』，创元社2012年版。
[4] 同上书，第45页。
[5] 同上书，第44页。
[6] ［日］大岳秀夫著：『アデナウアーと吉田茂』，中央公論社1986年版。
[7] ［日］大岳秀夫著：『二つの戦後·ドイツと日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2年版。
[8] ［日］村川一郎著：『ダレスと吉田茂』，国書刊行会1991年版。
[9] ［美］理查德·B.费因著：『マッカーサーと吉田茂』，同文書院1993年版。
[10] 同上书，第17页。
[11] ［日］原彬久著：『吉田茂——尊皇の政治家』，岩波書店2005年版。
[12] ［日］大塚高正著：『外交と日本国憲法：吉田茂の研究』，東京文真堂1992年版。
[13] ［日］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日本評論社1985年版。
[14] ［日］近代日本研究会編：『近代日本研究·16·戦後外交の形成』，山川出版社1994年版。
[15] ［日］内山正熊著：『霞ヶ関正統外交の成立』，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1965年版。
[16] ［日］北川胜彦、平田雅博編：『帝国意識の解剖学』，世界思想社1999年版，第1页。
[17] 同上书，第13页。
[18] ［日］安藤彦太郎著：『日本人の中国観』，劲草書房1971年版；［日］平野义太郎著：『大アジア主義の歴史の基础』，河出書房1945年版；［日］河原宏著：『近代日本のアジア認識』，第三文明社1976年版；［日］佐藤誠三郎著：『日本の対外態度』，東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版；［日］芝原拓自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観』，岩波書店1988年版。
[19] ［日］野村浩一著：《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中文版序。
[20] ［日］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日本評論社1985年版，第141页。
[21] ［日］袖井林二郎編：『世界史のなかの日本占領』，日本評論社1985年版。
[22] ［美］约翰·道尔著：『吉田茂とその時代』上册，［日］大窪愿二訳，中央公論社1991年版，第17页。
[23] 同上书，第7页。
[24] ［美］约翰·W.道尔著：《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胡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548页。
[25] ［日］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冷戦——その虚像と実像』，［日］天川晃訳，有斐閣1975年版。
[26] 黄自进著：《〈和平宪法〉下的日本重建（1945—1960）》，“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亚太区域研究专题中心2009年版，第2页。
[27] 戴振丰著：《吉田茂与战后日本对华政策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论文2009年6月。
[28] 何思慎著：《摆荡在两岸之间：战后日本对华政策（1945—1997）》，台北东大发行1999年版；林金茎著：《战后中日关系与国际法》，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7年版；杨志辉：《吉田书简的再探讨——战后日本外交的出发》，早稻田大学博士论文2002年；张启雄：《美国战略布局下的台湾归属问题——以中日和约的签订过程为焦点》，《近代中国》第148期，2002年4月。
[29] 郑毅著：《铁腕首相吉田茂》，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2009年第2版；郑毅著：《破解困局的智慧——吉田茂政治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
[30] 徐思伟著：《吉田茂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1] 边红彪著：《吉田茂对华外交思想1906—197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前言第13页。
[32] ［日］日本国際政治学会編：『国際政治』第110号，『エスニシティとＥＵ』1995年10月。
[33] ［日］『法政大学研究紀要』，1998年总第7号。
[34] 郑毅：《战前日本的帝国意识研究——以吉田茂的〈对满政策之我见〉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
[35]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研究论集》4，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6] 《日本学刊》1996年第1期。
[37] 《世界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5期。
[38] 关于史料的分类，有不同的理解：此处依据梁启超先生把史料分为文字史料和非文字史料两类，详见《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39] 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217页。
[40] ［日］内田健三著：『戦後宰相論』，文藝春秋社1994年版，第108页。
[41] 列宁著：《评经济浪漫主义》（1897年春），《列宁全集》第二卷，第150页。